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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在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里，“捞河炭”曾是村民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每次等黄河大水退去，这里的人们争先恐后冲向河滩，把自己的草帽、衣服、麻袋、扁担，甚至是内裤，盖在那些被大水从上游冲下来的煤块上面，以示“有主”。
后来，出生于此地的张维迎读到了英国学者沃姆斯利在1932年写的一个真实故事：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渔村，每次大风暴过后，潮水卷起的木头就会搁浅在海滩上，那里世世代代的渔民们始终遵守一个规矩：谁最早跑到沙滩给无主的木头做上标记，木头就归谁所有。
“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两个村子之间肯定不曾有过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张维迎说，“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全世界人都遵守的普世价值。”
这种思考贯穿于张维迎过去几年的时间，2010年，他低调卸任了北大的一切行政职务，终于获得了过去很长时间里难得的身心双重自由，读书之余开始了对经济学的反思，思考了很多超出经济学范畴之外的事情。
2014年底，他把这些思考整理成集，再出两本新著，一本《市场与政府》依旧保持“市场先生”的本色，论述中国改革过程中最核心的博弈，另一本《理念的力量》则让人颇感意外，因为张维迎在书里不再是满纸经济学术语，他“向后再退一步”，开始论述更多常识，试图纠正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
这位在过去30多年一直引起争论的学者，这次又毫无畏惧地大声阐述他的理念。
张维迎第一次在公共舞台出现的时间是1982年在西安召开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张维迎以一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前辈的关注。这次会议对张维迎影响很大，会后，他开始自学现代经济学。
一年之后，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文中“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观点，旋即引发了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
年轻时代的张维迎初尝舆论压力，不过他倔强地相信自己没有错：“在北京的茅于轼先生则来信勉励我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我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在象牙塔里的张维迎已经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成为了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同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的体改所工作。9月“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成了争论最激烈的议题，最终“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然而，“双轨制”下的价格差，后来也成为了普遍权力寻租导致腐败的诱因，因此很多人把“鲁迅当年骂人的话，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出现了这样的后果，这是张维迎始料未及的，他后来感叹：“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精确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陆续呈现，是摸石头过河的‘干中学’。”
相对于死水一潭的计划经济，“双轨制”有着它时代的进步意义。不过这其中艰难撬动理念变革、推动社会曲折前进的深意，并非是那些没有接受过经济学学术思维训练、身在改革推动者群体之外的普通人所容易理解的。
20年后，张维迎说腐败“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时，更大的骂名扑面而来。在那篇被媒体评论员们集体炮轰的、充满“帕累托改进”和“博弈论”思维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说：“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文革’思维蛊惑人心。”
1994年，从牛津获得博士学位的张维迎回国后进入北大，與林毅夫等六位经济学家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为了国企改革、产权改革的理论推手。
张维迎
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经济学教授。首次提出“双轨制”思路，著有《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中国改革30年》、《市场的逻辑》等。
三年后张维迎内部调动至光华管理学院。他以哈佛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商学院为参照系，提出“十年内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的目标，在国内大学中率先废除“近亲繁殖”，不留自己的博士生，率先停招在职博士生。
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成为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结果，他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诸多措施并没有如他在经济领域的主张那样顺利写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史，青年讲师和副教授们的抗议让他的“癸未变法”方案最后不了了之，甚至在光华学院，后来也出现了离职教授对他的攻击。一度如他自嘲所言：“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
2004年，CCER成立十年的大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分别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林认为只要沿着当时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涨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那次学术意见分歧远没有像10年后二人在杨小凯追思会上的学术争论那样，被媒体炒作放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但在张维迎看来，今年这场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交锋只不过是一次双方建立在很多基本共识基础上的“理论的争论”：“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基本共识，如果没有，就会有更多矛盾和不和谐。人类能够和谐生存，是因为我们接受一些普遍、公认的规则。” 今年7月7日，张维迎以一个纯粹的学者身份，回归了灰瓦红窗绿廊的朗润园—这里是100多年前洋务运动领导人物恭亲王奕訢的园子，也是20年前的CCER成立的地方，2008年，CCER已经变成了“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维迎回到这里，注定会为自己一直温和坚持的理念而继续与世俗的误解交锋，在4月他的行政关系还没有转回来之前，他就在这里说，经济学应从利益的研究转向“理念”这个更为根本的社会决定力量的研究转变：“人类历史上的错误往往源于缺乏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由学者构成的学术市场，由媒体构成的传播市场，以及由政治参与者构成的实践市场，都需要宽容更多的声音，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
后来，出生于此地的张维迎读到了英国学者沃姆斯利在1932年写的一个真实故事：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渔村，每次大风暴过后，潮水卷起的木头就会搁浅在海滩上，那里世世代代的渔民们始终遵守一个规矩：谁最早跑到沙滩给无主的木头做上标记，木头就归谁所有。
“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两个村子之间肯定不曾有过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张维迎说，“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全世界人都遵守的普世价值。”
这种思考贯穿于张维迎过去几年的时间，2010年，他低调卸任了北大的一切行政职务，终于获得了过去很长时间里难得的身心双重自由，读书之余开始了对经济学的反思，思考了很多超出经济学范畴之外的事情。
2014年底，他把这些思考整理成集，再出两本新著，一本《市场与政府》依旧保持“市场先生”的本色，论述中国改革过程中最核心的博弈，另一本《理念的力量》则让人颇感意外，因为张维迎在书里不再是满纸经济学术语，他“向后再退一步”，开始论述更多常识，试图纠正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
这位在过去30多年一直引起争论的学者，这次又毫无畏惧地大声阐述他的理念。
“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
张维迎第一次在公共舞台出现的时间是1982年在西安召开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张维迎以一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前辈的关注。这次会议对张维迎影响很大，会后，他开始自学现代经济学。
一年之后，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文中“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观点，旋即引发了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
年轻时代的张维迎初尝舆论压力，不过他倔强地相信自己没有错：“在北京的茅于轼先生则来信勉励我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我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在象牙塔里的张维迎已经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成为了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同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的体改所工作。9月“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成了争论最激烈的议题，最终“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然而，“双轨制”下的价格差，后来也成为了普遍权力寻租导致腐败的诱因，因此很多人把“鲁迅当年骂人的话，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出现了这样的后果，这是张维迎始料未及的，他后来感叹：“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精确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陆续呈现，是摸石头过河的‘干中学’。”
相对于死水一潭的计划经济，“双轨制”有着它时代的进步意义。不过这其中艰难撬动理念变革、推动社会曲折前进的深意，并非是那些没有接受过经济学学术思维训练、身在改革推动者群体之外的普通人所容易理解的。
20年后，张维迎说腐败“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时，更大的骂名扑面而来。在那篇被媒体评论员们集体炮轰的、充满“帕累托改进”和“博弈论”思维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说：“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文革’思维蛊惑人心。”
“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
1994年，从牛津获得博士学位的张维迎回国后进入北大，與林毅夫等六位经济学家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为了国企改革、产权改革的理论推手。
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经济学教授。首次提出“双轨制”思路，著有《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中国改革30年》、《市场的逻辑》等。
三年后张维迎内部调动至光华管理学院。他以哈佛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商学院为参照系，提出“十年内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的目标，在国内大学中率先废除“近亲繁殖”，不留自己的博士生，率先停招在职博士生。
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成为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结果，他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诸多措施并没有如他在经济领域的主张那样顺利写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史，青年讲师和副教授们的抗议让他的“癸未变法”方案最后不了了之，甚至在光华学院，后来也出现了离职教授对他的攻击。一度如他自嘲所言：“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
2004年，CCER成立十年的大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分别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林认为只要沿着当时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涨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那次学术意见分歧远没有像10年后二人在杨小凯追思会上的学术争论那样，被媒体炒作放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但在张维迎看来，今年这场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交锋只不过是一次双方建立在很多基本共识基础上的“理论的争论”：“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基本共识，如果没有，就会有更多矛盾和不和谐。人类能够和谐生存，是因为我们接受一些普遍、公认的规则。” 今年7月7日，张维迎以一个纯粹的学者身份，回归了灰瓦红窗绿廊的朗润园—这里是100多年前洋务运动领导人物恭亲王奕訢的园子，也是20年前的CCER成立的地方，2008年，CCER已经变成了“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维迎回到这里，注定会为自己一直温和坚持的理念而继续与世俗的误解交锋，在4月他的行政关系还没有转回来之前，他就在这里说，经济学应从利益的研究转向“理念”这个更为根本的社会决定力量的研究转变：“人类历史上的错误往往源于缺乏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由学者构成的学术市场，由媒体构成的传播市场，以及由政治参与者构成的实践市场，都需要宽容更多的声音，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