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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的戛然而止，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创新”的大讨论。为什么在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科研人员和世界第二多的SCI论文数量后，中国还是走不出一个“乔布斯”，而创新强国更是无数有志之士追逐的一个梦。
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10月10日晚间在微博大胆预测：中国不会有乔布斯。任志强称：“乔布斯只需要和市场竞争，不被体制所限制。中国的企业则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与体制的博弈上，而无法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创新和市场竞争上。中国无法容忍一个吸毒者成为英雄，更不可能让胡思乱想占领市场，因此也不会有乔布斯。”
相反，《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则分析了各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乔布斯”的人选。在美国，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成为最被看好的人选。在中国，阿里巴巴集团马云或许就是“下一个乔布斯”。而日本软银董事长孙正义也被指为“和乔布斯一样有不安分、爱挑战的企业家精神”。
不管谁有幸成为“下一个乔布斯”似乎并不重要，毕竟带有某种偶然，最关键的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激发创新创业的机制和氛围，让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纷至沓来。当前，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创新乏力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如何才能形成持续的创新力？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志军研究员。
培养“乔布斯”？
《新经济导刊》：宁波市新近出台了一份《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意见》, 5年内，斥资5000万培养1400名“乔布斯”，宁波市将在环境和制度上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您对此怎么看？
李志军：客观讲，首先要肯定这个事情，至少传达出重视创新人才的积极信号，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但是对其作用也不要估计得太高，仅仅靠5000万就能培养出1400名“乔布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般人才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如市场环境、制度建设、个人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
一是要有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和良好氛围。当前中国模仿的东西比较多，急功近利、浮躁情绪严重，而踏踏实实、持续创新的少。二是投融资体系的建立。因为创新需要大量投入，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存在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大家往往只看到成功者光辉的一面，而创业者艰苦的那一面很少有人注意到。乔布斯同样如此，最早是在车库里起家，经历了诸多磨难。实际上，国内外创业者都一样，刚开始最艰难，最希望得到各种扶持和帮助。
科技型企业主要取决于科技人才，许多科技人员本身就是创业者，而人才是会流动的，哪个地方好就往哪里去。深圳在改革开放前就是一个小渔村，成立特区后，政策和市场环境较好，于是将资金、人才和技术都聚集到了那里。现在，宁波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投资多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把市场环境、产业配套环境、人文环境、生活环境建设好，有了梧桐树，不怕没有凤凰来。对宁波来讲，鉴于人文环境比较薄弱，就不要光想着自己从头开始培养人才，这样不仅周期长，而且很可能留不住人才。要设法创造条件吸引国内外的人才去创业，并且能够留得住、使用好人才。
任重道远创新路
《新经济导刊》：请您分析一下我国自主创新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李志军：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表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总体上讲，我国整体创新能力不高，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机制。具体表现在：
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产业技术中的核心专利技术少，工业生产所需的大量技术装备，特别是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市场急需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技术装备和产品严重短缺，一些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领域所需的重要装备依赖进口。目前，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
二是引进技术消化再创新能力薄弱，引进技术没有与自主创新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结合起来。由于消化吸收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导致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薄弱，严重影响了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是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0.7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0.56%，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同时，企业之间科技资源低水平重复严重。在基础性研究、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方面，企业间没有广泛建立和形成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或协作关系。
另外，我国产学研的结合还不紧密。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科技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得到企业资金支持的较少。企业对目前“产学研”结合中企业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很不满意。企业认为国家的经费偏重于支持高校，而高校搞出来的成果往往市场性不强，成果转化困难。大学、科研机构往往只注重技术指标的先进性，忽视了市场竞争的需求。“产学研”，“产”在前，没有“产”，“学”、“研”就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同时，无论是生产型企业，还是转制科研院所，都注重现实经济效益，对关系国家竞争能力和企业长远利益的共性、关键性、前瞻性技术研究重视不够。
四是人财物投入严重不足。尽管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在相对指标方面，差距仍十分明显。投入不足是长期困扰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R&D/GDP一直徘徊在0.6%～0.7%左右，2004年上升为1.23%，2005年是1.3%。
当前，我国尚未建设形成有利于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大型科研设施以及科研资料、科学数据等严重匮乏、分散落后，并且还存在着盲目重复购置，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没有形成社会共享机制。
《新经济导刊》：中国企业为何在自主创新方面踟蹰不前、疲软乏力？
李志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最重要，一个企业有没有创新的精神，关键是企业家。造成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背景，也有政策导向的问题；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认识和理念上的误区，但主要是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政策环境。
第一，市场体制不完善，没有形成有效推进自主创新的体制和制度环境。缺乏公平竞争很讲究诚信的市场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尚未建立起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产生和转移的法制环境，整个社会也缺乏创新的文化氛围，培育创新人才和创新精神，尊重个性、恪守诚信、公平竞争、激励探索、提倡冒尖、宽容失败的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还没有形成。
第二，政府作用和政策没有发挥好，有时甚至成为自主创新的障碍。政府在产业发展中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并存，制约了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好。职能越位表现在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部门过多地运用行政权力，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使市场机制发生扭曲，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职能缺位则表现在政府对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缺乏统一规划，对支持产业创新的政策缺乏系统研究，对产业创新提供服务的功能弱化等。
相关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缺乏协调机制，影响了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的发展。在决策体制上，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存在着以部门利益代替国家利益的倾向。在资源配置上，竞相争取财政资金，按各自的条条块块分配，造成在很多领域国家资金的重复配置和浪费。在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上，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贸易政策、消费政策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衔接。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最大问题不是过于集中，而是比较分散。例如，软件产业管理体系涉及多个部委，使权力和资源相对分散，增加了相互协调、配合的难度。
现行政策体系与支持自主创新导向不协调。现行的政策体系，基本上以支持GDP增长为主，缺乏支持自主创新的明晰导向。特别是，有些政府部门把有限资源用来规模扩张、增长速度，实际操作中对自主创新是抑制性的，对技术引进却是鼓励性的。
政府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不高，重复浪费严重。目前，管理科研经费的部门主要有发改委、科技部、科学院、教育部、基金委以及一些相关部委，但部门间协调不够，导致科研经费不能合理、有效地使用。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宏观统筹协调能力薄弱，科技资源配置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
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的动力机制有待完善。我国企业研发机构数量较少，研发能力不足。在“产学研”结合中，企业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企业普遍重生产、轻研究开发，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重模仿轻创新，创新层次低，高端发明少。一些企业甚至靠仿造和假冒生存。我国还没有形成真正能保护企业家利润动机的机制和规则。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重当前、轻长远，缺乏通过自主创新做强做大企业，并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四，大学和科研院所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机制不健全。目前，大学的科研力量还比较分散，科研工作缺少长期、持续发展的综合目标，科学研究、学科发展缺乏核心竞争能力；科研成果转化的资金匮乏，只有不到10%的科研成果或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多年来，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活动，存在着单纯的技术导向倾向，注重技术参数、指标的先进性，但对市场需求和规律缺乏把握，其成果往往不具有市场能力。
第五，学术腐败严重。社会上的过度追求名利和浮躁之风，腐败和造假行为也对科学界造成冲击。一些人急功近利，科研成果粗制滥造；不顾科研工作的职业操守，弄虚作假，欺骗社会大众。学术腐败猖獗不仅是学者个人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
制度创新是关键
《新经济导刊》：您认为一个高科技企业如何才能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
李志军：创新不容易，能持续创新就更难了。作为高科技企业，首先，要有一支具有战略眼光的创新型企业家队伍，这些人的命运要跟企业联系在一起。国有企业创新的动力之所以不足，就是因为缺乏命运共同体，而民营科技企业则不一样，创业者的命运都捆在一起，它们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其次，要有足够的资金保障，不同行业需要投入的资金量不同，比如研发一种新药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研发周期也较长，而简单的创新就少一些。
第三，需要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包括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等硬环境和政策措施、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等软环境，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很难吸引来人才，即使勉强来了，也留不住，所以就不可能形成持续的创新。
第四，要有市场竞争的压力。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才能让企业必须不断创新，研发新技术，推出新产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保持竞争优势。比如苹果，市场竞争的压力让它不断推出新产品，保持领先优势。如果出现垄断和腐败，就容易打破这种竞争平衡，导致市场秩序紊乱，创新动力和创新精神丧失。
第五，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创新要有回报，创新者的劳动成果要得到尊重和保护，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和创业动力，否则都去模仿了。
《新经济导刊》：当前，如何解决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缺乏核心技术”这个瓶颈？
李志军：人们在认识上有个误区，认为技术越先进越好，但现实情况是，先进的技术可能成本很高，这样的产品不可能大规模向社会推广，技术要先进，经济还要合理。比如磁悬浮列车，单从技术上讲是先进，但成本太昂贵，不利于全面推广。还有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物联网和云计算，究竟有多大可行性，成本怎么样，都是未知数，所以大规模推进要慎重。当然，这并不妨碍实验室可以小规模地研发新技术。
产业人才分为两类，高精尖人才和熟练的技术工人（高级技工）。在一个产业中，高精尖人才实际上只需要一小部分，主要通过培养和引进两种途径获得，占多数的应该是高级技工，目前，我国的高级技工严重不足，工厂一线大部分都是低层次的普通工人，这也制约了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
解决核心技术无非就两条路，一是投入资金，组织团队，自己研发；二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企业最了解市场和用户的需求，最清楚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企业有实力自己能研发最好，若不具备研发实力，可以委托相关科研院所和大学进行研发。不管采取哪种方式，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要主导整个研发的方向和进程。企业还可以直接购买别人的科技成果，这样比自己研发快。总之，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既是投入的主体，受益的主体，也是承担风险的主体。
另外，为让企业创新无后顾之忧，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要理顺，政府应该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而不能当“运动员”，企业才是真正的“运动员”。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线和方向的选择要靠市场来决定，政府应鼓励企业大胆去试，不要具体干涉，谁试成功了支持谁。
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10月10日晚间在微博大胆预测：中国不会有乔布斯。任志强称：“乔布斯只需要和市场竞争，不被体制所限制。中国的企业则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与体制的博弈上，而无法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创新和市场竞争上。中国无法容忍一个吸毒者成为英雄，更不可能让胡思乱想占领市场，因此也不会有乔布斯。”
相反，《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则分析了各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乔布斯”的人选。在美国，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成为最被看好的人选。在中国，阿里巴巴集团马云或许就是“下一个乔布斯”。而日本软银董事长孙正义也被指为“和乔布斯一样有不安分、爱挑战的企业家精神”。
不管谁有幸成为“下一个乔布斯”似乎并不重要，毕竟带有某种偶然，最关键的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激发创新创业的机制和氛围，让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纷至沓来。当前，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创新乏力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如何才能形成持续的创新力？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志军研究员。
培养“乔布斯”？
《新经济导刊》：宁波市新近出台了一份《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意见》, 5年内，斥资5000万培养1400名“乔布斯”，宁波市将在环境和制度上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您对此怎么看？
李志军：客观讲，首先要肯定这个事情，至少传达出重视创新人才的积极信号，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但是对其作用也不要估计得太高，仅仅靠5000万就能培养出1400名“乔布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般人才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如市场环境、制度建设、个人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
一是要有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和良好氛围。当前中国模仿的东西比较多，急功近利、浮躁情绪严重，而踏踏实实、持续创新的少。二是投融资体系的建立。因为创新需要大量投入，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存在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大家往往只看到成功者光辉的一面，而创业者艰苦的那一面很少有人注意到。乔布斯同样如此，最早是在车库里起家，经历了诸多磨难。实际上，国内外创业者都一样，刚开始最艰难，最希望得到各种扶持和帮助。
科技型企业主要取决于科技人才，许多科技人员本身就是创业者，而人才是会流动的，哪个地方好就往哪里去。深圳在改革开放前就是一个小渔村，成立特区后，政策和市场环境较好，于是将资金、人才和技术都聚集到了那里。现在，宁波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投资多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把市场环境、产业配套环境、人文环境、生活环境建设好，有了梧桐树，不怕没有凤凰来。对宁波来讲，鉴于人文环境比较薄弱，就不要光想着自己从头开始培养人才，这样不仅周期长，而且很可能留不住人才。要设法创造条件吸引国内外的人才去创业，并且能够留得住、使用好人才。
任重道远创新路
《新经济导刊》：请您分析一下我国自主创新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李志军：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表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总体上讲，我国整体创新能力不高，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机制。具体表现在：
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产业技术中的核心专利技术少，工业生产所需的大量技术装备，特别是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市场急需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技术装备和产品严重短缺，一些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领域所需的重要装备依赖进口。目前，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
二是引进技术消化再创新能力薄弱，引进技术没有与自主创新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结合起来。由于消化吸收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导致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薄弱，严重影响了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是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0.7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0.56%，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同时，企业之间科技资源低水平重复严重。在基础性研究、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方面，企业间没有广泛建立和形成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或协作关系。
另外，我国产学研的结合还不紧密。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科技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得到企业资金支持的较少。企业对目前“产学研”结合中企业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很不满意。企业认为国家的经费偏重于支持高校，而高校搞出来的成果往往市场性不强，成果转化困难。大学、科研机构往往只注重技术指标的先进性，忽视了市场竞争的需求。“产学研”，“产”在前，没有“产”，“学”、“研”就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同时，无论是生产型企业，还是转制科研院所，都注重现实经济效益，对关系国家竞争能力和企业长远利益的共性、关键性、前瞻性技术研究重视不够。
四是人财物投入严重不足。尽管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是世界第一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在相对指标方面，差距仍十分明显。投入不足是长期困扰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R&D/GDP一直徘徊在0.6%～0.7%左右，2004年上升为1.23%，2005年是1.3%。
当前，我国尚未建设形成有利于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大型科研设施以及科研资料、科学数据等严重匮乏、分散落后，并且还存在着盲目重复购置，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没有形成社会共享机制。
《新经济导刊》：中国企业为何在自主创新方面踟蹰不前、疲软乏力？
李志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最重要，一个企业有没有创新的精神，关键是企业家。造成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背景，也有政策导向的问题；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认识和理念上的误区，但主要是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政策环境。
第一，市场体制不完善，没有形成有效推进自主创新的体制和制度环境。缺乏公平竞争很讲究诚信的市场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尚未建立起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产生和转移的法制环境，整个社会也缺乏创新的文化氛围，培育创新人才和创新精神，尊重个性、恪守诚信、公平竞争、激励探索、提倡冒尖、宽容失败的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还没有形成。
第二，政府作用和政策没有发挥好，有时甚至成为自主创新的障碍。政府在产业发展中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并存，制约了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好。职能越位表现在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部门过多地运用行政权力，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使市场机制发生扭曲，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职能缺位则表现在政府对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缺乏统一规划，对支持产业创新的政策缺乏系统研究，对产业创新提供服务的功能弱化等。
相关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缺乏协调机制，影响了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的发展。在决策体制上，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存在着以部门利益代替国家利益的倾向。在资源配置上，竞相争取财政资金，按各自的条条块块分配，造成在很多领域国家资金的重复配置和浪费。在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上，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贸易政策、消费政策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衔接。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最大问题不是过于集中，而是比较分散。例如，软件产业管理体系涉及多个部委，使权力和资源相对分散，增加了相互协调、配合的难度。
现行政策体系与支持自主创新导向不协调。现行的政策体系，基本上以支持GDP增长为主，缺乏支持自主创新的明晰导向。特别是，有些政府部门把有限资源用来规模扩张、增长速度，实际操作中对自主创新是抑制性的，对技术引进却是鼓励性的。
政府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不高，重复浪费严重。目前，管理科研经费的部门主要有发改委、科技部、科学院、教育部、基金委以及一些相关部委，但部门间协调不够，导致科研经费不能合理、有效地使用。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宏观统筹协调能力薄弱，科技资源配置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
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的动力机制有待完善。我国企业研发机构数量较少，研发能力不足。在“产学研”结合中，企业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企业普遍重生产、轻研究开发，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重模仿轻创新，创新层次低，高端发明少。一些企业甚至靠仿造和假冒生存。我国还没有形成真正能保护企业家利润动机的机制和规则。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重当前、轻长远，缺乏通过自主创新做强做大企业，并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四，大学和科研院所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机制不健全。目前，大学的科研力量还比较分散，科研工作缺少长期、持续发展的综合目标，科学研究、学科发展缺乏核心竞争能力；科研成果转化的资金匮乏，只有不到10%的科研成果或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多年来，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活动，存在着单纯的技术导向倾向，注重技术参数、指标的先进性，但对市场需求和规律缺乏把握，其成果往往不具有市场能力。
第五，学术腐败严重。社会上的过度追求名利和浮躁之风，腐败和造假行为也对科学界造成冲击。一些人急功近利，科研成果粗制滥造；不顾科研工作的职业操守，弄虚作假，欺骗社会大众。学术腐败猖獗不仅是学者个人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
制度创新是关键
《新经济导刊》：您认为一个高科技企业如何才能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
李志军：创新不容易，能持续创新就更难了。作为高科技企业，首先，要有一支具有战略眼光的创新型企业家队伍，这些人的命运要跟企业联系在一起。国有企业创新的动力之所以不足，就是因为缺乏命运共同体，而民营科技企业则不一样，创业者的命运都捆在一起，它们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其次，要有足够的资金保障，不同行业需要投入的资金量不同，比如研发一种新药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研发周期也较长，而简单的创新就少一些。
第三，需要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包括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等硬环境和政策措施、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等软环境，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很难吸引来人才，即使勉强来了，也留不住，所以就不可能形成持续的创新。
第四，要有市场竞争的压力。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才能让企业必须不断创新，研发新技术，推出新产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保持竞争优势。比如苹果，市场竞争的压力让它不断推出新产品，保持领先优势。如果出现垄断和腐败，就容易打破这种竞争平衡，导致市场秩序紊乱，创新动力和创新精神丧失。
第五，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创新要有回报，创新者的劳动成果要得到尊重和保护，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和创业动力，否则都去模仿了。
《新经济导刊》：当前，如何解决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缺乏核心技术”这个瓶颈？
李志军：人们在认识上有个误区，认为技术越先进越好，但现实情况是，先进的技术可能成本很高，这样的产品不可能大规模向社会推广，技术要先进，经济还要合理。比如磁悬浮列车，单从技术上讲是先进，但成本太昂贵，不利于全面推广。还有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物联网和云计算，究竟有多大可行性，成本怎么样，都是未知数，所以大规模推进要慎重。当然，这并不妨碍实验室可以小规模地研发新技术。
产业人才分为两类，高精尖人才和熟练的技术工人（高级技工）。在一个产业中，高精尖人才实际上只需要一小部分，主要通过培养和引进两种途径获得，占多数的应该是高级技工，目前，我国的高级技工严重不足，工厂一线大部分都是低层次的普通工人，这也制约了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
解决核心技术无非就两条路，一是投入资金，组织团队，自己研发；二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企业最了解市场和用户的需求，最清楚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企业有实力自己能研发最好，若不具备研发实力，可以委托相关科研院所和大学进行研发。不管采取哪种方式，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要主导整个研发的方向和进程。企业还可以直接购买别人的科技成果，这样比自己研发快。总之，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既是投入的主体，受益的主体，也是承担风险的主体。
另外，为让企业创新无后顾之忧，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要理顺，政府应该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而不能当“运动员”，企业才是真正的“运动员”。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线和方向的选择要靠市场来决定，政府应鼓励企业大胆去试，不要具体干涉，谁试成功了支持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