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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大众日报》和胶东《大众报》的三批新闻干部随同10万大军挺进东北，来到安东（今丹东市）开创辽东地区的新闻事业。
白手起家创办《安东日报》
第一批新闻干部刘敬之、刘云沼、李干从庄河登陆进入丹东，在地方党组织安排下，接管了安东地方维持会主办的《辽东民报》及该报社20余人和所有设备。此后，又从辽东军区调来报务员，从山东招收青年学生，在社长陈楚的带领下白手起家，于1945年11月22日办起了辽东的第一份党报《安东日报》，社址在今丹东市二经街4号。
《安东日报》为四开四版，周六刊。报头题字是安东省副主席劉澜波所写。陈楚任社长，白汝瑗任总编辑，姜丕之任第二总编辑，刘敬之任总编室主任。《安东日报》第二期发表了刘澜波的创刊题词：“说老百姓的话，做老百姓要做的事，为东北人民大众的民主自治而奋斗。”据白汝瑗回忆，安东省委书记江华很重视办报工作，“除了开会对报纸宣传作指示外，并且找我们到他住处谈工作，给我们看中央的电报和文件，还到过报社和大家见面”。
1946年3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辽东省委，地址在本溪市，省委决定由陈楚带领新闻骨干创办《辽东日报》，《安东日报》改为安东省分委机关报。由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东北解放区进攻，《辽东日报》未及出版，便于4月撤离本溪到了凤凰城，后又撤回安东。此时，安东省被撤销并入辽东省。从1946年5月6日起，《安东日报》与《辽东日报》合并出版《辽东日报》，期数接着《安东日报》续排。《安东日报》终刊时为147期。
《辽东日报》的责任与担当
从148期开始的《辽东日报》，版面由原《安东日报》的四开改为对开大报。
《辽东日报》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反映了人民要求和平、保卫解放区、捍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意愿。如5月7日，一版通栏标题为“保卫辽东保卫安东”。6月17日，报道了“一八四师潘朔端师长等来访安东，本市各界夹道欢迎，4万人举行欢迎盛会”的消息。8月15日，发表文章介绍了辽东军区部队一年来取得的辉煌战绩，“歼灭敌伪匪26000余，自卫战中毙伤俘蒋军18000多”。
《辽东日报》大力宣传民主政权建设，推动了减租减息、组织生产、扶贫救灾的有力展开。白汝瑗回忆说：“为了把辽东分局的领导思想与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使报社发挥很好的指导作用，报社除了组织地方、军队干部写稿外，还组织了一批记者深入前线、基层进行采访……《辽东日报》对土地改革宣传报道的分量也很重，并注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体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精神，及时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偏差，推动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如8月22日，报道了“适应人民耕者有其田的要求，刘澜波副主席献出祖田，并将所得地租用以修建学校”的消息。9月4日，报道了“凤城县城厢区40户开明地主献田2.03万亩，安东县榆林乡34户开明地主献田4000多亩”的消息。
1946年10月24日，国民党军进占丹东，报社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印完最后一期报纸《告安东人民书》，于当晚8时撤退，转移至吉林临江。
陈云同志关心指导报社发展
1947年春，在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一度停刊的《辽东日报》与1946年夏在通化创刊的《辽宁日报》合并，并于1947年5月18日转移到通化市继续出报。合并后的《辽东日报》为中共辽东分局机关报。期数仍接续撤出安东时的《辽东日报》。
陈云同志关心支持报社的工作。白汝瑗回忆说：“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报纸宣传，他经常叮嘱报社同志要领会党中央的路线、政策，注视和跟上全局的发展。不论在干部大会上讲话，还是我们到他那里谈工作，陈云同志对情况了如指掌，对形势分析的明确透彻，他的平易近人，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云深入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号召全党运用党报。1947年8月28日，陈云同志在辽宁省委群工会议上指出：“不论是开会、油印和铅印文件，都不如运用党报的作用大。运用党报推动工作的好处是：广泛、迅速、确实。”陈云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运用党报与通讯社的重要性，号召省党政负责同志有意识地抓住这一有力工具，加强军事宣传与土地改革报道，使党报通讯工作与军事斗争、群众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陈云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直接指导《辽东日报》成立工农通讯科，抽调20多名编辑记者负责专项工作。他还指示辽东军区组织“前线记者团”，赶赴战地进行采访。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后，《辽东日报》又派出记者到土改“前线”去采访。1948年3月14日，《辽东日报》全文发表两次下乡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总结材料，分5个专题，共一万多字。同时，在报纸上开设了《翻身农民》专版，从1947年10月21日起，到1948年6月6日止，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发了152块专版，每版平均发稿17篇，合计150多万字。
陈云大力倡导学会握“笔杆子”的优良传统，亲自动手撰写社论。1947年11月，《辽东日报》发表陈云撰写的社论《是否超出范围》。12月中旬，陈云又撰写了社论《不要迷失方向》。此外，《辽东日报》还发表了陈云的重要讲话《群运基本问题》。陈云的秘书曾对报社记者讲，陈云给报纸写社论，每次完稿后，总要再工工整整地誊写一遍，为的是不给排字工人设置“拦路虎”。陈云曾说，历来追究报上错字的责任，都是一场糊涂官司，其实往往是“行书加大草”造成的。
团结紧张的办报岁月
《辽东日报》一直在枪林弹雨中发展，经受着战争和艰辛的考验，特别是在转移过程中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辽东日报》原记者裴志祥回忆道：“转移时气温经常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最冷时零下36摄氏度，凛冽寒风吹在脸上如同刀割一样。当年雪也很大，大地里的雪有一尺多厚，迎风面的积雪没过膝盖。有的深沟里积雪三四米深，掉进去很难上来，时时有生命危险。为了防止意外，领导规定外出时必须要3人以上，并带绳子，以便掉进雪坑里时进行救援。”“为了躲避风寒，我们就地选择一处朝阳的地方建造临时性房屋。这所房屋是把四棵大树作为房子的四根支柱，砍倒中间的树木杂草，四根柱之间挖坑立上圆木作墙，再就地取土和好稀泥糊到木缝上，房盖也用木头搭成，上面盖些草和树枝保暖。吃的也很差，一天三顿饭，主要是苞米碴粥、苞米面饼、苞米糊，菜以咸菜为主，很少见大米白面。”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报社人员满怀信心，克服困难，保证了报纸的顺利出版。
《辽东日报》的编辑讲党性，讲规矩，重视党内生活，不搞小圈子，不搞山头，全心全意为办好党报而努力工作。《辽东日报》原副社长胡绍祖回忆说：“报社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大目标一致，很容易团结合作。在通化时，有延安来的干部，也有苏中来的干部，还有通化当地的干部；有做过报纸工作的，也有刚做报纸工作的。大家虽然不熟悉，却都能从工作出发，相互配合，不讲价钱。撤到临江大湖，条件更为艰苦，用手摇发电机收发电讯，大家争相上阵，由记者去敌后采访，也没有人讲过价钱，都是服从分配，忘我工作。”特别是作为“一把手”的陈楚，很能团结同志，使班子成员间、党员和干部间做到了相互尊重、相互关心。
当时，党的组织生活很健全，也很严格，党的工作紧紧围绕形势和政策教育、党员思想作风教育、革命团结教育来展开。几十年后，白汝瑗仍记忆犹新：“《辽东日报》民主生活很健全。1947年6月，组织编辑部的同志检查报社领导的工作。1948年2月至4月，通过整党组织大家对报社领导提意见。当时大家对报社领导提出了很多意见，既肯定成绩，又指出问题，批评尖锐中肯，态度与人为善。大家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一次极好的教育，对我改进思想作风起了促进作用，我一直把自己当时的记录珍贵地保存下来，到现在还把它作为自己思想改造的座右铭。”
1947年6月，安东重新获得解放。8月10日，安东省委机关报《安东日报》在安东市复刊，《辽东日报》《安东日报》和《辽南日报》三脉汇流，合成《安东日报》。1949年5月20日，《安东日报》改为辽东省委机关报《辽东大众》。随着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为辽宁省，1954年8月31日，《辽东大众》和《支部生活》同时停刊。9月2日，《安东市报》创刊。1956年5月1日，《安东市报》改名为《安东日报》。1965年1月，安东市改名为丹东市，《安东日报》随之于3月2日改名为《丹东日报》。
白手起家创办《安东日报》
第一批新闻干部刘敬之、刘云沼、李干从庄河登陆进入丹东，在地方党组织安排下，接管了安东地方维持会主办的《辽东民报》及该报社20余人和所有设备。此后，又从辽东军区调来报务员，从山东招收青年学生，在社长陈楚的带领下白手起家，于1945年11月22日办起了辽东的第一份党报《安东日报》，社址在今丹东市二经街4号。
《安东日报》为四开四版，周六刊。报头题字是安东省副主席劉澜波所写。陈楚任社长，白汝瑗任总编辑，姜丕之任第二总编辑，刘敬之任总编室主任。《安东日报》第二期发表了刘澜波的创刊题词：“说老百姓的话，做老百姓要做的事，为东北人民大众的民主自治而奋斗。”据白汝瑗回忆，安东省委书记江华很重视办报工作，“除了开会对报纸宣传作指示外，并且找我们到他住处谈工作，给我们看中央的电报和文件，还到过报社和大家见面”。
1946年3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辽东省委，地址在本溪市，省委决定由陈楚带领新闻骨干创办《辽东日报》，《安东日报》改为安东省分委机关报。由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东北解放区进攻，《辽东日报》未及出版，便于4月撤离本溪到了凤凰城，后又撤回安东。此时，安东省被撤销并入辽东省。从1946年5月6日起，《安东日报》与《辽东日报》合并出版《辽东日报》，期数接着《安东日报》续排。《安东日报》终刊时为147期。
《辽东日报》的责任与担当
从148期开始的《辽东日报》，版面由原《安东日报》的四开改为对开大报。
《辽东日报》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反映了人民要求和平、保卫解放区、捍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意愿。如5月7日，一版通栏标题为“保卫辽东保卫安东”。6月17日，报道了“一八四师潘朔端师长等来访安东，本市各界夹道欢迎，4万人举行欢迎盛会”的消息。8月15日，发表文章介绍了辽东军区部队一年来取得的辉煌战绩，“歼灭敌伪匪26000余，自卫战中毙伤俘蒋军18000多”。
《辽东日报》大力宣传民主政权建设，推动了减租减息、组织生产、扶贫救灾的有力展开。白汝瑗回忆说：“为了把辽东分局的领导思想与实际情况紧密结合，使报社发挥很好的指导作用，报社除了组织地方、军队干部写稿外，还组织了一批记者深入前线、基层进行采访……《辽东日报》对土地改革宣传报道的分量也很重，并注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体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精神，及时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偏差，推动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如8月22日，报道了“适应人民耕者有其田的要求，刘澜波副主席献出祖田，并将所得地租用以修建学校”的消息。9月4日，报道了“凤城县城厢区40户开明地主献田2.03万亩，安东县榆林乡34户开明地主献田4000多亩”的消息。
1946年10月24日，国民党军进占丹东，报社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印完最后一期报纸《告安东人民书》，于当晚8时撤退，转移至吉林临江。
陈云同志关心指导报社发展
1947年春，在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一度停刊的《辽东日报》与1946年夏在通化创刊的《辽宁日报》合并，并于1947年5月18日转移到通化市继续出报。合并后的《辽东日报》为中共辽东分局机关报。期数仍接续撤出安东时的《辽东日报》。
陈云同志关心支持报社的工作。白汝瑗回忆说：“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报纸宣传，他经常叮嘱报社同志要领会党中央的路线、政策，注视和跟上全局的发展。不论在干部大会上讲话，还是我们到他那里谈工作，陈云同志对情况了如指掌，对形势分析的明确透彻，他的平易近人，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云深入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号召全党运用党报。1947年8月28日，陈云同志在辽宁省委群工会议上指出：“不论是开会、油印和铅印文件，都不如运用党报的作用大。运用党报推动工作的好处是：广泛、迅速、确实。”陈云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运用党报与通讯社的重要性，号召省党政负责同志有意识地抓住这一有力工具，加强军事宣传与土地改革报道，使党报通讯工作与军事斗争、群众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陈云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直接指导《辽东日报》成立工农通讯科，抽调20多名编辑记者负责专项工作。他还指示辽东军区组织“前线记者团”，赶赴战地进行采访。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后，《辽东日报》又派出记者到土改“前线”去采访。1948年3月14日，《辽东日报》全文发表两次下乡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总结材料，分5个专题，共一万多字。同时，在报纸上开设了《翻身农民》专版，从1947年10月21日起，到1948年6月6日止，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发了152块专版，每版平均发稿17篇，合计150多万字。
陈云大力倡导学会握“笔杆子”的优良传统，亲自动手撰写社论。1947年11月，《辽东日报》发表陈云撰写的社论《是否超出范围》。12月中旬，陈云又撰写了社论《不要迷失方向》。此外，《辽东日报》还发表了陈云的重要讲话《群运基本问题》。陈云的秘书曾对报社记者讲，陈云给报纸写社论，每次完稿后，总要再工工整整地誊写一遍，为的是不给排字工人设置“拦路虎”。陈云曾说，历来追究报上错字的责任，都是一场糊涂官司，其实往往是“行书加大草”造成的。
团结紧张的办报岁月
《辽东日报》一直在枪林弹雨中发展，经受着战争和艰辛的考验，特别是在转移过程中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辽东日报》原记者裴志祥回忆道：“转移时气温经常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最冷时零下36摄氏度，凛冽寒风吹在脸上如同刀割一样。当年雪也很大，大地里的雪有一尺多厚，迎风面的积雪没过膝盖。有的深沟里积雪三四米深，掉进去很难上来，时时有生命危险。为了防止意外，领导规定外出时必须要3人以上，并带绳子，以便掉进雪坑里时进行救援。”“为了躲避风寒，我们就地选择一处朝阳的地方建造临时性房屋。这所房屋是把四棵大树作为房子的四根支柱，砍倒中间的树木杂草，四根柱之间挖坑立上圆木作墙，再就地取土和好稀泥糊到木缝上，房盖也用木头搭成，上面盖些草和树枝保暖。吃的也很差，一天三顿饭，主要是苞米碴粥、苞米面饼、苞米糊，菜以咸菜为主，很少见大米白面。”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报社人员满怀信心，克服困难，保证了报纸的顺利出版。
《辽东日报》的编辑讲党性，讲规矩，重视党内生活，不搞小圈子，不搞山头，全心全意为办好党报而努力工作。《辽东日报》原副社长胡绍祖回忆说：“报社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大目标一致，很容易团结合作。在通化时，有延安来的干部，也有苏中来的干部，还有通化当地的干部；有做过报纸工作的，也有刚做报纸工作的。大家虽然不熟悉，却都能从工作出发，相互配合，不讲价钱。撤到临江大湖，条件更为艰苦，用手摇发电机收发电讯，大家争相上阵，由记者去敌后采访，也没有人讲过价钱，都是服从分配，忘我工作。”特别是作为“一把手”的陈楚，很能团结同志，使班子成员间、党员和干部间做到了相互尊重、相互关心。
当时，党的组织生活很健全，也很严格，党的工作紧紧围绕形势和政策教育、党员思想作风教育、革命团结教育来展开。几十年后，白汝瑗仍记忆犹新：“《辽东日报》民主生活很健全。1947年6月，组织编辑部的同志检查报社领导的工作。1948年2月至4月，通过整党组织大家对报社领导提意见。当时大家对报社领导提出了很多意见，既肯定成绩，又指出问题，批评尖锐中肯，态度与人为善。大家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一次极好的教育，对我改进思想作风起了促进作用，我一直把自己当时的记录珍贵地保存下来，到现在还把它作为自己思想改造的座右铭。”
1947年6月，安东重新获得解放。8月10日，安东省委机关报《安东日报》在安东市复刊，《辽东日报》《安东日报》和《辽南日报》三脉汇流，合成《安东日报》。1949年5月20日，《安东日报》改为辽东省委机关报《辽东大众》。随着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为辽宁省，1954年8月31日，《辽东大众》和《支部生活》同时停刊。9月2日，《安东市报》创刊。1956年5月1日，《安东市报》改名为《安东日报》。1965年1月，安东市改名为丹东市，《安东日报》随之于3月2日改名为《丹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