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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贽和尼采，这两位中外史上赫赫有名的“狂人”，提出的“童心说”与“超人说”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一种理想人的形象，这种“理想人”必需具有“真”的精神内核；然而由于时人的不解，他们又只能以“狂”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对“理想人”的塑造代表着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德国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抉择模式。
【关键词】李贽
尼采
“童心说”
“超人”
文化折射
本文中，关于李贽与尼采，把“狂”作为他们两个相联系的最初的起点。“狂”其实是一种他们对“理想人”的塑造。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却都是在自己内心旅程上孤独地走着，没有顾及任何人的眼光，偏离了正统的心理轨迹，成为世人眼中的“狂人”。
当我们深入地对“狂”进行抽丝剥茧，就会发现，那绝不仅仅是一个“狂”字那般简单。引发的是他们对人类心灵问题的思考，对各自民族文化所做的抉择。
一、理想人形象
李贽与尼采站到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思想前端，不约而同地对什么样的人才是“理想人”作出了回答。李贽的“童心说”与尼采的“超人说”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他们心目中“理想人”的形象。
1、“真”——理想人精神内核
李贽在《童心说》一文中提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从童心——真心——真人，层层深入，引发一种人格理想。李贽所持的“童心”—说，成为他传达心中“理想人”的形象渠道。“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天下的“至文”，才能拥有的一种完满的人格理想。
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也有孩童纯洁的目光在殷切相询。查拉图斯特拉第一次去人间宣扬学说回到山里后，“有一天早晨，他在曙光出现之前醒来，在床上思考了很长时间，对自己的说：
‘为什么我在梦中惊醒?不是有一个持一面镜子的孩子朝我走来吗?…这个“持镜子的孩子”是一种暗示，是一种智慧的化身，警示查拉图斯特拉重新回到人间，去寻找他的朋友和信徒。“超人”是属于“未来”世界的，要超越人世的一切，路途跋涉艰险，不仅需要坚定不移的意志力，还需要一种站立在智慧背后的智慧。尼采所塑造的理想人形象是“超人”，通往“超人”的路上有—个像神一般浑身静穆的孩子。
一个童趣嫣然，—个充满智慧，这是李贽与尼采设定的他们的“孩童”的外象表征，两孩童有着最大的共同点：他们站立于一切社会尘嚣之外，身上都有着世人大多已丢失的“真”。李贽以“童心”追寻“真人”。尼采以“持镜子的孩子”照见“超人”，他们的理想人的精神内核构建的基础都是一个“真”字。
2、“狂”——构建者被赋予的形象
创造一种“理想人”，根源在于世人的“不够理想”，于是这种追求必定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万般非难。李贽与尼采在塑造心中“理想人”的同时被世人视为“狂人”。
李贽宣称“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把孔孟思想说得无足轻重，被视为“异端”，而他公然以“异端”自居。在《焚书》卷一中的《答焦漪园》：“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而在《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中说道：“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存穿箭”，“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食然”。如此惊世骇俗的话语，被称为“狂”那是当然的。与李贽相比，尼采的呼声更加响亮，在《查拉图斯特拉》一书的扉页上赫然写着“上帝死了!”。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宇宙的统管者、真理的启示者、选民的拯救者和罪恶的审判者。没有的上帝，那么也就没有了—切。事实上，尼采并不是以此挑衅对西方人的心灵世界——包括对他自己—影响至深的基督精神。他是隐藏内心的痛苦将一种原本熨帖于自己的灵魂的“神圣”思想从生命中剥离掉。这种苦楚在《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等书中化成“狂妄的叫嚣”。
两位哲人最终没有很好的结局。李贽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在狱中自杀身亡(《明实录》卷三六九)。尼采于四十五岁发疯，十年后离世。尽管如此，历史并没有湮没哲人的光芒，他们的思想在后世大放异彩。明代公安派和清代袁枚延续其思想。尼采逝世后，虽然他的学说经过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加工利用，与德国纳粹主义结合，成为狂热的民族主义的学说渊源，仍无法掩盖其价值内涵，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学说之一。
二、文化折射
所谓“文化折射”，是指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综合影响力在处于那个时代的人群那里留下的印记，以及人们对此作出的文化抉择。在李贽与尼采身上的文化折射，代表着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德国的两种典型的文化模式。
1、往回走·向前走
“路”在脚下，怎么走，向哪里走，其实是一种抉择。人类历史上诸多杰出的思想家，在通往人类精神归宿之路上，精神上寻求突破都是殊途同归的。
李贽以“异端”自居，以“狂人”自诩。他自称“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他的“异端”是因为他向世人宣布他是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他的“狂”是因为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扮演着不属于这个位置的角色，“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c他的“狂”，不信佛、道。在讲究伦理的社会，在虔诚信佛的人们，都是不能被接受。受了到世人的唾弃，甚至群起而攻之，“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迁，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焚书》卷三《白赞》)。李贽对中国文化作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抉择。
尼采却为他的德意志民族做了另一种尝试。他发现了人类身上的诸多弊端，但不把这些归罪于时间沉积下来的历史，历史是必然的，要将目光穿越时空的界限，定格在未来，“人类是应该被超越的东西”，这就是“超人”，它是人类未来的形象或说未来的继承者——种比人类更加理想的种群。这是一种“向前走”式的文化抉择模式，与李贽的同归“童心”的“往回走”模式刚好相反。
2、天人合一·开放式探寻
不同的文化模式抉择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李贽未曾走出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圈子，选择了“童心”作为茫茫文化之海的一根救命草。“童心说”可以在老子的《道德经》找到源头——“复归婴孩”状态的纯洁和谐心境，开创了中国道家学说“天人合一”源头孟子阐释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理想人格；此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唐代诗人足迹遍布各大名山；随着佛教传人，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不断融合，中国的文化显示一种东方式的圆融，在“天人合一”的封闭系统里循环往复。李贽选取“童心”与“真人”作为“人”的理想，是以复归起点的方式抖落文化的重量。
与东方的圆融、封闭、自成系统不同，西方倾向于开放式探寻。大学者梁漱溟先生把世界文化分成类：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中国是伦理文化，希腊是科学型文化，讲究理性科学。事实上，尼采是迷茫的，甚至他要比一般人更加迷茫，因为他发现了更多的“未知”。为了安抚心中的剧痛与恐惧，他造出一个“超人”，并且要自己相信未来世界的确有“超人”。我想，尼采最终没有说服自己完全相信自己创建的“学说”，所以尼采最终发疯了，发疯于他心中的“圣人情结”与“凡人个体”的矛盾对立。他的发疯，是德意志民族青年式的狂热精神与西方开放式的探寻精神的反证。
从这两种不同的选择显示出华夏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不同的文化特性：中国文化更近于老年文化，德国文化更近于青年文化。中国人比较倾向于“往回走”，向往上古的中国的童年时代。欧洲的童年充斥着神话，成为他们源源不断的创作源头与生命动力。中国的童年，充满奇特的神话传说少得可怜，大部分被正统思想删减和历史化。中国历史上的浪漫的诗人的人生过早地被一种家国的责任压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学而优则士”，“立身齐家平天下”。尼采指出他们的民族根底在音乐，萨弗兰斯基曾说“音乐是他一切的一切”；在诗歌，他们是诗人的后代，蔑视人类的弱性，认为“人类是某种将会被超越过去的东西”，充满浪漫色彩。人类未来的形象是“超人”，一种比人类更加理想的种群，所以人类要努力。
【关键词】李贽
尼采
“童心说”
“超人”
文化折射
本文中，关于李贽与尼采，把“狂”作为他们两个相联系的最初的起点。“狂”其实是一种他们对“理想人”的塑造。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却都是在自己内心旅程上孤独地走着，没有顾及任何人的眼光，偏离了正统的心理轨迹，成为世人眼中的“狂人”。
当我们深入地对“狂”进行抽丝剥茧，就会发现，那绝不仅仅是一个“狂”字那般简单。引发的是他们对人类心灵问题的思考，对各自民族文化所做的抉择。
一、理想人形象
李贽与尼采站到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思想前端，不约而同地对什么样的人才是“理想人”作出了回答。李贽的“童心说”与尼采的“超人说”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他们心目中“理想人”的形象。
1、“真”——理想人精神内核
李贽在《童心说》一文中提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从童心——真心——真人，层层深入，引发一种人格理想。李贽所持的“童心”—说，成为他传达心中“理想人”的形象渠道。“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天下的“至文”，才能拥有的一种完满的人格理想。
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也有孩童纯洁的目光在殷切相询。查拉图斯特拉第一次去人间宣扬学说回到山里后，“有一天早晨，他在曙光出现之前醒来，在床上思考了很长时间，对自己的说：
‘为什么我在梦中惊醒?不是有一个持一面镜子的孩子朝我走来吗?…这个“持镜子的孩子”是一种暗示，是一种智慧的化身，警示查拉图斯特拉重新回到人间，去寻找他的朋友和信徒。“超人”是属于“未来”世界的，要超越人世的一切，路途跋涉艰险，不仅需要坚定不移的意志力，还需要一种站立在智慧背后的智慧。尼采所塑造的理想人形象是“超人”，通往“超人”的路上有—个像神一般浑身静穆的孩子。
一个童趣嫣然，—个充满智慧，这是李贽与尼采设定的他们的“孩童”的外象表征，两孩童有着最大的共同点：他们站立于一切社会尘嚣之外，身上都有着世人大多已丢失的“真”。李贽以“童心”追寻“真人”。尼采以“持镜子的孩子”照见“超人”，他们的理想人的精神内核构建的基础都是一个“真”字。
2、“狂”——构建者被赋予的形象
创造一种“理想人”，根源在于世人的“不够理想”，于是这种追求必定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万般非难。李贽与尼采在塑造心中“理想人”的同时被世人视为“狂人”。
李贽宣称“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把孔孟思想说得无足轻重，被视为“异端”，而他公然以“异端”自居。在《焚书》卷一中的《答焦漪园》：“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而在《续焚书》卷二《三教归儒说》中说道：“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存穿箭”，“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食然”。如此惊世骇俗的话语，被称为“狂”那是当然的。与李贽相比，尼采的呼声更加响亮，在《查拉图斯特拉》一书的扉页上赫然写着“上帝死了!”。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宇宙的统管者、真理的启示者、选民的拯救者和罪恶的审判者。没有的上帝，那么也就没有了—切。事实上，尼采并不是以此挑衅对西方人的心灵世界——包括对他自己—影响至深的基督精神。他是隐藏内心的痛苦将一种原本熨帖于自己的灵魂的“神圣”思想从生命中剥离掉。这种苦楚在《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等书中化成“狂妄的叫嚣”。
两位哲人最终没有很好的结局。李贽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在狱中自杀身亡(《明实录》卷三六九)。尼采于四十五岁发疯，十年后离世。尽管如此，历史并没有湮没哲人的光芒，他们的思想在后世大放异彩。明代公安派和清代袁枚延续其思想。尼采逝世后，虽然他的学说经过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加工利用，与德国纳粹主义结合，成为狂热的民族主义的学说渊源，仍无法掩盖其价值内涵，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学说之一。
二、文化折射
所谓“文化折射”，是指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综合影响力在处于那个时代的人群那里留下的印记，以及人们对此作出的文化抉择。在李贽与尼采身上的文化折射，代表着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德国的两种典型的文化模式。
1、往回走·向前走
“路”在脚下，怎么走，向哪里走，其实是一种抉择。人类历史上诸多杰出的思想家，在通往人类精神归宿之路上，精神上寻求突破都是殊途同归的。
李贽以“异端”自居，以“狂人”自诩。他自称“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他的“异端”是因为他向世人宣布他是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他的“狂”是因为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扮演着不属于这个位置的角色，“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c他的“狂”，不信佛、道。在讲究伦理的社会，在虔诚信佛的人们，都是不能被接受。受了到世人的唾弃，甚至群起而攻之，“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迁，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焚书》卷三《白赞》)。李贽对中国文化作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抉择。
尼采却为他的德意志民族做了另一种尝试。他发现了人类身上的诸多弊端，但不把这些归罪于时间沉积下来的历史，历史是必然的，要将目光穿越时空的界限，定格在未来，“人类是应该被超越的东西”，这就是“超人”，它是人类未来的形象或说未来的继承者——种比人类更加理想的种群。这是一种“向前走”式的文化抉择模式，与李贽的同归“童心”的“往回走”模式刚好相反。
2、天人合一·开放式探寻
不同的文化模式抉择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李贽未曾走出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圈子，选择了“童心”作为茫茫文化之海的一根救命草。“童心说”可以在老子的《道德经》找到源头——“复归婴孩”状态的纯洁和谐心境，开创了中国道家学说“天人合一”源头孟子阐释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理想人格；此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唐代诗人足迹遍布各大名山；随着佛教传人，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不断融合，中国的文化显示一种东方式的圆融，在“天人合一”的封闭系统里循环往复。李贽选取“童心”与“真人”作为“人”的理想，是以复归起点的方式抖落文化的重量。
与东方的圆融、封闭、自成系统不同，西方倾向于开放式探寻。大学者梁漱溟先生把世界文化分成类：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中国是伦理文化，希腊是科学型文化，讲究理性科学。事实上，尼采是迷茫的，甚至他要比一般人更加迷茫，因为他发现了更多的“未知”。为了安抚心中的剧痛与恐惧，他造出一个“超人”，并且要自己相信未来世界的确有“超人”。我想，尼采最终没有说服自己完全相信自己创建的“学说”，所以尼采最终发疯了，发疯于他心中的“圣人情结”与“凡人个体”的矛盾对立。他的发疯，是德意志民族青年式的狂热精神与西方开放式的探寻精神的反证。
从这两种不同的选择显示出华夏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不同的文化特性：中国文化更近于老年文化，德国文化更近于青年文化。中国人比较倾向于“往回走”，向往上古的中国的童年时代。欧洲的童年充斥着神话，成为他们源源不断的创作源头与生命动力。中国的童年，充满奇特的神话传说少得可怜，大部分被正统思想删减和历史化。中国历史上的浪漫的诗人的人生过早地被一种家国的责任压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学而优则士”，“立身齐家平天下”。尼采指出他们的民族根底在音乐，萨弗兰斯基曾说“音乐是他一切的一切”；在诗歌，他们是诗人的后代，蔑视人类的弱性，认为“人类是某种将会被超越过去的东西”，充满浪漫色彩。人类未来的形象是“超人”，一种比人类更加理想的种群，所以人类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