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历史学强调时间与过程，对历史学者来说，历史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历史现场感、疏离感以及更多的资料，从而使我们整体把握区域的历史及其发展脉络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近代；区域社会；历史研究
历史上经典物理学对人文学科曾产生过压倒性影响，以致我们一提到某某学，就企图规定其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甚至划定基本的学科准则。然而，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历史人类学，自始就似乎突破了经典物理学影响之下的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系统。因而，要在传统的学科体系之下，给其划定一个类似于生物学、历史学或者人类学一样的学科范围，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历史人类学一般都不作非常明确的定义。在人类学领域里大力倡导、开创和实践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说：提及历史人类学，就是倡导这样一类人类学——它是一门广阔意义上的综合性学科。如果我们企图对此加以阐释的话，尽管其称历史人类学为一门学科，其文本所指仍然说明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综合了多种学科方法与内容的研究方式，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式使历史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同样，在史学界力倡历史人类学的法国年鉴学派亦有学者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这也就是说，历史人类学只是一种研究方式、一种研究趋向。
与人类学家的历史人类学不同，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讨论“历史人类学”的概念时，考虑的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即透过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更好地认识人们的历史。历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人类学，在含义上也与人类学家所说的历史人类学不完全一致。目前学界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的讨论有诸多不同的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就是习俗史研究，也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绝对不可以是历史学而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其实，早在197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安德烈·比尔吉埃尔（André Burguière）就对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人类学有相当好的理解。他认为，“以所用材料的类型来界定历史人类学”并不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同样的材料可以是经济史、政治史或者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只有当历史学家在处理这些材料时，进行了人类学思考的研究，才能成为历史人类学。 他特别以英国和法国君主制度的研究作为例子来阐明其观点，他指出：法国、英国君主制的研究既传统又唠叨，但研究专家都不注意进入了民俗视野的那些庆典仪式，实际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在这一仪式过程中君主实施着一种医治百病的力量”，它不仅将英、法区别于其他欧洲君主国家，还揭示了君主制形象具有魔力的方面，这些方面一直残留在群体的表象之中。比尔吉埃尔认为，这样的研究处理了其他学科处理过的材料，却因为引入了人类学所擅长的处理表象的方法与视角，从而得到了较之于其他学科远为深刻的研究结论，这就是历史人类学研究，因此，他得出结论，历史人类学不是特殊的领域，而只是一种研究方式。但是，由于讨论时间较早，比尔吉埃尔还是没能把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人类学应该具有哪些人类学的思考，或者历史学引入人类学观念以后可以获得哪些益处，详细加以阐明。随着近年来已有的理论讨论与实践经验的累积，学术界对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脉络逐渐取得某些共识。郑振满指出，历史学家吸纳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去做田野调查，目的是获得一种“文化体验”，并透过这种体验去捕捉解读文献时所产生的“灵感”，去培养对历史过程的洞察力和问题意识。文献中有些东西，不进入田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读懂，去田野是为了获取“历史现场感”，亦即桑兵所说的“走向历史现场”。正是这种“現场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历史文献。同时，陈春声指出，田野调查的另一个基础性目的是“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亦即收集到在图书馆、档案馆中难以读到听到的文献。总体来说，他们的说法基本表达了历史学者关于历史人类学之于历史学家的意义。
进一步说，历史人类学对于历史学家的意义，至少还可以有这么几种：一是获取认识态度上的“疏离感”。 虽然几十年以前，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开始警告同行，要小心历史学者自己参与历史创造，但是，到目前为止，在非后现代意义上，也就是以我们传统的将历史研究看成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复原的标准来衡量，研究本国史的学者创造自己历史的现象仍屡见不鲜。比如我们对晚清政府的判析，比如我们对近代革命运动的研究，都常常有这类感觉。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与历史产生疏离感，我们对它付诸了太多的感情，我们很难跳出自己的先入为主的感情来解读历史。相反，人类学研究“他者”、研究“异文化”，从来就与研究对象有一种地理与族群上的疏离感，正是这种疏离感，使人类学具有了观察者而不是活动者的优势。历史学家要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历史，为了去除传统史学中的“中心”意志，跳出“文化本位主义”，其实很有必要借助人类学者的这种疏离感。二是透过区域的整体去理解其历史发展的脉络。进入田野，可以让历史学者直接获取经验事实，并且从一个较小地理单元的经验事实出发，去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内在脉络。在这里，我们可以向人类学家学习，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或者称之为“区域”的范围内，获取其整个文化的方方面面，把握其整体，揭示其“历史性”，从而把握住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最后将其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联系起来。所谓“田野”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文献，回答历史学本位的问题的真意正在于此。与解决“地方性知识”建构过程的人类学任务不同，历史学的本位问题或者说历史学的任务是解构整个中国文化的建构过程。
【参考文献】
[1]黄国信，温春来.“意存畛域”：淮粤之争中的区域观念——以清人卢坤等治理盐务为中心的考察[J].学术研究，2005（02）
[2]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5（01）
[3]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J].天津社会科学，2004（06）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近代；区域社会；历史研究
历史上经典物理学对人文学科曾产生过压倒性影响，以致我们一提到某某学，就企图规定其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甚至划定基本的学科准则。然而，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历史人类学，自始就似乎突破了经典物理学影响之下的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系统。因而，要在传统的学科体系之下，给其划定一个类似于生物学、历史学或者人类学一样的学科范围，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历史人类学一般都不作非常明确的定义。在人类学领域里大力倡导、开创和实践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说：提及历史人类学，就是倡导这样一类人类学——它是一门广阔意义上的综合性学科。如果我们企图对此加以阐释的话，尽管其称历史人类学为一门学科，其文本所指仍然说明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综合了多种学科方法与内容的研究方式，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式使历史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同样，在史学界力倡历史人类学的法国年鉴学派亦有学者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这也就是说，历史人类学只是一种研究方式、一种研究趋向。
与人类学家的历史人类学不同，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讨论“历史人类学”的概念时，考虑的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即透过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更好地认识人们的历史。历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人类学，在含义上也与人类学家所说的历史人类学不完全一致。目前学界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的讨论有诸多不同的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就是习俗史研究，也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绝对不可以是历史学而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其实，早在197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安德烈·比尔吉埃尔（André Burguière）就对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人类学有相当好的理解。他认为，“以所用材料的类型来界定历史人类学”并不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同样的材料可以是经济史、政治史或者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只有当历史学家在处理这些材料时，进行了人类学思考的研究，才能成为历史人类学。 他特别以英国和法国君主制度的研究作为例子来阐明其观点，他指出：法国、英国君主制的研究既传统又唠叨，但研究专家都不注意进入了民俗视野的那些庆典仪式，实际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在这一仪式过程中君主实施着一种医治百病的力量”，它不仅将英、法区别于其他欧洲君主国家，还揭示了君主制形象具有魔力的方面，这些方面一直残留在群体的表象之中。比尔吉埃尔认为，这样的研究处理了其他学科处理过的材料，却因为引入了人类学所擅长的处理表象的方法与视角，从而得到了较之于其他学科远为深刻的研究结论，这就是历史人类学研究，因此，他得出结论，历史人类学不是特殊的领域，而只是一种研究方式。但是，由于讨论时间较早，比尔吉埃尔还是没能把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人类学应该具有哪些人类学的思考，或者历史学引入人类学观念以后可以获得哪些益处，详细加以阐明。随着近年来已有的理论讨论与实践经验的累积，学术界对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脉络逐渐取得某些共识。郑振满指出，历史学家吸纳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去做田野调查，目的是获得一种“文化体验”，并透过这种体验去捕捉解读文献时所产生的“灵感”，去培养对历史过程的洞察力和问题意识。文献中有些东西，不进入田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读懂，去田野是为了获取“历史现场感”，亦即桑兵所说的“走向历史现场”。正是这种“現场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历史文献。同时，陈春声指出，田野调查的另一个基础性目的是“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亦即收集到在图书馆、档案馆中难以读到听到的文献。总体来说，他们的说法基本表达了历史学者关于历史人类学之于历史学家的意义。
进一步说，历史人类学对于历史学家的意义，至少还可以有这么几种：一是获取认识态度上的“疏离感”。 虽然几十年以前，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开始警告同行，要小心历史学者自己参与历史创造，但是，到目前为止，在非后现代意义上，也就是以我们传统的将历史研究看成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复原的标准来衡量，研究本国史的学者创造自己历史的现象仍屡见不鲜。比如我们对晚清政府的判析，比如我们对近代革命运动的研究，都常常有这类感觉。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与历史产生疏离感，我们对它付诸了太多的感情，我们很难跳出自己的先入为主的感情来解读历史。相反，人类学研究“他者”、研究“异文化”，从来就与研究对象有一种地理与族群上的疏离感，正是这种疏离感，使人类学具有了观察者而不是活动者的优势。历史学家要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历史，为了去除传统史学中的“中心”意志，跳出“文化本位主义”，其实很有必要借助人类学者的这种疏离感。二是透过区域的整体去理解其历史发展的脉络。进入田野，可以让历史学者直接获取经验事实，并且从一个较小地理单元的经验事实出发，去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内在脉络。在这里，我们可以向人类学家学习，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或者称之为“区域”的范围内，获取其整个文化的方方面面，把握其整体，揭示其“历史性”，从而把握住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最后将其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联系起来。所谓“田野”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文献，回答历史学本位的问题的真意正在于此。与解决“地方性知识”建构过程的人类学任务不同，历史学的本位问题或者说历史学的任务是解构整个中国文化的建构过程。
【参考文献】
[1]黄国信，温春来.“意存畛域”：淮粤之争中的区域观念——以清人卢坤等治理盐务为中心的考察[J].学术研究，2005（02）
[2]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5（01）
[3]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J].天津社会科学，20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