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并作与反腐工作有关的报告。在王岐山作报告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说：“岐山同志讲完了，留了半个小时给你们互动，大家可以提问发表意见。”
　　葛剑雄算了算时间，王岐山的脱稿报告讲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演讲结束，坐在第五排的葛剑雄又是第一个举手，站起来：“我是教育界的葛剑雄。”
　　外界问葛剑雄你提问是不是安排好的，葛剑雄觉得好笑，小组会议他第一个发言几乎成了不成文的惯例。
　　“第一个发言有什么不好？”葛剑雄觉得第一个发言好处很多，比如时间比较充分，刚刚开会也不会有领导走掉，更不用担心提问跟别人重复，“往往第一个问题之前，大家会有谦让犹疑，这个时候我来发言不是最好吗？”葛剑雄最担心的从来不是问题没问好，而是“落在后面就抢不到发言机会了。”
　　“政协开大会我们发言时间有限，一个小组三十几个人，半天会开足了不过三个小时，摊在每个人头上有多少时间呢？这种情况下用不到四平八稳的言论，也用不到先充分肯定成绩，我就直截了当地谈存在的问题。”葛剑雄又补了一句：“我并不是只有批评。”
　　外界将葛剑雄称为“葛大炮”直接起因于“喊话教育部长”事件。2012年3月，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主持会议的前教育部副部长赵清平跳过自由发言的环节直接让领导发言，葛剑雄突然起立喊道：“我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
　　那次喊话以后，葛大炮的名号就一直跟随着他。前不久上海一家媒体办了一个新栏目请葛剑雄帮忙拍摄宣传视频，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葛剑雄，大家都叫我葛大炮。”
　　葛剑雄叹了口气，“我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葛大炮这个说法，因为不存在。如果你们意思是我发言多声音响那么这还可以，如果理解为我常发表激烈的和政府相反的意见那事实不是如此。”
　　去年3月政协换届，俞正声第一次给常委开会，谈到“政协的功能就是讲话，说了以后人家不听还要继续说。”葛剑雄听完以后很受触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大炮或者小炮，关键在于如果是炮的话怎么打得准，发挥作用并掌握住分寸，才是重要的。我们的发言不是一味讲究尖锐应该还要讲究实效。”

内外有别

　　葛剑雄对媒体友好，几乎来者不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清楚边界。他最喜欢对媒体说的两个词是“恰如其分”和“内外有别”。王岐山的会议结束后，很多媒体找葛剑雄套王岐山演讲内容，葛剑雄说：“根据政协的规定这种会议不能公开，所以不能由我来说王岐山同志讲了什么，我没有这个权力。”
　　葛剑雄有自己的提案逻辑，“政协的提案应该恰如其分，不大不小。太大的提案不是政协的责任，特别不能太空洞要有可操作性，总之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解决问题才是葛剑雄的目的，而不是批评。他的第一个提案是“恢复学生电影专场”，“文革”前上海电影院有周末学生场，价格类型都适合学生看。提案很快被采纳，事后葛剑雄总结：“这种提案顺应历史潮流，不需要太多条件，容易实现。”
　　葛剑雄从来不使用民主宪政自由这一类的宏大辞藻，他不喜欢谈理论，不划分派别，“我对中国的哪一派都不赞成，我也不认为我属于哪一派。”
　　直到现在，葛剑雄还对“文革”中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感到厌恶。“文革”期间，葛剑雄写了入党报告，却被工宣队的一个指导员举报，领导说得再调查。“他自己和一个临时工干一些不正经的事情给我的学生发现了，我觉得这是阶级斗争问题应该要反映。”反映完以后，那位指导员又反过来向领导举报他。葛剑雄没能成为共产党员。
　　1978年国家开放研究生入学考试，葛剑雄选了历史地理专业， 因为“哲学、文学涉及到思想政治太危险了”，而历史地理似乎“很安全”。
　　葛剑雄总能让自己行驶在安全的路线上，不闯红灯不超车，照样能够到达目的地。“他的提案是在现有体制下可以解决的，他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拿捏非常准。”葛剑雄的学生侯杨方对记者说。
　　去年“全国两会”葛剑雄提交了一个提案，希望国家能制定离任国家领导人和退休官员礼遇和待遇条例，把离任领导人和官员享受的待遇、时效以及适用对象是否包括家属等全部规定清楚。
　　提案出来以后被国际媒体炒作成“世界上最大胆的提案。”
　　“其实恰恰相反，真就有国家领导人给我写信，表示希望我的提案能够通过，因此根本不存在大炮不大炮的问题。”葛剑雄说话总是留有余地，“提案也不是越尖锐越好。”
　　“葛剑雄的提案有他的特点。他不是在一个顶层设计的视角，而是就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提出议案。如果具体的问题点出来，自然会上升到更加原则的问题。但即使是点上的问题官方也会有所顾虑。”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对记者说。
　　并不是每个提案都会立刻得到解决。2012年李克强参加政协联组会的时候，葛剑雄提出国家应该设定统一的财政年度（指一个国家以法律规定为总结财政收支和预算执行过程的年度起讫时间）。我国的财政预算是从1月1日开始执行，而全国人大是3月份开，一年的预算要到3月份才通过，“每年一二月份的钱还没审批呢，政府就先开始花钱了。”葛剑雄觉得这个现象很不严肃。
　　连续提了两次以后，有关部门打电话给葛剑雄，解释如果设定统一的财政年度“会有很多不便”。葛剑雄听完还是不满意，“我不能强制你执行但是我今后会继续提的。”
　　影响力大了以后，葛剑雄成了个私人信访办，从普通民众到商人、学者，信件不断，还有的干脆找上门，不给解决甚至闹自杀。一开始葛剑雄耐心地回信，后来发现这项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却“并不能解决问题或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山东有个上访者不停给他来信，每次来信他都帮忙把信件转到山东省政府、省委，结果一次回复都没有收到。 　　“那我怎么回复人家？回信增加人家的期望值实际上是空的，我说我已经给你转到哪个部门可是又不会有消息。”葛剑雄现在很少回信了。
　　对公共事务介入越深越容易陷入争议。2008年的两会上，一个号称将投300亿元巨资建设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引起激烈争论，网上对该项目一片声讨。而葛剑雄是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无可避免招致责骂。
　　“大家都知道设立一个项目是一回事，做这个项目又是一回事。如果你认为我这篇作文做得不好我接受你们的批评，如果说不该做这篇文章你要去批评出题目的人。”葛剑雄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中国公共讨论的氛围差很远，少惹为妙。”
　　“有一些议题上他知道出来以后吃力不讨好，他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和别人辩论，所以他就保持沉默。”侯杨方说。
　　除了每次开大会提出提案，葛剑雄更愿意通过内部刊物和有关部门的情报简报传递意见，或者直接给领导写信。有些问题触及到民粹的南海争端、领土争端，和主流民意有落差的，葛剑雄会私底下给中央领导写对策报告。

两次辞职

　　让葛剑雄的同事评价他，通常会有两个形容词——一个是聪明，另一个是纯粹。
　　聪明表现在他懂得如何让自己的话变得有效，被领导接纳，“他本质上是一个体制内的人，他会顾忌到自己的身份，但又能在自己的身份内做力所能及的事。”侯杨方评价。
　　有人曾经对葛剑雄说：“你要利用政协常委的身份多做一些事。”葛剑雄认为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俞正声主席说得很明确政协不是权力机构，政协有的只是发言权，希望大家用这样的要求对待政协，而不是不切实际地希望政协可以做这个做那个。”
　　另一个让葛剑雄反感的是别人给他贴上“士大夫”的标签，“今天中国社会你再抱着士大夫的情结不现实也做不到，我从来不把士大夫作为我的目标。”
　　怎么理解葛剑雄对自己的期许？他对《南都周刊》记者说出四个字——“职业道德”。
　　“他是很认真的人。比如学校让他做图书馆馆长，他不愿意做名誉上的，要管就全面管。所以去了复旦图书馆一直在管事情。”复旦大学史地所副所长安介生说。
　　很少有馆长像葛剑雄那样事无巨细，连厕所装厕纸、走廊供应热水的事情都被他列入职责范围，“连埃塞俄比亚的大学图书馆都提供厕纸为什么复旦不提供？” 2010年他在网上公布前一年图书馆详细的经费开支，彻底杜绝图书回扣，引起不少轰动，但也造成图书馆界同行的不满。
　　安介生把这种“职业道德”看做一种“书生意气”，“文人的脸比较薄不愿意被别人说，说白了就是活着得有尊严，他对自己要求太严苛了。”安介生感慨。
　　有一次政协开会，下午三点。葛剑雄和其他委员掐着时间从住处穿过大堂到会议室开会。快走到会议室的时候，中间拦了一条绳子保安让常委们绕道。葛剑雄问：“我们开会为什么要绕道？把绳子拿掉。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我们开会，难道我也不安全吗？”保安只好把绳子拿开，“你走过去吧。”葛剑雄回头，“大家一起走。”没人敢走，“我就一个人走过去了。”到了会议室，葛剑雄看时间到点了还没人，“果然大家都被拦在绳子外面了。”葛剑雄的逻辑是：“大家都提出批评的话，这种不正当的做法就没有市场了。”

　　葛剑雄担任上海民革主委以后，按照规格待遇出去开会民革会派一辆专车接送他去机场，葛剑雄从来拒绝，“派一个司机来回几个小时接机效率太低，不如自己打车”。下飞机出VIP通道，服务员问他：“您的车呢？”葛剑雄回答：“没车，自己出去打车。”
　　从1996年到今年，葛剑雄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和图书馆馆长，均主动辞职。
　　“你听过中国几个当官的主动辞职的？”安介生对导师葛剑雄的举动不理解，“他有的时候犯着书呆子劲儿，在中国当官的百分之九十你不明确让我下台我不会下台，你这样不是给上面的领导白脸吗？领导还没和你说下台，你自己要辞职，不是在胁迫领导了吗？”
　　葛剑雄自接任导师谭其骧担任史地所所长，一干就是11年。“史地所在他的治下是辉煌的十年，复旦没有几个所敢称自己世界一流，但史地所敢。”史地所的一位老师评价。
　　葛剑雄希望史地所有所创新，“否则这个所已经到顶了”。他向学校提出将研究所扩展为研究院，“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学校的响应，学校非要去办其他研究院。”
　　葛剑雄心有猛虎，却得不到外力的扶持，于是选择离开：“我觉得我的工作已经做到底了。”
　　去年6月，葛剑雄在深夜发了一条微博表示已经递交辞呈将不再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尤其是微博中“近承教育部领导关怀，明确表明我的年龄已不宜继续任职”的表述引发网友的联想。
　　葛剑雄随后发博文进一步说明，教育部因其年龄超过60岁而否决了对他担任图工委委员的提名，“复旦大学图书馆首次因为我而失去图工委副主任单位的地位。”
　　“上一届提名的时候我已经超过60岁了，如果是年龄的原因可以提前说明，又没有给我们补充推荐的时间，”已经卸任的葛剑雄毫不讳言：“不当馆长是对教育部有意见。”
　　不当馆长以后，葛剑雄再没去过图书馆，也不会去主动向新领导提意见，“离开了就不要干扰他人工作。”不难从话语中体察到他对繁芜的行政事务的疲倦， “一个人做行政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到了70岁以后应该做一些自己学术的事情。”
　　快过70岁生日的葛剑雄对时间有强烈的紧张感，他太忙碌，因此采访他总像和时间竞赛。葛剑雄步速极快，精力旺盛，经常深夜一两点还在回复邮件，第二天八点半又能准时从距离复旦28公里的家中赶到办公室。据说他现在还可以保持连续游泳一个小时的记录。
　　如果根据一般的惯例，三年以后葛剑雄就将卸任政协常委，“照正常的情况我已经当了两届就不要当第三届，而且年龄也肯定超过了，”但他又说，“如果统战部让我继续当那我当然会服从。因为这不是自己选择的问题。”
　　有时候某些机关单位的官员让安介生劝劝葛剑雄：“你回去跟他说不要太锋芒毕露了。”安介生回答：“我哪好意思说。”
　　葛剑雄相信历史潮流，并能够顺势而为，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如何适应社会”，“如果没有让我做全国政协常委，有些事情我不愿意做、不可能做，也做不到，当了就可以做点事情。社会工作和学术有矛盾的时候什么重要先做什么，具体目标要不断调整。”
　　（实习记者石畔兰、曲玮玮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