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简称“拒执罪”）它的适用直接影响着判决、裁定的执行。而在10多年来的审判实践中，此条款成为《刑法》中利用率最低的条款之一。
　　为此，记者在2月23日采访了犯罪嫌疑人刘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的承办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检察官张晓凯。
　　《方圆》：刘阳的辩护律师王智认为，刘阳的行为不构成“拒执罪”，本案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定性上如何考量？
　　张晓凯：在本案审查过程中，我们主要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刘阳财产范围。虽然刘阳否认其收到法院判决及执行通知书，但该判决已由法院公告送达并已发生法律效力，其作为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有能力执行法院判决、裁定，仍对其大部分财产予以隐藏，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方圆》：如何评价此案的社会效应？
　　张晓凯：我国对执行难问题很重视，《刑法》上的规定只是措施之一，运用刑罚手段可能解决不了个案的问题，比如刘阳案，不是判决了就能解决原来的执行问题，但是它对整个社会民众的震慑作用和教育作用还是很大的，使大家都知道欠债不还还可能触及刑事犯罪，受到刑法的制裁。
　　《方圆》：很多人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很陌生，这一罪名是何时确立的？在司法实践中是怎样完善的？
　　张晓凯：这一罪名早在1979年《刑法》里就有明确规定，是包含在与妨害公务罪里面，即1979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1997刑法把此项罪名独立出来，第三百一十三条专门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在界定上比旧刑法更为严格，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旧刑法当中没有对“有能力执行”进行表述；第二是增加了“情节严重”，才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并且，1998年、2002年、2007年对此条款共出台了三个司法解释。
　　《方圆》：目前拒执罪发案率是怎样一种趋势？
　　张晓凯：此类案件比较少，在门头沟区目前只有两件，除刘阳案外，另一件是去年发生的，属于夫妻间财产纠纷。
　　《方圆》：一方面是执行难，另一方面拒执罪发案率很低。有人说，10多年来拒执罪是《刑法》中利用率最低的条款之一，成为刑法中的摆设，您怎么看？
　　张晓凯：这种说法未免过于偏颇。执行难与拒执罪而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定是否构成拒执罪，前提是必须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方圆》：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例的犯罪条件要求比较高。条件包括采取隐匿、转移、毁损财产的方式，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或者裁定，或者暴力抗拒法院执行，并造成严重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是严重后果？
　　张晓凯：没有具体的量化，执行起来也存在一些困难。
　　《方圆》：有关规定中提到“有执行能力”和“情节严重”，假如被执行人需要执行100万元的财产，而被执行人只有2万元的财产，隐藏了1万元，这种情况能否认定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在认定是否“有执行能力”时，是否考虑“可供执行的财产”与应该被执行的财产间的数额比例？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在财产数额上达到多少才构成“情节严重”？其与可供执行的财产以及判决、裁定中需要执行的全部财产数额间占多少比例？
　　张晓凯：对于有关具体数额或比例这个问题，《刑法》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实践中是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认定。这也是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需要进一步健全的内容。
　　《方圆》：以上原因是否可以理解为实践中拒执罪不好认定的原因之一？
　　张晓凯：也可以这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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