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青年，看到“拓殖”这个词也许感到陌生(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辞海》合订本还保留了“拓殖”这一辞条，我看今后新编的《辞海》《辞源》仍应保留这个辞条)，但在四十多年前，日本政府有一个拓殖省，专管开拓领土、向外殖民的事务。而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正是日本帝国拓殖事业的直接受害者。最近读到日本横地岗先生写的《鲁迅与镰田诚一》(译文载《鲁迅研究资料》第十四辑)，从中可以具体地看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怎样利用所谓历史教育来为它的拓殖事业服务。虽然说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却可以使我们鉴往察今，产生许多联想。
　　作者追溯了明治以来，日本人民一贯受到所谓“膺惩支那”的教育。正是在这种“膺惩”和“护国”的气氛中发动了向外拓殖的甲午之战。
　　一九三○年，在靖国神社中拟定了“元寇弘安战役六百五十年纪念会宗旨书”。它点明了纪念会的宗旨是：“一旦时局变化，国民能象祖先消灭元寇那样建立大功。这对于鼓舞天下的士气，振兴国民精神，会起很大的作用，这是坚信不疑的。”作者把这种纪念活动称作是“学者、教育家、军人等总动员”。当日本全国举行了一连串“激发国民精神”的纪念活动以后，便发动了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由于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拓殖主义者要把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从中国的东北移开，于是又制造借口，发动了上海事变。在此之前，仍然利用“元寇入侵”这个题目，在有关地点举行集会，不久，纪念活动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二八”事变的军事行动。
　　日本青年镰田诚一，从小就受到要“对元寇报复”的教育。他刚进小学的时候，今津地区成立了“元寇发掘保存会”。十岁时，“元寇被歼处纪念碑”揭幕，一九二○年，在“护国电影育成会”拨巨款支助下，拍摄了电影，《国难全十四部》，共二百三十集，在全国放映，以“统一国民思想，发扬护国精神”。这一年，镰田诚一刚进入中学。当他读中学三年级时，举行了“文水之役六百五十年纪念”。一九三一年，举行“元寇弘安之役六百五十年纪念时，诚一已经到达上海，在内山书店当职员。由于从小受到这种欺骗人民的“历史教育”的毒害，在“一·二八”事变中，诚一充当了“日本侨民自警团”团员。
　　鲁迅先生知道镰田诚一是中了拓殖主义者的毒，便把日本学者箭内亘所著的《蒙古史研究》讲给诚一听，指出：中国人曾受到过许多次侵略，受元朝压制的也包括中国人民。鲁迅用日本人的著作，讲中国的历史，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欺骗。当镰田诚一知道自己受骗的时候，“啊”的一声，脸色都变了。这个青年二十八岁就病死在日本。临死前还叫着：“天啊！让我好起来吧，我要回上海去重新做人啦。”他还要求把他的坟墓面向着上海。鲁迅为镰田诚一写了墓碑，碑记中有“方期再造，展其英才”的话，横地岗认为这八个字的含意，不仅局限于镰田诚一个人，而是希望日本人民都象诚一那样有所觉悟。鲁迅把这篇碑记编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同一集中还收入了批判日本政府对青年施行侵略教育的文章。因为这种虚假的“历史教育”与“护国教育”实质上正是为日本帝国的拓殖事业服务的。
　　今天，日本的有识之士都认为：日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必须正确地对待历史，不容有任何掩盖与歪曲。可是，几十年间延续下来的拓殖主义教育，其影响是很难一下子清除掉的。就在一九八二年，在镰田诚一的故乡，还在进行歼灭元寇七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再从拍摄《山本五十六》电影，拒绝在历史教科书中承担侵略责任，掩盖屠杀中国平民的事实，直到首相率阁僚正式参拜供有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连串活动来看，日本内阁中虽然不再设置拓殖大臣，但是首相和阁僚头脑中的拓殖思想是不是依然存在呢？假“护国”之名、为侵略张目的宣传是不是已经绝迹了呢？这是需要继续观察，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