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随笔或文史杂论一直是中国散文的正宗成员和重要的组成，先秦诸子开其风气，两汉蔚为大宗，唐宋再起高峰，明末清初则变化多端，与学术杂交。谈谈这类散文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我们的当代论坛好像很少有这个兴趣，大家谈得不多。那么，这一回我们就接触一下这个话题。
　　文史随笔或杂论的写作，传统中有许多佳作，积累了十分丰厚的经验；但当代作品也逐渐形成了某些弊习，最常见的有两点，一是大而空，缺少血肉；二是宥于陈说，而作者所见者鲜。这第二点在史料运用上就可以看出来，多数史料往往是众所周知的大事件或节点性事件，这样，文章就缺少了新鲜和灵动，加之作者循守旧说，文章便难以生发独特的意蕴。而读王开林的这篇作品，则觉得新鲜有味，活泼、丰富而不失深刻处。究其原因，善于从小处着手，精要地征引史料特别是文字资料正是重要的手段，同时巧用譬喻也大有助益。
　　作者从小处着笔，开篇写蔡锷见袁世凯回来后的一段对话，把蔡锷、袁世凯和陈宦的性格与形象悉数点染出来，文字十分简短生动，且为多数人所不知，因此脱除了陈旧感觉。这个开头由“先生”一词引出了“死”的话题，而“死”正是后文展开的重要线索。作者接着写袁世凯的两面派手段，“玩弄共和于股掌之间”，骗得国人的普遍信任，“朝野之间吆喝让他担任终身总统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些都不新鲜，但接下来的话就新鲜了：“对此诉求，就连孙中山、黄兴在公开场合表态，也是首肯的。”这就一语惊人了——这两位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们这样的表态，其背后有何复杂的情况？——对于读者来说，这种联想与思考是必然的，也是新意盎然的。为了加强效果，作者又说了一句：“少数洞烛其奸的人，如宁调元、冯自由，人微言轻，难以阻止大局弧线颓落。”这两位不大著名的人物及其态度，对于读者而言也充满了新鲜的感觉。果然不差，孙、黄二位领袖人物面对袁世凯口口声声“先生”的表演，各自有了明确的表态；孙中山要去创办实业，在全国建成十万英里铁路；黄兴要去举办农场，把岳阳君山当作试验区。唯有宋教仁则全力打造政党内阁，试图将专制和独裁关进笼子。这些被“正史”有意避开的屑屑小事，在这里被作者揭示给读者，令人惊诧不已。于是，丰富的寓意就自然而然地浮上读者的脑际：孙、黄二位是真心这样说的么？后来如何了？真做了么？若未做，他们干什么去了？如此等等，扩大了读者原先对于这些人物的认知，定势得以打破，历史变得深广复杂、莫测其实。
　　那么宋教仁到底是如何思想的人物？作者不劳多写，只引述了几句被刺后弥留之际的《致袁总统电文》，这些临死前掏心窝子的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不善先不说，诚则是肯定的。这些话起码能显示出两点：他对袁世凯的专制思想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同时对袁世凯也抱有相当的幻想，希望甚至恳请袁世凯保障民权，制定宪法，建立真正的共和……宋教仁为共和而献出生命，但他也不是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那个完人，他也在相当的程度上被袁世凯所迷惑——这是这通电文最直接地告诉我们的一点真相。
　　这篇作品运用文字史料的妙处，最典型地体现在对于宋教仁的挽联的征引，以及于右任的题词。“既生瑜，何生亮？卿不死，孤不安。”何等简洁而讽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袁世凯与宋教仁之间的政治关系。“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特别深刻地表达了当时革命者处境的险恶，以及难以取舍的矛盾。这些挽联和题词，言简意赅，信息量超大，胜过引用许多史实和事例，胜过满篇的宏言大论。
　　这篇文章的譬喻也值得称道。作者写革命者与袁世凯初期的关系，“革命党人就像弱势的新郎，尚在蜜月中，强势的新娘就把所有的钥匙、钱财、谷米、使女佣人、护院家丁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新郎甚至不能随意进入洞房，探问究竟。”再如将极端无耻和极端邪恶喻为魔鬼的诱饵，“食之而化，必定腐髓烂心”等等。
　　席星荃，著名散文家，曾获第二届湖北文学奖提名奖及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等多种奖项，现居湖北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