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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伴随着列强的铁蹄，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名为传经布道，实则推行文化侵略。但是，却有这样一位德国传教士，抱着拯救苍生的淳朴念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被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打动、所震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不移的捍卫者和传播者，矢志不渝，奉献终生。他，就是卫礼贤。
上个世纪初的青岛，虽处开放前沿，领风气之先，但文化底蕴浅薄，号称“文化荒漠”。从对中文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精通中文的中国通，卫礼贤之勤奋与刻苦，常人难以想像。礼贤书院教师臧毓臣回忆：“卫君最好学，手不停挥，目不停览，虽炎夏不避，危坐译读晏如也，是故精通华语及文义。”（《礼贤中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册》）
卫礼贤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学说研读甚深，所用之功最大。他曾说：“德国康德为西方圣人，中国孔子为东方圣人。”他对儒教推崇备至，渐渐地，他实现了从一个推广西方文明的传教士到传播东方文明的汉学家的转变。他自告奋勇地担负起在青岛乃至在世界播撒中国国学种子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卫礼贤和他的学校，成为那个特殊时代支撑青岛文化的一堵承重墙，成为当时青岛文化的符号和图腾，任何人只要一触及青岛文化这个话题，总是无法绕开这个洋人。
卫礼贤与中国很多饱学名士过从甚密。1911年的辛亥革命敲响了大清朝的丧钟，维持了260多年的专制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一大批遗老遗少不愿做共和体制下的公民，宁愿寄人篱下，托庇于占领青岛的德国殖民者，苟安一时。一时间，青岛成了前清逊臣旧吏趋之若骛的避风港。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至1913年间来青岛的满清官员当中，副大臣、巡抚以上就有18人；县令以上更多，达70多人。像恭亲王溥伟、军机大臣徐世昌、吴郁生、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陕甘总督升允、云贵总督李经羲、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周馥、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等等，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青岛作为自己的寓居地。
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到来，给青岛平添了一丝光怪陆离的色彩。作为一座海滨城市，作为日耳曼民族在中国的一块占领地，青岛原本就有兼收并蓄、多元多样的文化特质，当一大批满腹经纶，拖着长长的辫子、着长袍马褂瓜皮帽的遗老们招摇过市的时候，卫礼贤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弘扬中国国学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那时，青岛著名的三江会馆高朋满座，成为遗老们消磨时光的“贵族俱乐部”，与德国总督府有着特殊交情的周馥被推举为会长。不过，会馆只能举行一些娱乐活动，顶多算是“下里巴人”一类的，这些失意的旧臣们还需要更高档次的精神活动场所，有“阳春白雪”的地方。卫礼贤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在自己的著作《青岛的故人们》中写道：“青岛为古老文化最杰出代表的相识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这在当时中国其他地方都是不可能的。那些日子里，学者和各党派的政治家生活在一起，这不由让人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巅峰时代。”他要力所能及地为这些人提供学术活动和文化创作的场所。
1914年，卫礼贤在书院东花园内建立起一处“尊孔文社”。他请老相识周馥帮忙物色一位学者主持社务，周馥几乎不假思索，就推荐了劳乃宣。劳乃宣非等闲之辈，精通国学，著述甚丰，是对卫礼贤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浙江桐乡县人。他对青岛的崂山情有独钟，因查得“劳”姓乃祖先居于劳山（崂山），以山为姓，甚为自豪，曾说：“劳山为吾家得姓之地，因自号劳山居士。”他学富五车、博闻强识，在古文字、音韵学、算学诸多领域造诣颇深。
尊孔文社成为青岛文化人讲经论道、高谈阔论的场所，礼堂中悬挂孔子画像，可以容纳200多人聚会。这里的“每周一讲”，中国人、德国人轮番上阵，古今中外，涉猎颇多。尊孔文社成为岛城不可多得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劳乃宣不仅亲自陪同卫礼贤前往曲阜拜谒孔庙，还四处张罗募集和购买“经、史、子、集”与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建起了一座藏书3万余册、采用现代图书馆管理机制的藏书楼。劳乃宣挥毫泼墨，写就了一篇《尊孔文社藏书楼记》，“德国卫礼贤以西人而读我圣人之书，明我圣人之道者也。时居青岛，闻而忧之，与中国寓岛诸同人结尊孔文社，以讲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同人乐赞其成。”该文装于一铁盒内，埋藏于地基之中，如今还存于地下。
卫礼贤后来在《中国心灵》一书中忆及创办尊孔文社的难忘经历，感慨万分：“图书室旁边还设立了研究室和休息室。我们的想法是为了将来，挽救已处于极度危险境地的中国文化财富。我们希望通过翻译、讲座和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了德语。我们希望在远离中国革命风暴、风景如画的青岛做一些建议性的工作。当建筑物的奠基石落下时，筹建者的期望都很高。工程拟于1914年夏季完成，但到那时事态却发生了人们预料不到的变化，战争爆发了。建筑经历了炮击，不过未受损伤。战争期间，有数百名德国妇女和儿童躲避到了青岛，图书室似乎成了德国人社团的起居室。他们在这里举行讲座、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儿童们也在这里度过自己的节日。漫长的等待由此变得可以忍受，知识的刺激帮助在场的人度过了这几年的惨淡岁月。这座建筑以这种方式达到了文化的另一种目的，成为中国文化送给临时居留的德国人的精美礼物。”
战火中飘扬的红十字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英联军向盘踞青岛的德军发起猛烈进攻。很多遗老遗少逃离青岛，劳乃宣逃到了曲阜。不过，也有些人选择留在了青岛，恭亲王溥伟就不愿迁居，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弟，“他宁可在青岛承受围攻之险，也不愿回到共和体制下的内陆。在他看来，既然是欧洲人之间的战争，自己就不必担忧。在青岛最大的危险也不过是偶尔从海上袭来的炮弹”。
战争中，哪里有红十字旗，哪里便会有安全。作为新生事物的红十字会，在青岛也有了自己的分支机构。曾经寓居青岛的清朝驻德公使吕海寰，与卫礼贤很熟悉，在他的鼓动和策划下，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会址就在礼贤书院，由卫礼贤任会长。战火纷飞之际，礼贤书院上飘扬的红十字旗帜格外醒目，卫礼贤和他的学校在危急关头扮演了扶危济困的角色。
卫礼贤后来回忆：“经过德国当局的批准，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红十字会机构，它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非战斗成员躲避到安全的地方。”“曾始终和我站在一起的恭亲王和高天元帮助我管理红十字会，经管中国学校”。
战火逼近青岛，惶恐的人们能逃离的都想方设法逃离了，青岛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黑暗当中。留下来的遗老寥寥无几，恭亲王溥伟几乎每天都要到礼贤书院去找卫礼贤，闲谈末论，排遣孤寂。他告诉卫礼贤，日耳曼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一定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对此他坚信不移，每天都在写战争日记。终于有一天，震耳欲聋的炮火让他魂飞魄散，带着全家逃离了那幢危险的海边别墅，搬进了高悬红十字旗的礼贤书院。
卫礼贤这样描述战时的溥伟：“亲王利用空闲时间记下他的战争日记，并从宋版《易经》中引经据典，这本书是中国古代圣贤总结大量经验基础上写成的，现在却帮助了这位满族亲王渡过难关。有段时间，当炮击达到高潮时，紧张就战胜了他一向的乐观和信心，过去他绝对相信只要有红十字旗飘扬的地方就能确保安然无恙，可到现在却动摇不止。必须承认命运的力量要比红十字强大得多。”
德国战败投降了，卫礼贤在青岛的活动随后也戛然而止。作为一名德国公民，他唏嘘不已，感叹“日本人占据了青岛，以往那美好的生活再也没有回来”。尽管日本占领军在遣返德军战俘的同时，手下留情，没有过多地为难这些非战斗人员，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失落与惆怅，还是填塞在每一个德国侨民的胸膛，他们大多选择了回归故土。1921年，在青岛生活了22年的卫礼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从此，他矢志不渝地从事汉学研究和传播工作。
“中学西播”的功臣
卫礼贤在德国各地巡回演讲，宣传汉学，还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介绍中国的论著，《孔子与孔教》、《东亚——中国文化之变迁》、《中国文明简史》、《中国哲学》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他还翻译了《论语》、《孟子》、《礼记》、《易经》、《道德经》等中国国学典籍，为中学西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怪乎很多德国人评价他“比中国人还中国化”。
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在德国留学期间结识卫礼贤，二人十分投机，成莫逆之交。徐志摩曾赋诗一首送给卫礼贤，诗前小序曰：“卫礼贤先生通我国学，传播甚力，其生平最崇拜者，孔子而外，其邦人葛德（今译歌德）是也。”徐志摩写于1929年3月18日的这首诗作《小花篮——送卫礼贤先生》，有这样的诗句：“我自游槐马（魏玛）归来，不过一年，那小篮里的鲜花已成枯卷；我感怀于光阴造作之荣衰，亦憬然于生生无已之循环；便历尽了人间的悲欢变幻，也只似微波在造化无边之海！”寄托了诗人对友人的情感。
卫礼贤后来曾一度回到中国，那是1922年，他被德国外交部任命为驻华公使馆科学参赞。第二年，恰逢外交人员进行精简，他被解聘。好在他的汉学功底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引起了北京大学的注意，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北京大学向这个德国人敞开了怀抱，聘请他担任德语系教授。
就在这时，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邀请他前去任教。他在离开中国前，故地重游，去了一趟青岛。在那里，他遇见了康有为，并重新取得了同遗老们的联系。得悉劳乃宣于1921年就任礼贤中学校长，他很高兴。但是，“此后我动身去了德国，在他把遗嘱放在我手中后不久，大师于我不在期间去世了”。这是卫礼贤在回忆录中对劳乃宣的最后记述。
回国后，长期的操劳令卫礼贤的身体每况愈下，他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经常不明原因地发烧，但他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著书立说，他在与时间赛跑。1930年3月1日，卫礼贤在图宾根去世。
去世前，他撰写的回忆录《中国心灵》在欧洲出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二十五年的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它的人民。过去的二十五年之所以特别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新旧交织的时代。我见识过旧中国，它的一切那时看来还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我也目睹了它崩溃，看着新生活的萌芽怎么从废墟中生长出来。”
一个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饱含深情的外国人，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一文，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称赞他是“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功臣”。
卫礼贤的儿子卫德里子继父业，也是一位成果卓著的汉学家，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卫礼贤一手缔造的礼贤书院，犹如一棵树，扎根于青岛丰沃的土壤，枝繁叶茂，成为今天赫赫有名的青岛九中，卫礼贤若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九泉了。2000年，这所学校隆重举行了百年校庆。在庆典仪式上，当学生代表朗诵那首优美的诗篇《百年沧桑》时，所有的来宾都被深深地感染了、震撼了。“怎能忘记那个飘雪的春天，怎能忘记那个博士卫礼贤？是他，在那个春天里种植希望；是他，在这片土地上播撒太阳。从此，校园里长成了高大的银杏树；从此，校园里飞出了美丽的金凤凰。一百年啊，一百年的风雨，一百年的沧桑，一百年的育人不倦，一百年的魂飞梦牵……一百年的时间太短，它勾画了礼贤人自信自强的同心圆；一百年的时间太长，它书写了九中人生生不息的伟大实践……”稚嫩的童声、激情澎湃的华章，抒发了人们对这所学校创始人卫礼贤的敬仰之情。
上个世纪初的青岛，虽处开放前沿，领风气之先，但文化底蕴浅薄，号称“文化荒漠”。从对中文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精通中文的中国通，卫礼贤之勤奋与刻苦，常人难以想像。礼贤书院教师臧毓臣回忆：“卫君最好学，手不停挥，目不停览，虽炎夏不避，危坐译读晏如也，是故精通华语及文义。”（《礼贤中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册》）
卫礼贤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学说研读甚深，所用之功最大。他曾说：“德国康德为西方圣人，中国孔子为东方圣人。”他对儒教推崇备至，渐渐地，他实现了从一个推广西方文明的传教士到传播东方文明的汉学家的转变。他自告奋勇地担负起在青岛乃至在世界播撒中国国学种子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卫礼贤和他的学校，成为那个特殊时代支撑青岛文化的一堵承重墙，成为当时青岛文化的符号和图腾，任何人只要一触及青岛文化这个话题，总是无法绕开这个洋人。
卫礼贤与中国很多饱学名士过从甚密。1911年的辛亥革命敲响了大清朝的丧钟，维持了260多年的专制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一大批遗老遗少不愿做共和体制下的公民，宁愿寄人篱下，托庇于占领青岛的德国殖民者，苟安一时。一时间，青岛成了前清逊臣旧吏趋之若骛的避风港。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至1913年间来青岛的满清官员当中，副大臣、巡抚以上就有18人；县令以上更多，达70多人。像恭亲王溥伟、军机大臣徐世昌、吴郁生、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陕甘总督升允、云贵总督李经羲、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周馥、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等等，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青岛作为自己的寓居地。
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到来，给青岛平添了一丝光怪陆离的色彩。作为一座海滨城市，作为日耳曼民族在中国的一块占领地，青岛原本就有兼收并蓄、多元多样的文化特质，当一大批满腹经纶，拖着长长的辫子、着长袍马褂瓜皮帽的遗老们招摇过市的时候，卫礼贤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弘扬中国国学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那时，青岛著名的三江会馆高朋满座，成为遗老们消磨时光的“贵族俱乐部”，与德国总督府有着特殊交情的周馥被推举为会长。不过，会馆只能举行一些娱乐活动，顶多算是“下里巴人”一类的，这些失意的旧臣们还需要更高档次的精神活动场所，有“阳春白雪”的地方。卫礼贤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在自己的著作《青岛的故人们》中写道：“青岛为古老文化最杰出代表的相识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这在当时中国其他地方都是不可能的。那些日子里，学者和各党派的政治家生活在一起，这不由让人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巅峰时代。”他要力所能及地为这些人提供学术活动和文化创作的场所。
1914年，卫礼贤在书院东花园内建立起一处“尊孔文社”。他请老相识周馥帮忙物色一位学者主持社务，周馥几乎不假思索，就推荐了劳乃宣。劳乃宣非等闲之辈，精通国学，著述甚丰，是对卫礼贤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号玉初，浙江桐乡县人。他对青岛的崂山情有独钟，因查得“劳”姓乃祖先居于劳山（崂山），以山为姓，甚为自豪，曾说：“劳山为吾家得姓之地，因自号劳山居士。”他学富五车、博闻强识，在古文字、音韵学、算学诸多领域造诣颇深。
尊孔文社成为青岛文化人讲经论道、高谈阔论的场所，礼堂中悬挂孔子画像，可以容纳200多人聚会。这里的“每周一讲”，中国人、德国人轮番上阵，古今中外，涉猎颇多。尊孔文社成为岛城不可多得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劳乃宣不仅亲自陪同卫礼贤前往曲阜拜谒孔庙，还四处张罗募集和购买“经、史、子、集”与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建起了一座藏书3万余册、采用现代图书馆管理机制的藏书楼。劳乃宣挥毫泼墨，写就了一篇《尊孔文社藏书楼记》，“德国卫礼贤以西人而读我圣人之书，明我圣人之道者也。时居青岛，闻而忧之，与中国寓岛诸同人结尊孔文社，以讲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同人乐赞其成。”该文装于一铁盒内，埋藏于地基之中，如今还存于地下。
卫礼贤后来在《中国心灵》一书中忆及创办尊孔文社的难忘经历，感慨万分：“图书室旁边还设立了研究室和休息室。我们的想法是为了将来，挽救已处于极度危险境地的中国文化财富。我们希望通过翻译、讲座和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了德语。我们希望在远离中国革命风暴、风景如画的青岛做一些建议性的工作。当建筑物的奠基石落下时，筹建者的期望都很高。工程拟于1914年夏季完成，但到那时事态却发生了人们预料不到的变化，战争爆发了。建筑经历了炮击，不过未受损伤。战争期间，有数百名德国妇女和儿童躲避到了青岛，图书室似乎成了德国人社团的起居室。他们在这里举行讲座、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儿童们也在这里度过自己的节日。漫长的等待由此变得可以忍受，知识的刺激帮助在场的人度过了这几年的惨淡岁月。这座建筑以这种方式达到了文化的另一种目的，成为中国文化送给临时居留的德国人的精美礼物。”
战火中飘扬的红十字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英联军向盘踞青岛的德军发起猛烈进攻。很多遗老遗少逃离青岛，劳乃宣逃到了曲阜。不过，也有些人选择留在了青岛，恭亲王溥伟就不愿迁居，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弟，“他宁可在青岛承受围攻之险，也不愿回到共和体制下的内陆。在他看来，既然是欧洲人之间的战争，自己就不必担忧。在青岛最大的危险也不过是偶尔从海上袭来的炮弹”。
战争中，哪里有红十字旗，哪里便会有安全。作为新生事物的红十字会，在青岛也有了自己的分支机构。曾经寓居青岛的清朝驻德公使吕海寰，与卫礼贤很熟悉，在他的鼓动和策划下，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会址就在礼贤书院，由卫礼贤任会长。战火纷飞之际，礼贤书院上飘扬的红十字旗帜格外醒目，卫礼贤和他的学校在危急关头扮演了扶危济困的角色。
卫礼贤后来回忆：“经过德国当局的批准，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红十字会机构，它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非战斗成员躲避到安全的地方。”“曾始终和我站在一起的恭亲王和高天元帮助我管理红十字会，经管中国学校”。
战火逼近青岛，惶恐的人们能逃离的都想方设法逃离了，青岛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黑暗当中。留下来的遗老寥寥无几，恭亲王溥伟几乎每天都要到礼贤书院去找卫礼贤，闲谈末论，排遣孤寂。他告诉卫礼贤，日耳曼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一定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对此他坚信不移，每天都在写战争日记。终于有一天，震耳欲聋的炮火让他魂飞魄散，带着全家逃离了那幢危险的海边别墅，搬进了高悬红十字旗的礼贤书院。
卫礼贤这样描述战时的溥伟：“亲王利用空闲时间记下他的战争日记，并从宋版《易经》中引经据典，这本书是中国古代圣贤总结大量经验基础上写成的，现在却帮助了这位满族亲王渡过难关。有段时间，当炮击达到高潮时，紧张就战胜了他一向的乐观和信心，过去他绝对相信只要有红十字旗飘扬的地方就能确保安然无恙，可到现在却动摇不止。必须承认命运的力量要比红十字强大得多。”
德国战败投降了，卫礼贤在青岛的活动随后也戛然而止。作为一名德国公民，他唏嘘不已，感叹“日本人占据了青岛，以往那美好的生活再也没有回来”。尽管日本占领军在遣返德军战俘的同时，手下留情，没有过多地为难这些非战斗人员，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失落与惆怅，还是填塞在每一个德国侨民的胸膛，他们大多选择了回归故土。1921年，在青岛生活了22年的卫礼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从此，他矢志不渝地从事汉学研究和传播工作。
“中学西播”的功臣
卫礼贤在德国各地巡回演讲，宣传汉学，还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介绍中国的论著，《孔子与孔教》、《东亚——中国文化之变迁》、《中国文明简史》、《中国哲学》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他还翻译了《论语》、《孟子》、《礼记》、《易经》、《道德经》等中国国学典籍，为中学西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怪乎很多德国人评价他“比中国人还中国化”。
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在德国留学期间结识卫礼贤，二人十分投机，成莫逆之交。徐志摩曾赋诗一首送给卫礼贤，诗前小序曰：“卫礼贤先生通我国学，传播甚力，其生平最崇拜者，孔子而外，其邦人葛德（今译歌德）是也。”徐志摩写于1929年3月18日的这首诗作《小花篮——送卫礼贤先生》，有这样的诗句：“我自游槐马（魏玛）归来，不过一年，那小篮里的鲜花已成枯卷；我感怀于光阴造作之荣衰，亦憬然于生生无已之循环；便历尽了人间的悲欢变幻，也只似微波在造化无边之海！”寄托了诗人对友人的情感。
卫礼贤后来曾一度回到中国，那是1922年，他被德国外交部任命为驻华公使馆科学参赞。第二年，恰逢外交人员进行精简，他被解聘。好在他的汉学功底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引起了北京大学的注意，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北京大学向这个德国人敞开了怀抱，聘请他担任德语系教授。
就在这时，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邀请他前去任教。他在离开中国前，故地重游，去了一趟青岛。在那里，他遇见了康有为，并重新取得了同遗老们的联系。得悉劳乃宣于1921年就任礼贤中学校长，他很高兴。但是，“此后我动身去了德国，在他把遗嘱放在我手中后不久，大师于我不在期间去世了”。这是卫礼贤在回忆录中对劳乃宣的最后记述。
回国后，长期的操劳令卫礼贤的身体每况愈下，他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经常不明原因地发烧，但他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著书立说，他在与时间赛跑。1930年3月1日，卫礼贤在图宾根去世。
去世前，他撰写的回忆录《中国心灵》在欧洲出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二十五年的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它的人民。过去的二十五年之所以特别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新旧交织的时代。我见识过旧中国，它的一切那时看来还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我也目睹了它崩溃，看着新生活的萌芽怎么从废墟中生长出来。”
一个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饱含深情的外国人，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一文，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称赞他是“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功臣”。
卫礼贤的儿子卫德里子继父业，也是一位成果卓著的汉学家，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卫礼贤一手缔造的礼贤书院，犹如一棵树，扎根于青岛丰沃的土壤，枝繁叶茂，成为今天赫赫有名的青岛九中，卫礼贤若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九泉了。2000年，这所学校隆重举行了百年校庆。在庆典仪式上，当学生代表朗诵那首优美的诗篇《百年沧桑》时，所有的来宾都被深深地感染了、震撼了。“怎能忘记那个飘雪的春天，怎能忘记那个博士卫礼贤？是他，在那个春天里种植希望；是他，在这片土地上播撒太阳。从此，校园里长成了高大的银杏树；从此，校园里飞出了美丽的金凤凰。一百年啊，一百年的风雨，一百年的沧桑，一百年的育人不倦，一百年的魂飞梦牵……一百年的时间太短，它勾画了礼贤人自信自强的同心圆；一百年的时间太长，它书写了九中人生生不息的伟大实践……”稚嫩的童声、激情澎湃的华章，抒发了人们对这所学校创始人卫礼贤的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