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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心钊(1871—1949年),字怀希,亦用怀西,号仲勉,斋名“瞻麓斋”,安徽合肥人。其先祖为清初才子,是与钱谦益、吴梅村合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1615-1673年,字孝升,号芝麓)。龚氏三代为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其父龚照瑗(1836-1897年),字仰蘧,出身监生。历任金陵机器局、江苏苏松太道(通称上海道台)及四川布政使等职。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893-1897年)间出使英、法、比、意等国,在驻英公使任内,曾策划诱捕当时于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伦敦的孙中山,此事即为轰动中外的“伦敦蒙难记”。心钊为照瑗次子。兄龚心铭,字景张,身兼实业家、金石收藏家与鉴赏家。心铭、心钊昆仲皆为进士出身。心钊十九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任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担任甲辰科会试同考官,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任清国驻坎拿大(今加拿大,时为英国自治领)总领事(图1)。辛亥革命之后,心钊不问政事,退隐上海,以诗书文物,遵生自怡。
龚心钊生平笃好文物,兴趣广泛,早年收藏偏重古泉、玺印,为知名的古钱与古印收藏家。他曾出版一部收藏目录《瞻麓斋古印征》,共有八卷,龚心钊在此书的凡例前,自述其古物收藏爱好之由来,他写道:“仆幼喜摩挲古物,每侍严君购金石器,必从旁审其真伪,玩其文字,而于古泉印之类尤为笃嗜。稍长始知印学必由汉魏,而上追周秦六书之义。足以却书互证,可以见河图洛书之意,可以考历朝官选之疑,可以补盘、鬲、鼎、彝之缺,益益神往不置。弱冠随任上海榷署,始稍稍物色。有得辄引袭而藏,时就博识者辨订之。比北由燕赵历京师,南而钟阜金阊虎林,所得渐觉烂然。壬辰省亲来蜀间,亦搜采有得。因念古文日就湮残,永叔子行首倡其风,嗣后诸编迭出,遂得十一于千百,是亦尚友论世之意也。因不揣谫陋,辄取得藏百余钮印,册以贻同好。窃附于不贤识小之列,撮举大凡,尚望博雅君子匡其纰缪则喜甚。合肥龚心钊怀西。”
由此可知龚心钊蓄古爱好系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影响,收藏是自二十岁随父到上海时即已开始。除了传统文人的好古习性以外,由于出身官宦世家,加上其父历任晚清各种洋务与外交职位之背景,龚心钊对于西洋事物亦多有所涉猎。他著有《瞻麓斋诗文存》,又编译《五洲古泉考》《莎士比凯撤剧词笺》等书。据龚心钊的女儿龚安英女士回忆,老先生在逍遥津花园内养蜂、梅花鹿,而且极为认真,蜂之作息、繁殖与采蜜活动皆会加以记录,更以中西合并的方式饲养。此外,他不但收藏蟋蟀罐(图2),也养蟋蟀,但却舍不得斗,只欣赏蟋蟀之神态、精神,遇到天冷还会喂蟋蟀吃维生素。
入民国后,龚心钊即告退隐,长居十里洋场,热衷文物收藏。出身世家与官场,心钊的交游也多为晚清遗老与学人,在一张拍摄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老照片“蓬山话旧图”中,即是龚心钊与学者藏书家傅增湘、帝师陈宝琛、清宗室宝熙与大学者柯绍等人的合影。瞻麓斋藏有民国二十四年间(1935年),时年六十六的龚心钊与诸遗老的合照(图3),前排中坐者为秦子质(宣统年间任广东陆路提督),其左旁为陈筱石(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龚心钊在上海的交游,除了遗老与学人圈子外,由于醉心于古泉印玺,其收藏已有相当水平,他与大艺术家、篆刻家吴昌硕亦有密切往来。吴昌硕曾为心钊、心铭兄弟刻有多方印,如为龚心铭刻“楚锾秦量”印(秦量即“商鞅方升”)。龚心铭的《浦口汤泉小志》书名亦请吴昌硕以篆书题字;吴昌硕为心钊所刻“合肥龚氏鉴藏历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货、官私印章、碑帖图籍、书画尺牍之记”为长达三十字的多井格多字印,在吴氏印谱中相当少见,可知两人印缘与交情之深。
龚心钊收藏过的精品颇多,屡见各大博物馆典藏。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国之重宝──商鞅方升,底刻秦始皇诏书,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推行变法时所制造的标准量器,由于龚心钊曾为其写过题跋,外界大多认为商鞅方升为其收藏。然而这件见证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珍贵历史文物,事实上却是其兄龚心铭所有。据龚安英老人回忆,当初确实是龚心钊先购得商鞅方升,但心铭以米芾手卷换之。解放后,首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筹备上海博物馆的过程中,曾经到家中看过米芾手卷,于是龚家便将米芾手卷让给上海博物馆。“文革”时,因为龚心铭家后人不承认拥有方升,也不肯出让,将商鞅方升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当时的红卫兵却不明就里,针对龚安英家抄家十天十夜,并逼问龚安英商鞅方升的下落,最后在家中抄出一纸笺条,也就是当年老兄弟俩所签署互让的交换合约,整件事情才水落石出。除了这件备受瞩目的商鞅方升外,上海博物馆另藏有“康熙陈鸣远制四足方壶”。此器为陈鸣远继承明代紫砂艺术形式的代表作品,寓圆于方,敦实厚重。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米元晖(米友仁)《云山墨戏图》卷(传南宋米友仁绘)(图4),此画为董其昌旧藏,后入清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乱,由宫中散出民间,卷尾有龚心钊二跋;“康熙刘光美恭制云行雨施万国咸宁集墨”,此墨乃专供内廷贡品,墨质精良,为康熙墨中精品,天津博物馆藏名品“康熙陈鸣远制曹廉让铭天鸡壶”,造型大方,细节刻画周到,并有曹三才的诗文书迹,确实为出自陈鸣远的绝妙精品。还有两件合称“禅宗组曲”的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田黄冻达摩面壁像,此二人物(同“造”)像衣领纹饰自然,神态生动,实为明末清初刻石技艺的上乘佳作,后由心钊之女龚安英供藏之。
龚心钊所收文物种类繁多,包括有战国越王剑、宋代名家书画、宋汝窑盘以及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与陈曼生等制的紫砂。尤其是他所收藏的印章,自战国到六朝的铜、玉、石的官印、私章二千余方,蔚为大观。然而,他的文物收藏看似包罗万象,但还是有其收藏方向的,对于所收文物的品级也多所坚持,据龚安英表示:“爹爹收藏的印记止于唐代,宋人的印就不收了。”又如紫砂茶壶,龚心钊也只收到文人紫砂的代表陈曼生,之后的就不入其收藏范围。有趣的是,即使对收藏品级如此剔抉,瞻麓斋藏品中却有一形色特殊的“英伦祭红尊”(图5),此器并非出自中国,而是当年老先生由英国伦敦购回,据说只是因为龚心钊认为此“祭红尊”仿的是中国作品,而且仿得颇为相似,认为非常有趣,故买之。回国之后,还特别请人为其订制台座、锦盒,要认真计算起来,这包装的费用可能还远远超过器物本身的价值。
瞻麓斋所藏文人器玩尤为精彩,在此次藏品中,除乾隆御制的墨、砚等文房用品外,还有“甘玩一瓢砚”(图6),曾为建筑大师贝聿铭之贝氏家族先人,苏州藏书家贝墉(简香)所收藏。其中尤其值得着墨的藏品是“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图7)与“田黄冻达摩面壁像”(图8)。“田黄冻达摩面壁像”有“得自冒氏水绘园”等字句,是标志龚心钊与民初文人学者冒广生(1873-1959年,字鹤亭,号疚斋)两人交游的印记。令人津津乐道的是,龚心钊先祖龚鼎孳与冒广生的先人,也就是人称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1611-1693年,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有一说如皋冒氏为蒙古忽必烈后裔),两位大才子亦为金石至交,明末清初之际一朝一隐。明亡后,龚鼎孳师事新朝,冒襄选择退居乡里,修水绘园,延客结社,拒不赴召。今上海博物馆所收藏《清人画冒襄肖像图》(图9),有龚心钊的题跋:
早从家集睹明德,壮厕朝班识耳孙,
一幅春风如坐我,绵绵神理对忘言。
孔李旧通家,典数兰两姓夸。
(先端毅有寿征君文)
第惜定山风绪杳,未留色相着笺麻。
(端毅遗象烬于粤氛)
尘寰随处有沧桑,金石交期独久长,
话到竹西文酒盛,寸心还炷影前香。
顺治庚寅端毅舟过邗江征君亦至相留卅日。
疚斋道兄命题,先德巢民征君肖写敬赋并志
乙酉孟夏合肥龚心钊。
龚心钊以此追记先人龚鼎孳与冒襄的过从及通家之好,文中的端毅即是龚鼎孳,征君即为冒襄。跋末提及顺治庚寅(顺治七年,1650年)“舟过邗江(今扬州)”一事,载于冒襄追忆其与爱妾董小宛情史的《影梅庵忆语》。该年冒襄四十岁,于三月访盐官(今浙江嘉兴)途中停留扬州,恰与龚鼎孳相聚,时逢冒襄生日,诗社名流咸集为其赋诗,鼎孳独为董小宛的生平赋成数千言,并要冒襄自下脚注。冒广生为冒襄后裔,因其生日恰与先祖冒襄相同(农历三月十五),而被人趣称“冒辟疆再世”。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他曾名列康、梁“公交车上书”,参与“戊戌变法”运动,任职刑部、农工商部等职。民国后曾历任考试院考选委员、国史馆纂修以及江、淮各地海关监督等职。抗战期间于上海从事经史词曲等学术研究工作,著作等身。1949年后,任职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他醉心于印学,与吴昌硕等金石篆刻家多有往来。据龚心钊题跋所言,冒广生与他应是于晚清官场上结识。入民国以后,两人也一朝一隐,但有意思的是,两人的选择正好与他们的先祖辈相反。
龚心钊一生心血全在于文物,即使到了晚年,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但老先生对看中的器物还是决不肯罢手的,一旦看中,即便借钱或者卖掉首饰也要买回来。到了后来,沪上古玩商都已熟知其人,知道老先生的个性,即使有好东西也不取出来给他看了。上海之外,龚心钊常赴北京琉璃厂赏购古玩,古玩商皆熟识之。玉刀是龚先生最喜爱之物(图10),当时先问朋友或亲戚借钱,再要龚夫人从上海汇钱到北京才买到手。龚安英说,对待心爱的文物,父亲是买之、读之、考之,却不喜欢在他人面前炫耀张扬。老先生在把玩、擦拭藏品时绝不使用一般粗糙的拭布,往往是用自己身上已经磨得平润了的衣服袖口来擦拭,这是要避免织物上尖锐的纤维可能刮伤器物。收藏家对文物的钟爱、细心以及爱物之成癖、成痴,由这些小处与细节当中表露无遗。
龚心钊文物收藏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精致考究、古朴典雅的包装。无论是书画或各类文玩精品,外盛以瘿木盒、紫檀盒或红木盒,取精致的织锦包面,用柔软的丝绢为卧囊,盒内贴有多方藏印的印文,并附有亲笔撰写的各式标签、题识的纸笺,盒外又贴有龚氏手书品名的题签。古锦囊匣是中国传统书画、古玩精品收藏发展过程中,为了文物保护、储存与搬运等实用功能,应运而生的产物。这种装潢与包装方式不仅讲究选材,而且雕刻精细,纹饰华美,能与文物互相辉映,本身即是工艺品。除了赖以保护文物的实用功能外,还有锦上添花的功用,更将装潢的含义更为广泛地衍生,具有艺术鉴赏的价值。
据龚安英女士回忆,龚家长年雇有学有专精的工匠,每遇有需要,龚心钊量了尺寸后,便会要求工匠制作各种锦盒、木匣,老先生在旁口述指示,亲自监督。在瞻麓斋的瓷器藏品中,多以锦囊盒与紫檀木匣作双层的包装,可见其对藏品不惜大费周章地加以细心保护,也随处可见龚心钊对于巧妙结合对象实用与审美的各式巧思,例如包装“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与“宋官窑印池”的匣盒(图11),侧边用象牙制的搭扣,其扣带以较为耐用的麂皮所制成,老太爷特地从伦敦携回,一般本来皆作尖牙状的骨杆,但龚心钊却特别要工匠将之磨成较为圆润的形状,他认为这样更易于使用。还有一组有瞻麓斋刻铭的紫檀木桌椅家具(图12),乃龚心钊自制订做。椅子则高矮各一,这是考虑客人身长有高有矮,来客若高则请落坐矮椅,主人则坐高椅,刚好取得“平衡”。
除了古朴雅致的包装风格外,龚心钊对于收藏品的考证,亦可称一绝。龚氏本人笃好文物,但他不像一般收藏家仅止于收藏,每收精品必加以潜心研究,考证其来龙去脉,对于文物的传世经历与收藏过程也都会撰写墨书签条附于其中。以“吴越王金涂宝塔”为例(图13),龚氏除了写上前手收藏此物的经过与原由外,还特别附上《申报》的剪报报道,以为佐证,同时留给后人研究的线索。据龚安英说,老先生对于材料非常讲究,裱画装潢用的纸都是他自己收藏的,有些紫檀木与金粟纸还是来自于清宫拍卖的旧物。在“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图14)这册碑帖中,龚心钊别出心裁,贴上自己的照片与收藏印记,而且都是自己剪贴,没有假手他人。
在龚氏手书的藏记中,还有一个有趣的面向,亦即收藏价格的记录。熟悉书画与收藏史者,一定会马上联想到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收藏,因为项元汴也有记录藏品价钱的习惯。这些价格记录,显示龚氏收藏文物,完全是不惜成本代价,甚至出现包装的工本反而高于文物本身价值的情况。有些则是记录了藏家取得文物或将手中重复的藏品脱手的经过,读来意趣横生。例如“乾隆御制 龙行雨施墨”(图15)盒中有笺记曰:“与此同样一品,乾隆边款六字被磨去,辛巳二月以三百元售与荣宝斋。此品于十年前购自北平,尊古费五十元也。”
老先生平淡写来,却可想见其得意之情。又如“兔毫碗”(图16)、“吉州茶碗”(图17),记载的是民国壬戌年(1922年),开凿逍遥津之西濠时,于地下九尺所得,龚心钊说他亲眼目睹此物被掘出,竟完全无损。另一笺又记“日本贾人许价二百元”一语,而老先生显然并不愿意,也没有将文物出让给日本人,可见其爱国情操。
文人的雅玩与收藏活动,无形中展现出自身的知识、修养、气质与品味,可以说是“古玩”雅趣当中,最好玩、最有趣、最高级的享受。龚氏收藏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流露其高雅不凡的收藏品味与风格。这绝非仅靠雄厚财力即可获致,更多的是藏家本身的深厚学识与审美素养。无论是囊匣与锦盒的配色,还是用于装裱、制造的纸张或檀木、象牙等材料,都必须应藏品本身来作适当的选择与搭配。事实上,如此讲究的装潢与包装,在近现代民间收藏家中相当罕见。曾经让全国书画鉴定三人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赞叹不已,认为已成为龚氏的个人收藏风格。
据龚安英回忆,龚心钊的日常生活,除了玩文物,也以诗文自怡。以前家中屋子大,老先生的书房堆满文稿,藏书丰富,其中还有元版书,所收藏的器物都是装箱落地存放。他学问好,性好清淡,白天喝茶,只有晚上偶尔饮些老酒,酒后会写文章,雅兴所至,往往赋诗。他的右大拇指后来因病而截去一节,握笔不便,但是对诗文考证,仍然用功不辍。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曾经实施限电,每到晚上,全家还将电力集中供老先生运用。
被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称呼为“大小姐”的龚安英,出生于英国伦敦,也就是在龚心钊出使加拿大总领事任内(1910年)。龚心钊很疼爱这个小女儿,一直将她带在身边。有新得的文物总是会招来安英一起玩赏,她从小就和文物生活在一起,大半生都过着大小姐的生活。据说当年合肥城内几条街都是她家的,而三国时代的古战场遗迹──逍遥津公园,有一部分就是她们龚家的后花园。龚安英还记得小时候就常和家中的一群堂兄弟姐妹向花园中的水池掷碎瓷片作“打水漂”的游戏。龚安英晚年还曾遇到一件有趣的事,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中国访问时,在上海接见六位英裔华籍的老太太,龚安英当时也被安排谒见女王(图18)。龚安英现已为百岁人瑞,据英国总领事表示,龚安英是英国领土之外最为年长的外籍英裔女士,而龚安英也十分庆幸有此殊缘得以与伊丽莎白二世相见。
龚心钊的收藏大多数已由其后人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从这些闪耀着藏家余晖并庇荫后世的珍贵文物中,我们见证了一位民初大收藏家对于文物的宝爱态度及其不凡的审美品味与眼光。目前百岁高龄的龚安英女士仍安居于上海,墨缘不解,汇观无尽,这批瞻麓斋最后的珍贵收藏,因缘汇聚于翦淞阁,正待焕发出新的典藏生命。
(责编:魏佩)
龚心钊生平笃好文物,兴趣广泛,早年收藏偏重古泉、玺印,为知名的古钱与古印收藏家。他曾出版一部收藏目录《瞻麓斋古印征》,共有八卷,龚心钊在此书的凡例前,自述其古物收藏爱好之由来,他写道:“仆幼喜摩挲古物,每侍严君购金石器,必从旁审其真伪,玩其文字,而于古泉印之类尤为笃嗜。稍长始知印学必由汉魏,而上追周秦六书之义。足以却书互证,可以见河图洛书之意,可以考历朝官选之疑,可以补盘、鬲、鼎、彝之缺,益益神往不置。弱冠随任上海榷署,始稍稍物色。有得辄引袭而藏,时就博识者辨订之。比北由燕赵历京师,南而钟阜金阊虎林,所得渐觉烂然。壬辰省亲来蜀间,亦搜采有得。因念古文日就湮残,永叔子行首倡其风,嗣后诸编迭出,遂得十一于千百,是亦尚友论世之意也。因不揣谫陋,辄取得藏百余钮印,册以贻同好。窃附于不贤识小之列,撮举大凡,尚望博雅君子匡其纰缪则喜甚。合肥龚心钊怀西。”
由此可知龚心钊蓄古爱好系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影响,收藏是自二十岁随父到上海时即已开始。除了传统文人的好古习性以外,由于出身官宦世家,加上其父历任晚清各种洋务与外交职位之背景,龚心钊对于西洋事物亦多有所涉猎。他著有《瞻麓斋诗文存》,又编译《五洲古泉考》《莎士比凯撤剧词笺》等书。据龚心钊的女儿龚安英女士回忆,老先生在逍遥津花园内养蜂、梅花鹿,而且极为认真,蜂之作息、繁殖与采蜜活动皆会加以记录,更以中西合并的方式饲养。此外,他不但收藏蟋蟀罐(图2),也养蟋蟀,但却舍不得斗,只欣赏蟋蟀之神态、精神,遇到天冷还会喂蟋蟀吃维生素。
入民国后,龚心钊即告退隐,长居十里洋场,热衷文物收藏。出身世家与官场,心钊的交游也多为晚清遗老与学人,在一张拍摄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老照片“蓬山话旧图”中,即是龚心钊与学者藏书家傅增湘、帝师陈宝琛、清宗室宝熙与大学者柯绍等人的合影。瞻麓斋藏有民国二十四年间(1935年),时年六十六的龚心钊与诸遗老的合照(图3),前排中坐者为秦子质(宣统年间任广东陆路提督),其左旁为陈筱石(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龚心钊在上海的交游,除了遗老与学人圈子外,由于醉心于古泉印玺,其收藏已有相当水平,他与大艺术家、篆刻家吴昌硕亦有密切往来。吴昌硕曾为心钊、心铭兄弟刻有多方印,如为龚心铭刻“楚锾秦量”印(秦量即“商鞅方升”)。龚心铭的《浦口汤泉小志》书名亦请吴昌硕以篆书题字;吴昌硕为心钊所刻“合肥龚氏鉴藏历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货、官私印章、碑帖图籍、书画尺牍之记”为长达三十字的多井格多字印,在吴氏印谱中相当少见,可知两人印缘与交情之深。
龚心钊收藏过的精品颇多,屡见各大博物馆典藏。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国之重宝──商鞅方升,底刻秦始皇诏书,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推行变法时所制造的标准量器,由于龚心钊曾为其写过题跋,外界大多认为商鞅方升为其收藏。然而这件见证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珍贵历史文物,事实上却是其兄龚心铭所有。据龚安英老人回忆,当初确实是龚心钊先购得商鞅方升,但心铭以米芾手卷换之。解放后,首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筹备上海博物馆的过程中,曾经到家中看过米芾手卷,于是龚家便将米芾手卷让给上海博物馆。“文革”时,因为龚心铭家后人不承认拥有方升,也不肯出让,将商鞅方升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当时的红卫兵却不明就里,针对龚安英家抄家十天十夜,并逼问龚安英商鞅方升的下落,最后在家中抄出一纸笺条,也就是当年老兄弟俩所签署互让的交换合约,整件事情才水落石出。除了这件备受瞩目的商鞅方升外,上海博物馆另藏有“康熙陈鸣远制四足方壶”。此器为陈鸣远继承明代紫砂艺术形式的代表作品,寓圆于方,敦实厚重。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米元晖(米友仁)《云山墨戏图》卷(传南宋米友仁绘)(图4),此画为董其昌旧藏,后入清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乱,由宫中散出民间,卷尾有龚心钊二跋;“康熙刘光美恭制云行雨施万国咸宁集墨”,此墨乃专供内廷贡品,墨质精良,为康熙墨中精品,天津博物馆藏名品“康熙陈鸣远制曹廉让铭天鸡壶”,造型大方,细节刻画周到,并有曹三才的诗文书迹,确实为出自陈鸣远的绝妙精品。还有两件合称“禅宗组曲”的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田黄冻达摩面壁像,此二人物(同“造”)像衣领纹饰自然,神态生动,实为明末清初刻石技艺的上乘佳作,后由心钊之女龚安英供藏之。
龚心钊所收文物种类繁多,包括有战国越王剑、宋代名家书画、宋汝窑盘以及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与陈曼生等制的紫砂。尤其是他所收藏的印章,自战国到六朝的铜、玉、石的官印、私章二千余方,蔚为大观。然而,他的文物收藏看似包罗万象,但还是有其收藏方向的,对于所收文物的品级也多所坚持,据龚安英表示:“爹爹收藏的印记止于唐代,宋人的印就不收了。”又如紫砂茶壶,龚心钊也只收到文人紫砂的代表陈曼生,之后的就不入其收藏范围。有趣的是,即使对收藏品级如此剔抉,瞻麓斋藏品中却有一形色特殊的“英伦祭红尊”(图5),此器并非出自中国,而是当年老先生由英国伦敦购回,据说只是因为龚心钊认为此“祭红尊”仿的是中国作品,而且仿得颇为相似,认为非常有趣,故买之。回国之后,还特别请人为其订制台座、锦盒,要认真计算起来,这包装的费用可能还远远超过器物本身的价值。
瞻麓斋所藏文人器玩尤为精彩,在此次藏品中,除乾隆御制的墨、砚等文房用品外,还有“甘玩一瓢砚”(图6),曾为建筑大师贝聿铭之贝氏家族先人,苏州藏书家贝墉(简香)所收藏。其中尤其值得着墨的藏品是“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图7)与“田黄冻达摩面壁像”(图8)。“田黄冻达摩面壁像”有“得自冒氏水绘园”等字句,是标志龚心钊与民初文人学者冒广生(1873-1959年,字鹤亭,号疚斋)两人交游的印记。令人津津乐道的是,龚心钊先祖龚鼎孳与冒广生的先人,也就是人称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1611-1693年,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有一说如皋冒氏为蒙古忽必烈后裔),两位大才子亦为金石至交,明末清初之际一朝一隐。明亡后,龚鼎孳师事新朝,冒襄选择退居乡里,修水绘园,延客结社,拒不赴召。今上海博物馆所收藏《清人画冒襄肖像图》(图9),有龚心钊的题跋:
早从家集睹明德,壮厕朝班识耳孙,
一幅春风如坐我,绵绵神理对忘言。
孔李旧通家,典数兰两姓夸。
(先端毅有寿征君文)
第惜定山风绪杳,未留色相着笺麻。
(端毅遗象烬于粤氛)
尘寰随处有沧桑,金石交期独久长,
话到竹西文酒盛,寸心还炷影前香。
顺治庚寅端毅舟过邗江征君亦至相留卅日。
疚斋道兄命题,先德巢民征君肖写敬赋并志
乙酉孟夏合肥龚心钊。
龚心钊以此追记先人龚鼎孳与冒襄的过从及通家之好,文中的端毅即是龚鼎孳,征君即为冒襄。跋末提及顺治庚寅(顺治七年,1650年)“舟过邗江(今扬州)”一事,载于冒襄追忆其与爱妾董小宛情史的《影梅庵忆语》。该年冒襄四十岁,于三月访盐官(今浙江嘉兴)途中停留扬州,恰与龚鼎孳相聚,时逢冒襄生日,诗社名流咸集为其赋诗,鼎孳独为董小宛的生平赋成数千言,并要冒襄自下脚注。冒广生为冒襄后裔,因其生日恰与先祖冒襄相同(农历三月十五),而被人趣称“冒辟疆再世”。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他曾名列康、梁“公交车上书”,参与“戊戌变法”运动,任职刑部、农工商部等职。民国后曾历任考试院考选委员、国史馆纂修以及江、淮各地海关监督等职。抗战期间于上海从事经史词曲等学术研究工作,著作等身。1949年后,任职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他醉心于印学,与吴昌硕等金石篆刻家多有往来。据龚心钊题跋所言,冒广生与他应是于晚清官场上结识。入民国以后,两人也一朝一隐,但有意思的是,两人的选择正好与他们的先祖辈相反。
龚心钊一生心血全在于文物,即使到了晚年,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但老先生对看中的器物还是决不肯罢手的,一旦看中,即便借钱或者卖掉首饰也要买回来。到了后来,沪上古玩商都已熟知其人,知道老先生的个性,即使有好东西也不取出来给他看了。上海之外,龚心钊常赴北京琉璃厂赏购古玩,古玩商皆熟识之。玉刀是龚先生最喜爱之物(图10),当时先问朋友或亲戚借钱,再要龚夫人从上海汇钱到北京才买到手。龚安英说,对待心爱的文物,父亲是买之、读之、考之,却不喜欢在他人面前炫耀张扬。老先生在把玩、擦拭藏品时绝不使用一般粗糙的拭布,往往是用自己身上已经磨得平润了的衣服袖口来擦拭,这是要避免织物上尖锐的纤维可能刮伤器物。收藏家对文物的钟爱、细心以及爱物之成癖、成痴,由这些小处与细节当中表露无遗。
龚心钊文物收藏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精致考究、古朴典雅的包装。无论是书画或各类文玩精品,外盛以瘿木盒、紫檀盒或红木盒,取精致的织锦包面,用柔软的丝绢为卧囊,盒内贴有多方藏印的印文,并附有亲笔撰写的各式标签、题识的纸笺,盒外又贴有龚氏手书品名的题签。古锦囊匣是中国传统书画、古玩精品收藏发展过程中,为了文物保护、储存与搬运等实用功能,应运而生的产物。这种装潢与包装方式不仅讲究选材,而且雕刻精细,纹饰华美,能与文物互相辉映,本身即是工艺品。除了赖以保护文物的实用功能外,还有锦上添花的功用,更将装潢的含义更为广泛地衍生,具有艺术鉴赏的价值。
据龚安英女士回忆,龚家长年雇有学有专精的工匠,每遇有需要,龚心钊量了尺寸后,便会要求工匠制作各种锦盒、木匣,老先生在旁口述指示,亲自监督。在瞻麓斋的瓷器藏品中,多以锦囊盒与紫檀木匣作双层的包装,可见其对藏品不惜大费周章地加以细心保护,也随处可见龚心钊对于巧妙结合对象实用与审美的各式巧思,例如包装“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与“宋官窑印池”的匣盒(图11),侧边用象牙制的搭扣,其扣带以较为耐用的麂皮所制成,老太爷特地从伦敦携回,一般本来皆作尖牙状的骨杆,但龚心钊却特别要工匠将之磨成较为圆润的形状,他认为这样更易于使用。还有一组有瞻麓斋刻铭的紫檀木桌椅家具(图12),乃龚心钊自制订做。椅子则高矮各一,这是考虑客人身长有高有矮,来客若高则请落坐矮椅,主人则坐高椅,刚好取得“平衡”。
除了古朴雅致的包装风格外,龚心钊对于收藏品的考证,亦可称一绝。龚氏本人笃好文物,但他不像一般收藏家仅止于收藏,每收精品必加以潜心研究,考证其来龙去脉,对于文物的传世经历与收藏过程也都会撰写墨书签条附于其中。以“吴越王金涂宝塔”为例(图13),龚氏除了写上前手收藏此物的经过与原由外,还特别附上《申报》的剪报报道,以为佐证,同时留给后人研究的线索。据龚安英说,老先生对于材料非常讲究,裱画装潢用的纸都是他自己收藏的,有些紫檀木与金粟纸还是来自于清宫拍卖的旧物。在“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图14)这册碑帖中,龚心钊别出心裁,贴上自己的照片与收藏印记,而且都是自己剪贴,没有假手他人。
在龚氏手书的藏记中,还有一个有趣的面向,亦即收藏价格的记录。熟悉书画与收藏史者,一定会马上联想到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收藏,因为项元汴也有记录藏品价钱的习惯。这些价格记录,显示龚氏收藏文物,完全是不惜成本代价,甚至出现包装的工本反而高于文物本身价值的情况。有些则是记录了藏家取得文物或将手中重复的藏品脱手的经过,读来意趣横生。例如“乾隆御制 龙行雨施墨”(图15)盒中有笺记曰:“与此同样一品,乾隆边款六字被磨去,辛巳二月以三百元售与荣宝斋。此品于十年前购自北平,尊古费五十元也。”
老先生平淡写来,却可想见其得意之情。又如“兔毫碗”(图16)、“吉州茶碗”(图17),记载的是民国壬戌年(1922年),开凿逍遥津之西濠时,于地下九尺所得,龚心钊说他亲眼目睹此物被掘出,竟完全无损。另一笺又记“日本贾人许价二百元”一语,而老先生显然并不愿意,也没有将文物出让给日本人,可见其爱国情操。
文人的雅玩与收藏活动,无形中展现出自身的知识、修养、气质与品味,可以说是“古玩”雅趣当中,最好玩、最有趣、最高级的享受。龚氏收藏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流露其高雅不凡的收藏品味与风格。这绝非仅靠雄厚财力即可获致,更多的是藏家本身的深厚学识与审美素养。无论是囊匣与锦盒的配色,还是用于装裱、制造的纸张或檀木、象牙等材料,都必须应藏品本身来作适当的选择与搭配。事实上,如此讲究的装潢与包装,在近现代民间收藏家中相当罕见。曾经让全国书画鉴定三人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赞叹不已,认为已成为龚氏的个人收藏风格。
据龚安英回忆,龚心钊的日常生活,除了玩文物,也以诗文自怡。以前家中屋子大,老先生的书房堆满文稿,藏书丰富,其中还有元版书,所收藏的器物都是装箱落地存放。他学问好,性好清淡,白天喝茶,只有晚上偶尔饮些老酒,酒后会写文章,雅兴所至,往往赋诗。他的右大拇指后来因病而截去一节,握笔不便,但是对诗文考证,仍然用功不辍。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曾经实施限电,每到晚上,全家还将电力集中供老先生运用。
被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称呼为“大小姐”的龚安英,出生于英国伦敦,也就是在龚心钊出使加拿大总领事任内(1910年)。龚心钊很疼爱这个小女儿,一直将她带在身边。有新得的文物总是会招来安英一起玩赏,她从小就和文物生活在一起,大半生都过着大小姐的生活。据说当年合肥城内几条街都是她家的,而三国时代的古战场遗迹──逍遥津公园,有一部分就是她们龚家的后花园。龚安英还记得小时候就常和家中的一群堂兄弟姐妹向花园中的水池掷碎瓷片作“打水漂”的游戏。龚安英晚年还曾遇到一件有趣的事,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中国访问时,在上海接见六位英裔华籍的老太太,龚安英当时也被安排谒见女王(图18)。龚安英现已为百岁人瑞,据英国总领事表示,龚安英是英国领土之外最为年长的外籍英裔女士,而龚安英也十分庆幸有此殊缘得以与伊丽莎白二世相见。
龚心钊的收藏大多数已由其后人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从这些闪耀着藏家余晖并庇荫后世的珍贵文物中,我们见证了一位民初大收藏家对于文物的宝爱态度及其不凡的审美品味与眼光。目前百岁高龄的龚安英女士仍安居于上海,墨缘不解,汇观无尽,这批瞻麓斋最后的珍贵收藏,因缘汇聚于翦淞阁,正待焕发出新的典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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