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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诗记事校笺》载“元稹作子美墓铭，叙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杜甫作为盛唐时期的大诗人，不仅于律诗方面有集大成的地位与成就，结束了古体诗统治诗坛的格局，而且杜甫所采取的对前代诗人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态度，使得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体现了盛唐时代集大成的艺术成就和杜甫本身的“才有所总萃”形象。
关键词：杜甫；律诗；集大成
一、从律诗看杜甫的“才有所总萃”形象
近体诗（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七绝）是在唐代确立并成熟的新体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成熟的标志，其中五言、七言绝句出现的较早（唐以前），而律化是在唐以后。律诗一般包括五律、七律、五排、七排，其中尤其是五律和七律，在唐以后成了诗歌中的主要诗体。据统计，《全唐诗》中的五律和七律诗占据总数的39.15%。杜甫在唐代是写律诗最多的一位，根据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中统计，其律诗创作的总量有916首，占其诗总量1458首的62.14%。葛景春先生在《唐诗成熟的标志——论杜甫律诗的成就》中指出，杜甫律诗的数量，差不多是盛唐诗人的总和，他的七律的数量，比初、盛唐七律的总数还要多。不仅如此，从质量上来说，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认为其五律诗“千古以还，一人而已”；钱良择在《唐音审体·律诗七言四韵论》中认为其七律亦是“上下百余年，止少陵一人而已”。排律更是被元稹赞为“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也就是说，通过前人的评价来看，杜甫的律诗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称得上是古今第一。
二、“才有所总萃”形象下的杜甫诗风
杜甫是盛唐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集大成者。从他的家学渊源和“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的理念来看，他对前代诗人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态度，反映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多样的诗风。杜甫生长于一个奉行儒家思想的家庭，从其十三世祖杜预到其祖父审言，秉承着“奉儒守官”（《进雕赋表》）和“立功立言”的信条，所以杜诗体现出更多是“凝练深沉、波澜老成”。但是他的诗凝炼但不艰涩，老成而又能时时出新让人眼前一亮，往往也体现出其慷慨任气、颇似李白豪迈的一面来。如《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中“鲸鱼跋浪沧溟开”；《同谷县歌》中“悲风为我从天来”。《醉时歌》中的“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则体现出其慷慨不平、愤世逍遥的一面来，在酒精的麻醉下，高歌中体现出其愤懑叛逆而又逍遥笑骂的心理状态。正如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里所言，凝炼是杜甫诗风的有一大体现。“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既凝炼而不失形象，仿佛真的能够让读者所行所感，真切的体会到所描述的场面。
不仅如此，杜甫的叙事诗同样秉承着他凝炼雄浑的风格，细致而不刻板，详尽而毫无冗长拖沓之感。如“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从一个普通平民的角度出发，切实发出了劳苦大眾的心声与呼喊。杜甫以他集大成超高艺术水平和盛唐时代所具有的解放情操，使得诗中的议论成为自然流露的心声，将琐事的叙述与关心天下大事的议论融为一体。因此“诗人不只是在客观的叙述，作品中同样浮动着他本身的形象”。
三、“才有所总萃”与杜诗中的“浪漫主义”形象
杜甫所生活的时代，有一个较大的变乱，就是安史之乱。杜甫一方面体验过盛唐时期的繁荣富庶、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一方面却不得不被迫奔走流离、饱受战乱之苦，眼见国家由盛转衰，千创百孔。在安史之乱陷身长安的时间里，杜甫对于自己的前途、国家的命运的确是忧心忡忡。但在整个安史变乱时期，杜甫并没有失去信心，在时局渐渐好转后，《洗兵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一批作品体现出其将压抑不安、痛苦紧张一变为对胜利凯旋、国家复兴的渴望与高歌——“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一种乐观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赠卫八处士》《羌村三首》中的第二首“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彭衙行》等诗篇，其于感情的抒发，情怀的吟唱，是完全基于浪漫主义的感情基调的。
四、杜甫晚年诗的禅宗意趣下杜甫“才有所总萃”的形象
杜甫在早年就接触过佛教，他在为其姑母所写的墓铭云：“爰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杜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皆达。母仪用事，家相遵行矣。”他的《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坐》中有“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的句子。其中，“粲”、“可”分别指禅宗三祖僧粲和二祖慧可。足见杜甫佛学修养之高。杜甫晚年，厌倦俗世官场，诗歌中流露出大量的禅宗意趣，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太人山）》；“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江村》）；“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春日江村五首》）；“晨钟云外湿，胜地石堂烟”（《船下夔州郭宿雨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杜甫诗中在晚年所体现出来的禅宗意趣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唐代儒释道三合流，对于深入了解盛唐以后文人“儒禅互补”文化心态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也从另一个角度生动的展示了杜甫本人“才有所总萃”的形象。
五、总结
通过对杜甫律诗的成就、杜甫的诗风、杜甫的浪漫主义精神、杜甫晚年的禅宗意趣的了解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杜甫确实做到了对于前代诗人兼容并包、各取所长，成为盛唐时期艺术的集大成者，无愧于“才有所总萃”的评价与赞誉。
参考文献：
[1]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叶嘉莹.叶嘉莹说杜甫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葛景春.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4]袁行霈，丁放.盛唐诗坛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杜甫；律诗；集大成
一、从律诗看杜甫的“才有所总萃”形象
近体诗（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七绝）是在唐代确立并成熟的新体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成熟的标志，其中五言、七言绝句出现的较早（唐以前），而律化是在唐以后。律诗一般包括五律、七律、五排、七排，其中尤其是五律和七律，在唐以后成了诗歌中的主要诗体。据统计，《全唐诗》中的五律和七律诗占据总数的39.15%。杜甫在唐代是写律诗最多的一位，根据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中统计，其律诗创作的总量有916首，占其诗总量1458首的62.14%。葛景春先生在《唐诗成熟的标志——论杜甫律诗的成就》中指出，杜甫律诗的数量，差不多是盛唐诗人的总和，他的七律的数量，比初、盛唐七律的总数还要多。不仅如此，从质量上来说，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认为其五律诗“千古以还，一人而已”；钱良择在《唐音审体·律诗七言四韵论》中认为其七律亦是“上下百余年，止少陵一人而已”。排律更是被元稹赞为“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也就是说，通过前人的评价来看，杜甫的律诗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称得上是古今第一。
二、“才有所总萃”形象下的杜甫诗风
杜甫是盛唐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集大成者。从他的家学渊源和“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的理念来看，他对前代诗人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态度，反映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多样的诗风。杜甫生长于一个奉行儒家思想的家庭，从其十三世祖杜预到其祖父审言，秉承着“奉儒守官”（《进雕赋表》）和“立功立言”的信条，所以杜诗体现出更多是“凝练深沉、波澜老成”。但是他的诗凝炼但不艰涩，老成而又能时时出新让人眼前一亮，往往也体现出其慷慨任气、颇似李白豪迈的一面来。如《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中“鲸鱼跋浪沧溟开”；《同谷县歌》中“悲风为我从天来”。《醉时歌》中的“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则体现出其慷慨不平、愤世逍遥的一面来，在酒精的麻醉下，高歌中体现出其愤懑叛逆而又逍遥笑骂的心理状态。正如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里所言，凝炼是杜甫诗风的有一大体现。“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既凝炼而不失形象，仿佛真的能够让读者所行所感，真切的体会到所描述的场面。
不仅如此，杜甫的叙事诗同样秉承着他凝炼雄浑的风格，细致而不刻板，详尽而毫无冗长拖沓之感。如“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从一个普通平民的角度出发，切实发出了劳苦大眾的心声与呼喊。杜甫以他集大成超高艺术水平和盛唐时代所具有的解放情操，使得诗中的议论成为自然流露的心声，将琐事的叙述与关心天下大事的议论融为一体。因此“诗人不只是在客观的叙述，作品中同样浮动着他本身的形象”。
三、“才有所总萃”与杜诗中的“浪漫主义”形象
杜甫所生活的时代，有一个较大的变乱，就是安史之乱。杜甫一方面体验过盛唐时期的繁荣富庶、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一方面却不得不被迫奔走流离、饱受战乱之苦，眼见国家由盛转衰，千创百孔。在安史之乱陷身长安的时间里，杜甫对于自己的前途、国家的命运的确是忧心忡忡。但在整个安史变乱时期，杜甫并没有失去信心，在时局渐渐好转后，《洗兵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一批作品体现出其将压抑不安、痛苦紧张一变为对胜利凯旋、国家复兴的渴望与高歌——“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一种乐观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赠卫八处士》《羌村三首》中的第二首“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彭衙行》等诗篇，其于感情的抒发，情怀的吟唱，是完全基于浪漫主义的感情基调的。
四、杜甫晚年诗的禅宗意趣下杜甫“才有所总萃”的形象
杜甫在早年就接触过佛教，他在为其姑母所写的墓铭云：“爰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杜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皆达。母仪用事，家相遵行矣。”他的《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坐》中有“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的句子。其中，“粲”、“可”分别指禅宗三祖僧粲和二祖慧可。足见杜甫佛学修养之高。杜甫晚年，厌倦俗世官场，诗歌中流露出大量的禅宗意趣，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太人山）》；“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江村》）；“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春日江村五首》）；“晨钟云外湿，胜地石堂烟”（《船下夔州郭宿雨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杜甫诗中在晚年所体现出来的禅宗意趣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唐代儒释道三合流，对于深入了解盛唐以后文人“儒禅互补”文化心态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也从另一个角度生动的展示了杜甫本人“才有所总萃”的形象。
五、总结
通过对杜甫律诗的成就、杜甫的诗风、杜甫的浪漫主义精神、杜甫晚年的禅宗意趣的了解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杜甫确实做到了对于前代诗人兼容并包、各取所长，成为盛唐时期艺术的集大成者，无愧于“才有所总萃”的评价与赞誉。
参考文献：
[1]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叶嘉莹.叶嘉莹说杜甫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葛景春.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4]袁行霈，丁放.盛唐诗坛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