自证价值总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仿佛不能说明自己的有用，就失掉了存在资格。
　　若这“有用”和某种特定标准，比如收入和效益挂了勾，就不免要被拿去衡量，面临被淘汰、消失、改造的危险。
　　今天的文科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处境。这是近日央行工作论文的一句话能掀起那么大波澜的基本背景。

分科出于后发国家迅速现代化的需要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种因果关系根本不成立，至少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它成立。
　　恰恰相反，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笑宇的观察，实行文理分科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面临现代化的教育资源非常不足的问题，为了降低教育成本，集中培养理工科的人才，才实行分科教育。
　　举例来说，英国这样的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早发国家，教育走的是大综合路线，而包括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在内一些曾是英联邦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虽然学的也是英式教育，但同时也实行文理分科。
　　可同样是在东南亚，同样是文理分科，这几个国家发展程度相差不小，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停滞在1万～1.2万美元左右，算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照此标准，只有马来西亚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新加坡早就是高收入国家了，越南、菲律宾、泰国、缅甸、柬埔寨等主要东南亚国家都还没有爬上中等收入的门槛。
　　而且由于这几个国家内部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的异质性很强，要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科生之间建立相关关系尚且困难，要建立因果关系，更是无从谈起。
　　如此来看，央行报告中“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的说法实在失之草率。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笑宇的观察，实行文理分科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面临现代化的教育资源非常不足的问题，为了降低教育成本，集中培养理工科的人才，才實行分科教育。

　　并且，这个观点实在和我们感受到的社会对理科的重视的实际经验不符。其实，从中国文理分科的历史来看，分科的目的首先是把“理”分出来，确立理科的重要地位。我们或许都能亲身感知分科是怎么回事，但不一定知道，中国的分科，从清末就开始了。这个时间点不是巧合。
　　1909年，清政府核准实行《变通中学课堂分为文科实科折》，在国家教育中进行分科。
　　最初的分科教育方案，学的是德国，分为“文科”和“实科”两科，注意，实科是为培养工、农、商业方面的实用人才而设。这与古代教授“词章之学”的书院已经判然两别，有了现代学校制度的影子。
　　民国之后颁布的效仿德国“成法”的《特定教育纲要》中，同样明确说明“中学校分为文科、实科，以期专精深造”。意思是，教育的方向要专业化、讲求实用。
　　1922年确定下来的“壬戌学制”，在中国教育史上比较重要，中学教育在这次改革中大体定了型，不仅中学被分为初、高两级，高中也被分为两组，第一组重文科和社会科学，第二组重数学和自然科学。
　　此后的民国，虽然经历了分科的两次反复，甚至一度长达十一年地取消了文理分科，但总体看来，其他大部分时间里，中学教育贯彻了分科思路。
　　至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体制全面效仿苏联，各学科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规范，大学率先在1952年进行了院系调整，1954年开始文理分科高考，此后，文理分科就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此时的文理分科体系是为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要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对理工科人才的培养变得格外迫切。
　　这与东南亚国家虽然学的是英式教育，但仍坚持文理分科的道理有相同之处。文理分科本身就代表了对理工科人才的重视。所以，所谓“文科生太多”如果真有其事的话，反倒可能是经济已经停滞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如张笑宇推测的，经济停滞后，报考理工科的工作可能会减少，社会没有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所以大家采取报考文科。

文北大，理清华

　　文理分科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确会形成人才风格和思维方式的巨大不同。在中国，没有比北大和清华更好的例子了。如今漫步于两校校园，清华的严谨整齐和北大的自由气氛，浸润各处，依然能感受得到。
　　究起源，北京大学由戊戌变法的“新政”成果—京师大学堂而来，不仅顶着“国字头”，校长蔡元培主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几乎成了一面中国知识人的精神旗帜，近代，北大学生深度参与社会运动，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政治意识；
　　清华由庚子赔款而来，较为纯正的美式教育，注重教育的专业化和标准化，教授、学生留洋比例高，学生的平均水准也在其他高校之上。
　　两校这种鲜明而不同的气质特征，在民国时即已形成，但又依然保持着综合性大学的理念和建制。
　　如清华就不仅有耀眼的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还不乏哲学家冯友兰、经济学家陈岱孙、语言学家王力、社会学家潘光旦等学术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还是来自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的建议。
　　民国时期，清华的课程整体以专业化著称，1939年民国教育部曾着手制定官方课程表，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课程改革取向，裁剪了不少被认为“多余”的课程，其他学校反弹甚烈，清华的反对声并不明显，因为新修的必修科目与清华之前的课程相差不多。
　　但这种职业化的取向还是遭到了一些清华教授的反对，朱自清和潘光旦都主张大学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而应该注重通才，以便学生将来成为其领域的组织者，而不只是有一艺之专的匠人。 　　这也是执掌清华时间最久的校长梅贻琦的教育理念。战时动荡，国家对听话的理工人需求迫切，但梅贻琦却认为“工程学科与其专精无宜于普训”，重视各科基础，虽然他本人毕业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
　　在梅贻琦于1948年离开清华后，这座学府曾长达四年并无校长，直到蒋南翔的到任，这时也正逢全国院系调整时期。
　　1952年的院系调整，不仅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节点，也改变了清华、北大的发展方向，“文北大、理清华”的印象，从此定型。
　　蒋南翔校长本是清华中文系的毕业生，但在他的任上，配合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工作，清华只保留了建筑工程系、土木工程系、水利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动力工程系、电机工程系、无线电工程系和石油工程系，成为“又红又专”的工科学校，培养“听话，出活”的学生。

文理分科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确会形成人才风格和思维方式的巨大不同。在中国，没有比北大和清华更好的例子了。

　　蒋南翔校长的教育思路也深刻影响了一代清华人。
　　曾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和中联部副部长等职的艾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出生在清华园。我们小时候，清华校长蒋南翔给我们‘设计’的人生道路就是：在清华园里上幼儿园、上附小、上附中、上大学，最后当一个红色工程师。”
　　清华那句著名的“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也来自蒋校长曾在全校会议上说“我们每个同学都要争取毕业后工作50年”。
　　在院系调整后，“新北大”也诞生了，它接收了清华的文理法三大学院，人文社科独步全国。同时，北大礼聘苏联专家，重新修订课程，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对各学科进行重新评估，并且按照马克思经典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设计自己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
　　以北大、清华两校为典型，各高校的学科体系基本上被调整为这种高度任务指向的、需求明确的计划体制的一部分，严丝合缝地配合着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需要，直到改革开放。
　　一种对文科理科的对比是这样的：理科追求确定性，长于解决问题；文科保持开放，长于澄清问题。你身边的北大人或者清华人身上，是不是也有这种对比的影子？

没有任何学科应该被随意轻视

　　当然，如果今日再来对北大学生讲“北大是文科学校”，或对清华学生講“清华是理工科学校”，恐怕两校学生都不能同意。
　　计划体制下深度割裂的教育分科已经不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需要，如今的教育者，比起建国初，也能更从容地理解教育，意识到学科的分类只是为了教学的方便，并不能完整反映知识之间的深刻关联。
　　在一波波的教育改革中，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一些专业被取消，或得到调整，适应社会需要的一些新学科得以设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
　　但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育思路、课程设置、教学方案、社会观念，还并没有完全扭转，大学里的专业设置和社会的真实需要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可以说，人们对一些专业，尤其是文科专业的误解，主要还是这种脱节造成的。
　　的确，家长和学生的误解来自真实的困境，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疑惑：

　　如果许多家庭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积蓄，供子读书，好不容易送孩子考上大学，最后竟然学无所获，甚至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么是谁之过？
　　如果一个社会里相当一部分人所从事的职业和自己的学业积累毫无关系，是不是意味着社会资源和宝贵人生的浪费？
　　如果一个人努力半生，搞好学业，最后竟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学，为什么而活着，无法承受生命之轻，又是不是教育出了一点问题？
　　如果学习人文专业的人，学成归来，竟然只是积累了一堆知识，或固化了狭隘的偏见，而并没有对社会人生的通达理解，也无价值关怀、情感温度，是否人文教育的方向偏了呢？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文科需要被重新理解和重视，文科教育也要做出适当的调适。

面对我们日益陌生的资本和技术打造的“新世界”，两种思维方式的割裂，可能会成为人类最致命的弱点。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文理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两者的界限并未根本打破。今天讨论文科的价值，不是要用文科去压倒理科，其实是要讨论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割裂是不是已经无法让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学者已经有一些反思。比如，学者赵鼎新是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来转攻社会学。他反思之后就认为，自己学社会学之后，破除掉的思维是理科学者的系统思维。在他看来，工程师看社会的方法是有局限性，因为社会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而且社会发展的方向很多时候都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
　　两种思维方式的对话和相互校正，过去不是没有过，但远远不够。面对我们日益陌生的资本和技术打造的“新世界”，两种思维方式的割裂，可能会成为人类最致命的弱点。
　　没有一门学科可以被随意轻视，文科当然也是如此，德国诗人海涅对此作了极好的表达：不要小看坐在书斋里的思想家，也不要把他们当做从事轻微工作的学究。如果没有康德先砍掉上帝在人间的代理神学家的脑袋，就没有罗伯斯庇尔砍掉国王的脑袋。哲学家绝不是无害的咬文嚼字的人，而是一股巨大的或善或恶的力量。
　　这个世界上，除了事实问题和逻辑问题，还有一类问题是没有确切答案的，或许文科不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但是忽视文科的思考和关怀，却有可能造成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
　　上个世纪的教训已经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