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外国朋友说：“如果到中国考察一周，回国后也许可以写一本书；如果到中国考察一个月，回国后也许可以写一篇文章；如果到中国住上一年，回国后也许一句话都写不出来。”其意思，不知是说中国的事情太复杂，还是说中国的变化太迅速。但似乎至少可以这样理解：描述中国的绚烂表象比较容易，揭示中国的深刻内涵就十分困难：摄取中国的一个短暂时段比较简单，记录中国的一个较长的变革过程就甚至难以落笔。当然，这样的情况对于其他大国来说，恐怕也是相似的。
　　不管怎么说，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面貌的日新月异而震撼，几乎是每一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的共同感受。但是，发生在20多年里的政治、社会、文化，特别是思想解放而带来的人们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那些外国人能理解吗？
　　比如，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篇张卓元教授的文章，是一篇学习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心得体会。其中讲的一些重要的观点，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发表在40年前，会造成什么样的结局；如果发表在30年前，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甚至发表在20年前，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恐怕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今天，我们读一读张卓元的以及近几年出现的大量类似的文章，再看一看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每时每刻的现实变化，难道没有一点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和“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慨吗？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整个全会《决定》最突出的亮点之一，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如此全面系统深刻地对于现代产权制度的精辟阐述，这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是第一次。中国人民经过锲而不舍的探索实践，对于发展市场经济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从中共的历届重要会议的决定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理念日渐深化的轨迹。
　　应该承认，这种对于现代产权的认识，在老祖宗的传统理论里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现在看来，道理又并不复杂。“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获得今天这种认识，熟悉中国改革的人都非常明白，这是很不容易的。为此，我们经过了50多年的曲折迂回，付出了经济的和政治的巨大代价。
　　过去，我们讳言产权问题，因为以前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概念都是建立在传统的所有制理论上的。不用说，在理论上造成了很多禁锢。在现实生活中，其结果是用纳税人的钱多年积累的国有资产无人负责，效率低下，甚至任由流失；而同时民营经济难以发展，民间活力被窒息了。因此，在很深层次上决定了中国以至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特征，即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财富的积累十分缓慢。忙忙乎乎了多少年，沾沾自喜了多少年，最后落得个“贫穷的社会主义”，甚至经济崩溃的结局。
　　产权制度也许不是市场经济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绕开产权制度问题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使建立在保护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可能。正如张卓元所言，其中的关键，一是明晰产权，二要严格保护产权，三要产权自由流动。明晰产权要明确财产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产权模糊，经济实体就没有发展动力或动力不足。当人们拥有明晰而且得到严格保护的产权，就有了朝不同方向探索的基础。但这还不够。由于每个人的知识、专长、禀赋不同，同一个人在生命时间序列上的能力和兴趣也是变化的，不同的资源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生产效率和主观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更为重要的是，各种资源可以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自由流动到不同的人手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这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张卓元在阐述现代产权制度的同时强调了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性。他指出：“从放权让利的国有企业改革到推行股份制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而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表明中国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逐步找到了一个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他认为，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和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其政策含义非常重要。一是要更加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积极吸引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二是今后要尽量少搞国有独资企业。三是重要的企业需要国有控股的，也要尽可能相对控股，这是规范的股份制和公司制的要求。个别仍需保留国有独资的，也要由多家国有投资主体共同持股，使出资主体能互相制约。四是国有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也可向非国有企业参股，但要遵守市场经济自愿交易、公平竞争原则，不能凭借政府力量强令推行。
　　张卓元教授的文章只是许许多多类似文章中的一篇。这些文章形成了强有力的舆论氛围，促成了广大群众对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共识。我们可以期待，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与修改宪法的《建议》相配合，现代产权制度必将确立，这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