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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从事着一项鲜为人知的新型职业：每天奔波在医院急诊室和重症监护病区，说服濒临死亡病人的家属捐献病人的器官，去挽救等待器官移植的危重病人。他们叫“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闫娟就是其中一位。她坦言，受“死要全尸”、“入土為安”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家属都无法接受将亲人的器官捐献给别人。在遭遇冷眼甚至辱骂后，她曾想过放弃，但终因一些家属的善举，她又坚持了下来……
闫娟从山西医科大学护理专业毕业后，应聘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当护士。后来，她被调到了重症监护室工作。每天目睹着生命的凋亡，闫娟的心情很沉重：如果有移植器官来源，可能很多病人就不会死亡。
2013年10月，闫娟在医院看到山西省红十字会下发的一则招聘启事——招聘有志于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聘条件：从事医务工作且有1年以上工作经验者。工作内容：与濒临死亡的病人家属沟通，宣讲有关政策法规，完成捐献法律手续，说服并协助完成器官捐献全过程。看到这则招聘启事，闫娟心里一动。想到那些苦苦等待器官移植、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病患，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人牵头去做，她毫不犹豫报了名。
2014年1月，经过两个月的岗前培训，闫娟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12名志愿者，顺利拿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从业资格证书。怀着紧张的心情，闫娟正式上岗了。协调员会根据红十字会网站提供的危重病人信息，带着资格证书，去医院联络濒临死亡的“潜在捐献者”的家属。闫娟遇到的多数病人家属态度还算好，只是不理睬她或者请她离开，有的态度很差，直接撵她走甚至骂她。
1月中旬的一天，闫娟找到一名因车祸导致脑死亡的伤员的家属沟通。当闫娟向伤员家属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后，伤者家属情绪立刻失控了。伤者的妻子指着闫娟的鼻子骂道：“你不就希望我丈夫死吗？小心遭报应！”伤者的儿子揪住闫娟的胳膊挥舞着拳头大吼道：“你再敢说一句，我揍死你！”闫娟跑出急诊室，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哭了。遭遇这样的辱骂，她心里特别委屈，一种不被认可的失落感，让她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动摇。
不久，闫娟得知一名突发性颅内出血的女孩命在旦夕，尽管医生全力抢救，可她还是很快进入了脑死亡状态。那天，闫娟跟女孩的父母在重症监护室外沟通器官移植问题时，主治医生正好也在。医生对女孩的父亲说：“以你孩子目前的病情，确实可以考虑捐献器官。因为你孩子已经脑死亡，仅靠呼吸机在维持生命。”谁知，女孩的父亲生气地抓住医生的衣领吼道：“你不去挽救病人，却劝我捐献孩子的器官，信不信我告你？”闫娟赶紧向女孩的父亲解释：“我们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和依据，必须是现代医学无力挽回的病人才能捐献器官。而且捐献器官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事，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但是女孩的父亲根本不听解释，仍坚持说：“你俩是串通好来害我孩子命的，要是你们救不了我孩子，我饶不了你们！”
当时闫娟心里特别难受：病人家属连医生都不信任，还会相信她这个协调员吗？想到几个月来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大医院，虽然经历了各种委屈和辛劳，但几乎没得到过一位家属的理解和支持，闫娟信心顿失，有了放弃的念头。
正当闫娟打算退出时，2015年4月的一天，她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叫何博（化名）的人打来的。何博说，3天前，他上高中的儿子在学校打球，突然脑出血被送进医院重症监护室。这两天，孩子的病情急转直下，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看到医院展板上闫娟的联系方式，就给她打了电话，想咨询一下器官捐献事宜。
闫娟立刻赶到医院，正遇上何博一家人跟医生商谈儿子的病情。何博对医生说：“你只管全力抢救孩子。假如我们的孩子救不活，那就帮助其他人活着，那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对像我们这样痛苦的父母。”在场的医生听了这话无不动容。闫娟的眼圈红了，她使劲握住何博的手说：“谢谢您，谢谢您对器官捐献事业的大力支持！”何博说：“如果他的器官能继续活在别人身上，他的生命也算换一种方式活下去。”那一刻，闫娟除了感动还有震撼，她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么深明大义的父母！之前遭遇的种种冷眼和谩骂，又有什么关系呢？
何博跟闫娟签署了儿子的器官捐献自愿书。在得到医生明确的“无生还希望”的诊断后，何博夫妻忍着悲痛，捐出了儿子的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和一个肝脏，挽救了5个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更让闫娟感动的是，没过多久，何博又打电话问闫娟：“接受捐助的家庭经济有困难吗？如果对方遇到困难，我可以资助他们！”因为国家对捐献方和受捐方有“双盲”政策规定，闫娟并没有向何博提供受捐方的任何信息，她只代表受捐方对何博表示了感谢。
虽然在之后的协调工作中，闫娟依然会遇到病人家属的拒绝或谩骂，但她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2017年4月底的一天，闫娟遇到一对因长期从事煤炭开采工作而双双患尘肺病的夫妻。4年前，丈夫阿华的病情已到晚期，需要一天24小时吸氧维持生命。1年后，阿华终于等到肺源，接受肺移植手术重获新生。他努力赚钱，打算存够钱也给妻子换个好肺。可4月12日那天，他的妻子不幸遭遇严重车祸，当场昏迷，送医后被诊断为脑死亡。阿华跟女儿商量后决定：捐献阿英的器官，救助急需帮助的人。
阿华说了自己的选择：“我曾经也是一个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深知那种痛不欲生的滋味。多亏了别人的爱心捐助，我才获得了新生。我妻子已无生的可能，那我们就把受到过的恩惠回馈给别人。”和闫娟签署器官捐献自愿书后，阿华捐出了妻子的眼角膜、肝脏和双肾，挽救了6个人。另外，阿华本人也跟闫娟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他说：“多救一个人，就会减少一个家庭的痛苦。你尽一点力，我尽一点力，他尽一点力，那能减少多少个家庭的痛苦啊！”闫娟听了，特别感动。 “人体捐献器官事业是一个新生事物。比如献血，得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就像何博，传递着无私的爱心，令人敬佩;像阿华，先是受到捐赠和爱心，获得新生，现在他又积极捐献亲人的器官去救助别人，去回馈爱心，储蓄爱心。我们这个捐献系统，就像‘爱心储蓄银行’，需要人人参与，才能获得良性发展。如果大家都像何博和阿华一样，积极参与到器官捐献事业中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越来越多的生命被挽回。这也是我越来越有动力做这份事业的原因。”闫娟动情地说。
随着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在各大医院开展，许多病人家属开始慢慢理解和支持协调员的工作。但一些家属和闫娟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后，又临时反悔。闫娟说：“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总幻想着亲人能够醒来，还有救。他们的觉悟已经很高了，等一等，再等等他们，他们才会明白，亲人已逝，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让亲人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这个世上。”
在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外，一位中年妇女的丈夫5天前因酒精中毒造成脑死亡，没有了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闫娟与这位中年妇女沟通后，过了好久，她含泪说道：“那我同意捐。”中年妇女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自愿书。根据法律法规，病人必须是在撤掉呼吸机，心跳停止5分钟，临床确认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器官摘除。移植器官团队一直等在5公里外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为了保证器官的最佳移植效果，来接病人的医生计划先把病人转到救护车上，再撤掉呼吸机。
就在中年妇女的丈夫被转出抢救室时，她看到在呼吸机的作用下丈夫还有心跳，忽然撕心裂肺地大叫起来：“不可以，不可以，他还没有死！”闫娟解释道：“你丈夫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医生马上就要摘掉他的呼吸机，心跳就会跟着停止。”中年妇女哭着说：“我要陪在他身邊，亲眼看着他心跳停止。”看着情绪激动的中年妇女，闫娟同意让她一起陪着丈夫上救护车。在陪伴的过程中，中年妇女看着丈夫的心跳渐渐停止，不禁号啕大哭……
在工作的过程中，闫娟常会遇到家属反悔的情况。2017年6月初，闫娟风尘仆仆地赶到山西省一家县级医院。一名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在上班路上，被一辆飞驰的摩托车撞飞到10米外的电线杆上，再也没有醒来。这名叫小静的女大学生很快被医生宣布为脑死亡。小静的父母不相信这个残酷的现实，医院又请来上级医院的专家会诊，诊断结果与当地医院一致。
闫娟把自己的工作证递给小静的父母，安慰了他们一番，然后聊起器官捐献的事。沉默了一会，小静的父亲痛哭道：“我就是不相信女儿就这么没了，她头上明明就只有一点擦伤啊！”闫娟把医学知识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解释给他们听，跟他们沟通了3个多小时，小静的父母终于接受了现实，与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自愿书。不一会儿，小静的十多个亲戚赶到，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万一奇迹会发生呢？万一等几天小静就会苏醒呢？”小静的妈妈听了直抹泪，说：“我们不捐了！”小静的父亲忽然拽住闫娟和她同事的衣袖说：“我们不捐了，不捐了，你们赶快把我女儿还回来！”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闫娟顿时傻眼了：此时，载着小静的救护车已经在去往手术室的路上！闫娟只得给救护车上的同事打电话“叫停”。可是小静已经停止了呼吸，耽误下去，她的身体状况很可能就不符合捐献条件了。闫娟急得直冒汗，她把小静的父亲单独请到一边，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闫娟说：“比起别人的说法，你更应该相信现代医学的判断。如果有人会因为她的器官捐献重获新生，那么她还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小静的父亲沉默了。最终，器官移植程序得以继续，小静的眼角膜、皮肤和肝、肾，挽救了7位患者。
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闫娟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她愿意做延续生命两端“器”约的桥梁，因为这个桥梁是渴求新生的人们获救的希望。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小链接】
从2017年1月1日起，法国的器官捐献新法正式生效。该法规设置了“预设默许”原则，除了选择在官方渠道注册为“主动退出”的人外，所有人都将默认成为器官捐献者，不管家属是否同意捐赠死者器官。“预设默许”可以大大提高器官移植率，挽救更多患者的性命。而早在2016年8月，哥伦比亚就已从法律上默认所有公民自动成为器官捐献者。
器官移植是挽救某些危重病人的有效甚至是唯一途径。有数据表明，在世界范围内，移植器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许多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死亡。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捐献者行列，才有望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频遭冷遇劝捐路上险放弃
闫娟从山西医科大学护理专业毕业后，应聘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当护士。后来，她被调到了重症监护室工作。每天目睹着生命的凋亡，闫娟的心情很沉重：如果有移植器官来源，可能很多病人就不会死亡。
2013年10月，闫娟在医院看到山西省红十字会下发的一则招聘启事——招聘有志于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聘条件：从事医务工作且有1年以上工作经验者。工作内容：与濒临死亡的病人家属沟通，宣讲有关政策法规，完成捐献法律手续，说服并协助完成器官捐献全过程。看到这则招聘启事，闫娟心里一动。想到那些苦苦等待器官移植、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病患，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人牵头去做，她毫不犹豫报了名。
2014年1月，经过两个月的岗前培训，闫娟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12名志愿者，顺利拿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从业资格证书。怀着紧张的心情，闫娟正式上岗了。协调员会根据红十字会网站提供的危重病人信息，带着资格证书，去医院联络濒临死亡的“潜在捐献者”的家属。闫娟遇到的多数病人家属态度还算好，只是不理睬她或者请她离开，有的态度很差，直接撵她走甚至骂她。
1月中旬的一天，闫娟找到一名因车祸导致脑死亡的伤员的家属沟通。当闫娟向伤员家属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后，伤者家属情绪立刻失控了。伤者的妻子指着闫娟的鼻子骂道：“你不就希望我丈夫死吗？小心遭报应！”伤者的儿子揪住闫娟的胳膊挥舞着拳头大吼道：“你再敢说一句，我揍死你！”闫娟跑出急诊室，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哭了。遭遇这样的辱骂，她心里特别委屈，一种不被认可的失落感，让她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动摇。
不久，闫娟得知一名突发性颅内出血的女孩命在旦夕，尽管医生全力抢救，可她还是很快进入了脑死亡状态。那天，闫娟跟女孩的父母在重症监护室外沟通器官移植问题时，主治医生正好也在。医生对女孩的父亲说：“以你孩子目前的病情，确实可以考虑捐献器官。因为你孩子已经脑死亡，仅靠呼吸机在维持生命。”谁知，女孩的父亲生气地抓住医生的衣领吼道：“你不去挽救病人，却劝我捐献孩子的器官，信不信我告你？”闫娟赶紧向女孩的父亲解释：“我们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和依据，必须是现代医学无力挽回的病人才能捐献器官。而且捐献器官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事，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但是女孩的父亲根本不听解释，仍坚持说：“你俩是串通好来害我孩子命的，要是你们救不了我孩子，我饶不了你们！”
当时闫娟心里特别难受：病人家属连医生都不信任，还会相信她这个协调员吗？想到几个月来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大医院，虽然经历了各种委屈和辛劳，但几乎没得到过一位家属的理解和支持，闫娟信心顿失，有了放弃的念头。
器官捐献事业需要人人参与
正当闫娟打算退出时，2015年4月的一天，她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叫何博（化名）的人打来的。何博说，3天前，他上高中的儿子在学校打球，突然脑出血被送进医院重症监护室。这两天，孩子的病情急转直下，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看到医院展板上闫娟的联系方式，就给她打了电话，想咨询一下器官捐献事宜。
闫娟立刻赶到医院，正遇上何博一家人跟医生商谈儿子的病情。何博对医生说：“你只管全力抢救孩子。假如我们的孩子救不活，那就帮助其他人活着，那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对像我们这样痛苦的父母。”在场的医生听了这话无不动容。闫娟的眼圈红了，她使劲握住何博的手说：“谢谢您，谢谢您对器官捐献事业的大力支持！”何博说：“如果他的器官能继续活在别人身上，他的生命也算换一种方式活下去。”那一刻，闫娟除了感动还有震撼，她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么深明大义的父母！之前遭遇的种种冷眼和谩骂，又有什么关系呢？
何博跟闫娟签署了儿子的器官捐献自愿书。在得到医生明确的“无生还希望”的诊断后，何博夫妻忍着悲痛，捐出了儿子的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和一个肝脏，挽救了5个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更让闫娟感动的是，没过多久，何博又打电话问闫娟：“接受捐助的家庭经济有困难吗？如果对方遇到困难，我可以资助他们！”因为国家对捐献方和受捐方有“双盲”政策规定，闫娟并没有向何博提供受捐方的任何信息，她只代表受捐方对何博表示了感谢。
虽然在之后的协调工作中，闫娟依然会遇到病人家属的拒绝或谩骂，但她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2017年4月底的一天，闫娟遇到一对因长期从事煤炭开采工作而双双患尘肺病的夫妻。4年前，丈夫阿华的病情已到晚期，需要一天24小时吸氧维持生命。1年后，阿华终于等到肺源，接受肺移植手术重获新生。他努力赚钱，打算存够钱也给妻子换个好肺。可4月12日那天，他的妻子不幸遭遇严重车祸，当场昏迷，送医后被诊断为脑死亡。阿华跟女儿商量后决定：捐献阿英的器官，救助急需帮助的人。
阿华说了自己的选择：“我曾经也是一个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深知那种痛不欲生的滋味。多亏了别人的爱心捐助，我才获得了新生。我妻子已无生的可能，那我们就把受到过的恩惠回馈给别人。”和闫娟签署器官捐献自愿书后，阿华捐出了妻子的眼角膜、肝脏和双肾，挽救了6个人。另外，阿华本人也跟闫娟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他说：“多救一个人，就会减少一个家庭的痛苦。你尽一点力，我尽一点力，他尽一点力，那能减少多少个家庭的痛苦啊！”闫娟听了，特别感动。 “人体捐献器官事业是一个新生事物。比如献血，得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就像何博，传递着无私的爱心，令人敬佩;像阿华，先是受到捐赠和爱心，获得新生，现在他又积极捐献亲人的器官去救助别人，去回馈爱心，储蓄爱心。我们这个捐献系统，就像‘爱心储蓄银行’，需要人人参与，才能获得良性发展。如果大家都像何博和阿华一样，积极参与到器官捐献事业中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越来越多的生命被挽回。这也是我越来越有动力做这份事业的原因。”闫娟动情地说。
亲人会换一种方式活在世上
随着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在各大医院开展，许多病人家属开始慢慢理解和支持协调员的工作。但一些家属和闫娟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后，又临时反悔。闫娟说：“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总幻想着亲人能够醒来，还有救。他们的觉悟已经很高了，等一等，再等等他们，他们才会明白，亲人已逝，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让亲人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这个世上。”
在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外，一位中年妇女的丈夫5天前因酒精中毒造成脑死亡，没有了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闫娟与这位中年妇女沟通后，过了好久，她含泪说道：“那我同意捐。”中年妇女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自愿书。根据法律法规，病人必须是在撤掉呼吸机，心跳停止5分钟，临床确认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器官摘除。移植器官团队一直等在5公里外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为了保证器官的最佳移植效果，来接病人的医生计划先把病人转到救护车上，再撤掉呼吸机。
就在中年妇女的丈夫被转出抢救室时，她看到在呼吸机的作用下丈夫还有心跳，忽然撕心裂肺地大叫起来：“不可以，不可以，他还没有死！”闫娟解释道：“你丈夫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医生马上就要摘掉他的呼吸机，心跳就会跟着停止。”中年妇女哭着说：“我要陪在他身邊，亲眼看着他心跳停止。”看着情绪激动的中年妇女，闫娟同意让她一起陪着丈夫上救护车。在陪伴的过程中，中年妇女看着丈夫的心跳渐渐停止，不禁号啕大哭……
在工作的过程中，闫娟常会遇到家属反悔的情况。2017年6月初，闫娟风尘仆仆地赶到山西省一家县级医院。一名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在上班路上，被一辆飞驰的摩托车撞飞到10米外的电线杆上，再也没有醒来。这名叫小静的女大学生很快被医生宣布为脑死亡。小静的父母不相信这个残酷的现实，医院又请来上级医院的专家会诊，诊断结果与当地医院一致。
闫娟把自己的工作证递给小静的父母，安慰了他们一番，然后聊起器官捐献的事。沉默了一会，小静的父亲痛哭道：“我就是不相信女儿就这么没了，她头上明明就只有一点擦伤啊！”闫娟把医学知识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解释给他们听，跟他们沟通了3个多小时，小静的父母终于接受了现实，与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自愿书。不一会儿，小静的十多个亲戚赶到，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万一奇迹会发生呢？万一等几天小静就会苏醒呢？”小静的妈妈听了直抹泪，说：“我们不捐了！”小静的父亲忽然拽住闫娟和她同事的衣袖说：“我们不捐了，不捐了，你们赶快把我女儿还回来！”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闫娟顿时傻眼了：此时，载着小静的救护车已经在去往手术室的路上！闫娟只得给救护车上的同事打电话“叫停”。可是小静已经停止了呼吸，耽误下去，她的身体状况很可能就不符合捐献条件了。闫娟急得直冒汗，她把小静的父亲单独请到一边，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闫娟说：“比起别人的说法，你更应该相信现代医学的判断。如果有人会因为她的器官捐献重获新生，那么她还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小静的父亲沉默了。最终，器官移植程序得以继续，小静的眼角膜、皮肤和肝、肾，挽救了7位患者。
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闫娟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她愿意做延续生命两端“器”约的桥梁，因为这个桥梁是渴求新生的人们获救的希望。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小链接】
从2017年1月1日起，法国的器官捐献新法正式生效。该法规设置了“预设默许”原则，除了选择在官方渠道注册为“主动退出”的人外，所有人都将默认成为器官捐献者，不管家属是否同意捐赠死者器官。“预设默许”可以大大提高器官移植率，挽救更多患者的性命。而早在2016年8月，哥伦比亚就已从法律上默认所有公民自动成为器官捐献者。
器官移植是挽救某些危重病人的有效甚至是唯一途径。有数据表明，在世界范围内，移植器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许多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死亡。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捐献者行列，才有望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