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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东人来说，老龄化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对占户籍人口30%的如东老人来说，养老问题正在困扰着他们和后代。
低生育率带来的养老困境
在江苏南通的如东县，作为外来者，当你一坐上出租车，司机就会忙不迭地告诉你：“我们这里没有夜生活。”他有点迫不及待地希望以此来满足一个外来者对如东的所有想象。
2015年11月7日，周六晚上的8点，如东县城最繁华的购物地带三元世纪城，确实已经看不到太多市民的踪影了。
对于如东人来说，老龄化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
穿过三元世纪城，往东走有一条漆黑的巷子，大多是破败的商店和老住宅，唯一的一点光亮来自“92 coffee”的蓝色灯箱，这灯箱也因为雨后大雾显得模糊不清。
老板徐飞一边喝着拿铁咖啡，一边说：“我当然也想要第二个孩子。”
作为上世纪70年代在如东出生的独生子女，徐飞在成长过程中时常感到寂寞。现在，他有一个正在上初中的女儿，他害怕女儿和他有相同的感受。
据统计，如东户籍人口约104万，60岁以上人口接近30%，65岁以上人口约占20%。截至2014年底，这两个指标在全国范围内的统计数据分别为15.5%和10.1%。
早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如东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17年。从1997年开始，如东连续17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如果说逐渐放开的二孩政策意在补救老龄化危机的话，在如东，这项补救措施的推进则显得困难。2013年，如东县卫计委对全县符合二孩政策的2.8万对夫妇进行调查，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仅有11.6%。即便这样，根据知乎用户chenqin的统计与分析，对于生育行为来说，从“意愿”到“行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上一代人的“不敢”生二孩来自政策压力，这一代人的“不敢”则更多是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徐飞的朋友陈鹏洲看来，如东人已经习惯了从“四个养两个”到“六个养一个”的生活状态，所有人都在尽全力把一切最好的给小孩。他的小孩三岁，除去在托儿所的费用，每个月必要的花费在1000元以上，这在人均工资3000元的如东县，算是不小的压力。
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的一个月，陈鹏洲的第二个小孩将出生，他为此感到很兴奋。想象自己三岁的儿子将有一个新伙伴，也可以弥补他和妻子因为工作太忙不能时刻陪伴小孩的愧疚。
刘李平是个90后，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回到如东双甸镇的一所小学教书。在他的印象中，与他同龄的人有很多和他一样，名字里综合了父亲和母亲的姓，或许希望可以以此稍减轻两个家族的矛盾。
刘李平的同事陈娟，刚刚生下第二个小孩，是在父亲病重期间。她感到，作为独生子女需要背负巨大的养老压力，为了自己的儿子往后的负担不那么重，她下定决心生二孩，即便这可能导致两个孩子都没能有那么好的物质条件。她的孩子分别有两个爷爷、两个奶奶，他们被称为“东爷爷”“东奶奶”，另一对则是“西爷爷”“西奶奶”，分别住在小镇的东部和西部。与她类似的是，邻居家的小孩，还有“南爷爷”和“北奶奶”。她让第二个孩子随自己姓，以满足父亲希望孙辈的名字也能写上族谱的愿望。
陈娟告诉记者，在当地，有一对夫妻，分别姓王和姓朱，两人因为孩子的姓氏争执不休，最终，孩子在户口本上的姓氏为“珠”。
银发世界的夕阳景象
两年前，75岁的如东人朱才刚死在出租房里，一个星期之后才被房东发现。人们并不为此感到惊讶，甚至顺理成章地接受这个事实，“他的儿女又不在，后事还是他前妻操办的”。
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现实与愿望的落差，给如东人带来了巨大的不适。老年人在忧虑传承问题的同时，养老问题也在困扰着他们和后代。
走在小镇的主要街道上，几乎看不见年轻人的身影。刘李平是为数不多的回到如东来发展的年轻人。
在刘李平的观察里，每天放学接送孩子的都是爷爷奶奶，当地的初中已经转移给不断在合并的小学使用，而原本的小学和职业技术学校都被空置起来，偶有居民晒晒粮食。农田里，都是形单影只的老人在劳作。
走完整条街道，最多的是寿衣店和电动车店。几乎每隔两分钟，就有一位骑着电动车的60岁以上老人从你身边经过。
南通市曾在2012年6月提出，到2015年，基本形成“9073”养老服务格局，即在全市老年人口中，90%的老年人由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这也是如东县解决养老问题的基本思路。
“养老行业有发展前途”
2001年，夏建荣在如东县城开了一家旅店，希望依靠旅游业和从农村来县城“漂泊”的青壮年形成自己的生意，迎接她的却是可想而知的现实。她望着那些空出来的床位，绞尽脑汁。充满戏剧性的是，这个本来给年轻人的空间最后变成了一家私人养老院。
在白纸上写了广告贴在街上，七八天过后，有了第一笔生意，一个小老头一来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大便拉在身上。那一年夏建荣30岁，差点没哭出来。14年后，用她的话说是：“这个工作太难了，几十年如一日，用爱心、耐心、决心去面对这些老人。”
夏建荣的私人养老院，十几年来来回回住了几百个老人。2011年，她把养老院从那个小旅馆搬回她家的三层小楼房，设置了30多张床位。她和丈夫全职照顾老人，老人中年龄最小的75岁，最大的102岁。“有一些是婆媳关系不好，有一些是子女太忙了，所以把老人送到我这儿来”。她说，一个普通老人每个月收费1200元，她的利润只有300元。如果有相对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者瘫痪的话，费用要到2000元一个月。
2010年，从如东出来的“富豪”王玉新出资建立了江苏省第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院——宾山（医院）养老公寓，是当地职工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单位。一栋五层的大楼，一、二楼接受普通大众就医，三楼到五楼专供养老，有320张床位。
“养老不赚钱，做好了不会亏本，但医疗能赚钱。只要把公寓维持起来，这一块的病员就稳定了，这就是‘养老带动医疗，医疗促进养老’。”宾山养老公寓主任刘建红说。
即便有政府和资金的支持，宾山养老公寓的状况也并非那么理想。在如东，子女把老人送进养老院会被认为不孝。当地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老伴去世后，他想要入住宾山公寓，却被儿媳大骂：“我们哪里对你不好了吗？为什么要让我们出洋相？”
刘建红对进养老院养老的方式很认可，她认为人们不必再强调过去那种传统的“孝”，老人觉得好才是真正的“孝”。相反，她觉得家庭养老很不现实，尤其是在农村，没有老人希望自己的孩子仍然留在家里。
作为独生子女，80后陈鹏洲承认自己和妻子面临着养老和培育小孩的双重压力。他不希望未来他的孩子们需要面临养老压力。“我不会让我儿子给我养老。”陈鹏洲说。
“那怎么办呢？”
“我希望国家会有发展，能解决这个问题。”陈鹏洲答得很认真。
（摘自《南都周刊》2016年第1期）
低生育率带来的养老困境
在江苏南通的如东县，作为外来者，当你一坐上出租车，司机就会忙不迭地告诉你：“我们这里没有夜生活。”他有点迫不及待地希望以此来满足一个外来者对如东的所有想象。
2015年11月7日，周六晚上的8点，如东县城最繁华的购物地带三元世纪城，确实已经看不到太多市民的踪影了。
对于如东人来说，老龄化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
穿过三元世纪城，往东走有一条漆黑的巷子，大多是破败的商店和老住宅，唯一的一点光亮来自“92 coffee”的蓝色灯箱，这灯箱也因为雨后大雾显得模糊不清。
老板徐飞一边喝着拿铁咖啡，一边说：“我当然也想要第二个孩子。”
作为上世纪70年代在如东出生的独生子女，徐飞在成长过程中时常感到寂寞。现在，他有一个正在上初中的女儿，他害怕女儿和他有相同的感受。
据统计，如东户籍人口约104万，60岁以上人口接近30%，65岁以上人口约占20%。截至2014年底，这两个指标在全国范围内的统计数据分别为15.5%和10.1%。
早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如东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17年。从1997年开始，如东连续17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如果说逐渐放开的二孩政策意在补救老龄化危机的话，在如东，这项补救措施的推进则显得困难。2013年，如东县卫计委对全县符合二孩政策的2.8万对夫妇进行调查，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仅有11.6%。即便这样，根据知乎用户chenqin的统计与分析，对于生育行为来说，从“意愿”到“行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上一代人的“不敢”生二孩来自政策压力，这一代人的“不敢”则更多是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徐飞的朋友陈鹏洲看来，如东人已经习惯了从“四个养两个”到“六个养一个”的生活状态，所有人都在尽全力把一切最好的给小孩。他的小孩三岁，除去在托儿所的费用，每个月必要的花费在1000元以上，这在人均工资3000元的如东县，算是不小的压力。
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的一个月，陈鹏洲的第二个小孩将出生，他为此感到很兴奋。想象自己三岁的儿子将有一个新伙伴，也可以弥补他和妻子因为工作太忙不能时刻陪伴小孩的愧疚。
刘李平是个90后，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回到如东双甸镇的一所小学教书。在他的印象中，与他同龄的人有很多和他一样，名字里综合了父亲和母亲的姓，或许希望可以以此稍减轻两个家族的矛盾。
刘李平的同事陈娟，刚刚生下第二个小孩，是在父亲病重期间。她感到，作为独生子女需要背负巨大的养老压力，为了自己的儿子往后的负担不那么重，她下定决心生二孩，即便这可能导致两个孩子都没能有那么好的物质条件。她的孩子分别有两个爷爷、两个奶奶，他们被称为“东爷爷”“东奶奶”，另一对则是“西爷爷”“西奶奶”，分别住在小镇的东部和西部。与她类似的是，邻居家的小孩，还有“南爷爷”和“北奶奶”。她让第二个孩子随自己姓，以满足父亲希望孙辈的名字也能写上族谱的愿望。
陈娟告诉记者，在当地，有一对夫妻，分别姓王和姓朱，两人因为孩子的姓氏争执不休，最终，孩子在户口本上的姓氏为“珠”。
银发世界的夕阳景象
两年前，75岁的如东人朱才刚死在出租房里，一个星期之后才被房东发现。人们并不为此感到惊讶，甚至顺理成章地接受这个事实，“他的儿女又不在，后事还是他前妻操办的”。
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现实与愿望的落差，给如东人带来了巨大的不适。老年人在忧虑传承问题的同时，养老问题也在困扰着他们和后代。
走在小镇的主要街道上，几乎看不见年轻人的身影。刘李平是为数不多的回到如东来发展的年轻人。
在刘李平的观察里，每天放学接送孩子的都是爷爷奶奶，当地的初中已经转移给不断在合并的小学使用，而原本的小学和职业技术学校都被空置起来，偶有居民晒晒粮食。农田里，都是形单影只的老人在劳作。
走完整条街道，最多的是寿衣店和电动车店。几乎每隔两分钟，就有一位骑着电动车的60岁以上老人从你身边经过。
南通市曾在2012年6月提出，到2015年，基本形成“9073”养老服务格局，即在全市老年人口中，90%的老年人由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这也是如东县解决养老问题的基本思路。
“养老行业有发展前途”
2001年，夏建荣在如东县城开了一家旅店，希望依靠旅游业和从农村来县城“漂泊”的青壮年形成自己的生意，迎接她的却是可想而知的现实。她望着那些空出来的床位，绞尽脑汁。充满戏剧性的是，这个本来给年轻人的空间最后变成了一家私人养老院。
在白纸上写了广告贴在街上，七八天过后，有了第一笔生意，一个小老头一来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大便拉在身上。那一年夏建荣30岁，差点没哭出来。14年后，用她的话说是：“这个工作太难了，几十年如一日，用爱心、耐心、决心去面对这些老人。”
夏建荣的私人养老院，十几年来来回回住了几百个老人。2011年，她把养老院从那个小旅馆搬回她家的三层小楼房，设置了30多张床位。她和丈夫全职照顾老人，老人中年龄最小的75岁，最大的102岁。“有一些是婆媳关系不好，有一些是子女太忙了，所以把老人送到我这儿来”。她说，一个普通老人每个月收费1200元，她的利润只有300元。如果有相对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者瘫痪的话，费用要到2000元一个月。
2010年，从如东出来的“富豪”王玉新出资建立了江苏省第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院——宾山（医院）养老公寓，是当地职工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单位。一栋五层的大楼，一、二楼接受普通大众就医，三楼到五楼专供养老，有320张床位。
“养老不赚钱，做好了不会亏本，但医疗能赚钱。只要把公寓维持起来，这一块的病员就稳定了，这就是‘养老带动医疗，医疗促进养老’。”宾山养老公寓主任刘建红说。
即便有政府和资金的支持，宾山养老公寓的状况也并非那么理想。在如东，子女把老人送进养老院会被认为不孝。当地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老伴去世后，他想要入住宾山公寓，却被儿媳大骂：“我们哪里对你不好了吗？为什么要让我们出洋相？”
刘建红对进养老院养老的方式很认可，她认为人们不必再强调过去那种传统的“孝”，老人觉得好才是真正的“孝”。相反，她觉得家庭养老很不现实，尤其是在农村，没有老人希望自己的孩子仍然留在家里。
作为独生子女，80后陈鹏洲承认自己和妻子面临着养老和培育小孩的双重压力。他不希望未来他的孩子们需要面临养老压力。“我不会让我儿子给我养老。”陈鹏洲说。
“那怎么办呢？”
“我希望国家会有发展，能解决这个问题。”陈鹏洲答得很认真。
（摘自《南都周刊》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