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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元的“覆盖区域”正在不断被压缩，那么防范美元资产大规模地流入中国收购人民币资产，就是当务之急。短期而言，人民币只有盯住资产价格和资源价格，而不是美元货币，形势才能好转。长期而言，人民币必须“突围”，—定要“走出国门”，进人国际主要商品的结算体系。
2月25日，宝钢股份大幅度上调了2008年第二季度钢材出厂价格，之后，武钢、广钢等也相继提升产品价格。对于武钢，这是2008年的第四次调价。
应当说，当前黑色金属的价格，还远远没有到顶；相对于股市、楼市，评估当前企业的资产重置费用，总体来说，钢铁的涨幅可以说还算温和。
但是，问题可能是长期性的。5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每年均维持了10％以上的高增长。目前宏观经济运行，总体上判断形势比较严峻，偏快的大趋势远远没有得到控制。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指示，2008年度计划GDP实际增长预估，应在8％－11％左右，甚至更高；通胀的压力并未减弱。
进一步推高PPI
对宝钢而言，在上游，精矿粉的价格上调65％－71％，相对应的实际成品上调比例，仍然没有到位(这与我国钢材市场存货数量有关)。问题是下游的成本，已经呈现局部恶化的态势；企业“多做多亏”，供应商资金紧张，库存增加，在钢价的上升阶段，“囤多赚多”，已经不是个别行业的问题。
“宏观调控”改变了很多行业、企业的赢利预期，如果行业整合的进程，跟不上行业衰减的速率，经济基本面的种种问题，就是非常实际的挑战，“拐点”之说，恐非妄言。
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提高，会进一步推高PPI(产品价格指数)，导致近期“非食品”的价格持续走高；另据近期业界的估算，由于“雪灾”影响，当前，比如2月及3月CPI涨幅，将上升至8.6％－9.5％左右。此前，食品的月环比的预估为至少8％，因此，其同比将上升24.3％。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以及钢铁价格的较快升高，对非食品的后续影响，也相当可观。
在国际市场，某些食品要素基准(如原粮和食用油)的价格明显上升；以豆油为例，2月有较大的涨幅，在2月末。4天之内，共计3个涨停板。这种“连续轧空”的市场趋势，前所未有。
在国内，基础能源价格(以电煤为主)距上次提价至今还不到3个月，虽然价格升幅不大(不可能一步到位)，但这是在2月煤炭日单月产量劲增50％的背景之下所发生的。因此，基础能源对于CPI的影响，也是长期的，不可回避的。
整体流动性过剩的同时，相对部分企业群体有效流动性不足，货币投机大行其道；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美元持续减息，我国货币政策处于进退两难。从理论上说，应对恶性通胀。一切行政手段的正向作用相对有限，通常只会起到“反向调节”的作用，甚至诱发新一轮的“通胀预期”。
“严防死守”外储增长
4年来，特别是自政府不断强调“宏观调控”、“防止重复投资以及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无数次进行真正的“宏观”调控的机会。
以2005年“汇改”为例，根据当时央行的“表述”，对于“2％的上调”，“外汇市场相对稳定”。在2005年7月的当时，伦敦的铜价，为3000美元，到今年2月的月度收盘价，是8510美元；黄金价格，当时仅为390美元，今年2B收盘价，是958美元；轻质汽油，当时仅为50美元，今年2月收盘价102美元。
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当时是7110亿美元，去年12月末累计余额为15280亿美元。自2005年7月启动“汇改”，到2006年2月，我国的外汇储备，猛增到8537亿美元(不包括港澳的外汇储备)，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
但是，按美元的采购能力(平价)计算，其实两年来，我国的外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我国GDP的“可比”部分，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
时至今日，由于基础商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这一部分的“商品存量”已经被“蒸发”，杳如黄鹤，一去不返。在汇率方面，人民币的升值效果，对CPI的直接影响已经举足轻重，换句话说，如果美元继续贬值，继续增加出口，对于人民币资产的持有者是不公平的。
回顾历史，1990年，我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只有110亿美元，1993年，外汇储备也只有212亿美元。外储低，收益反而更高，国民经济发展相对实惠很多。
自1994年起，外汇储备开始大幅度增加；到汇改之前的2004年，当年增加2400亿元，当市场没有需求或需求不足的时候，这只表明，只有央行每天都在超限量地“买进”美元。
所以，人民币在2008年，至少升值10％以上，最不济的，也要咬“严防死守”，外储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增加了。短期而言，人民币只有盯住资产价格和资源价格，而不是美元货币，形势才能向好的方向转化；再比如，完全可以持“重仓”，盯住日元资产；持“轻仓”，盯住欧元资产。长期而言，人民币必须“突围”，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一定要“走出国门”，进入国际主要商品的结算体系。如果不然，宝钢接受铁矿石的价格大幅上涨，可能只是开始。
2005年以来，本币升值摇摆不定的要点，是这一部分变量对于加工贸易行业的影响。不过，由于升幅有限，所以对外贸易直到现在，在2008年1月，仍然保持着26.6％的增速，同时月度贸易顺差，始终是在200亿美元的水平；与此同时，2008年1月，央行给出的M2增速为18.94％，也高于2007年12月。
根据商务部国际经济研究院对于当月FDI(对外直接投资)、贸易顺差和投机资本流人的估算，2、3月份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货币政策紧缩，继续收缩市场流动性，“进口通胀补偿”过剩，今年的物价形势很难乐观。
煤电油运的根源问题
春节期间暴露的煤电运的问题绝不是结构问题。世界上任何问题，其实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结构”，一切都没有。仅仅从一个时点静态地观察，那么任何经济问题皆为“结构性”的问题。
从根源上看，当前的基础能源失配的问题，最早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严重被低估。如果我们相信“菲利普斯曲线”，那么失业率下降，就会引发通胀，因为国民收入的增加；但是过去20多年，我国实际失业人员总数、无收入人员的总数不断增加，而物价仍然不断走高。难道是“菲利普斯曲线”错了?
这大概只有一种解释，我国的低收入人群，对于物价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影响消费体系，他们的消费能力，已经通过对外贸易的“补贴”，被“长时间、大范围”地“转移”到了海外市场，转移给了全世界的“消费者”。
既然是这样，如果此时我国的基础能源的价格不涨，它何时再涨呢? 参与价格机制的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生产者；二是消费者；三是政府；最重要的是还有第四方，即交易者，交易者既不生产，也不消费，但是对于价格的“关怀程度”，以及影响能力，超过任何其他人。
煤电油运的紧张，只说明我国的经济效率过于低下。它的产生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交易性”的。让我们顺着“加工环节”的递增，就会发现，凡属基础能源以及基础原材料的成本，在终端产品成本构成中的比例，对于国外生产者来说，现在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历史时期了。事实是，基础能源价格上涨，只有在我国，才会带来显著的通胀；而在西方国家，不能说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并不严重。
“抽血”中国经济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1988年的通胀，当时仅靠收缩信贷就搞定；1994年的通胀，靠收缩信贷和加息解决、甚至出现了13.5％存款保值补贴。这一轮的通胀，我们应当依靠什么呢?“两防”真的可以抑制通胀吗?
对此，我们必须思考清楚。今年是奥运年，境内境外的商品价差如此巨大，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这样“傻扛”着，不但不是长久之计，只恐难解“燃眉之急”了。
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7年12月份金融报表，数据显示，去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528万亿美元，较2006年同期增加了43.32％，累计2007年全年增加4619亿美元，按有关数据，我国外储已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1.57倍。
问题是这么多的外储余额，不是来自现有存量，而是央行新发货币的总量，因此，这将引起社会货币总量的变化，催生物价以最快的速率向上攀升，并有失控的危险。
在各国大幅增发货币、地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资源的投资最容易保值；而科技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未来的方向。但是，在资源以及科技方面的投资，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更难实现既能“带来资本收益”，同时又能“为本国的人民带来福利与生产率提高”的长线利益。
现行的办法采用的是“外汇储备投资外包”，这种办法同样也有诸多难点。一是因为中国无力负担海内投资高手的“人工”，比如此前成立的中投公司，一方面，中投缺乏投资、金融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另—方面中投比不了央行，央行采取委托外部投资机构的代理，这种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中投这种政府主权基金，仍然采用央行的“模式”，发生巨额亏损也是必然的。
由于央行外汇储备的最初获得，是以过多发行人民币为代价的；中投公司的资金，却是来自政府特权。政府最终的目的、职能，在于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如果不计成本把国家的钱输出到海外市场进行投资，在某些情况下固然可以生利，但其最终的价值还是要以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为尺度来判断。
如果1.5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没有其他使用渠道，还不如扔到太平洋里，我们可以像销毁毒品一样结束美元。美元的高估，其害处在于它是从我国经济循环框架之中“抽血”的一台水泵，这种“介质”不根除，所有的问题都无从着手“治理”，宏观调控也就是“白日做梦”。
林则徐“虎门销烟”，当然，这是最后的选择，同时也是最被动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投资的本质，其实就是“货币战争”，参与者必须尊重战场客观环境。过去一年里，某些“海外投资”，“大买大亏，中买中亏，少买少亏”，还有“不买不亏”、但是抽血国内资产的现象，与丢到太平洋里相比，并没有好了多少。
2007年，中央银行先后6次加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上调至7.47％，并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为今年来的最高点。同时，央行加大公开市场对冲操作力度，全年累计发行央行票据超过4万亿元。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不仅内地的资产市场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从全球范围来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压力，已经导致与人民币相关的经济区域的资产价格被迫进行价值重估，货币的供应脱离货币的需求，资本价格与资产价格发生背离，犹如“冰面上的燃烧”。
货币能否“破产”
用传统的货币理论，完全可以解释当前的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预期”在资产价格上的反映。投资者对于资产的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资产的价格上涨。
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原油近期的暴涨趋势，以及美元的不断走弱，就会发现，事情远非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或者，换个问法，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可以随便“印刷”的吗?事实上，美国的次贷危机，更像是美元在其“覆盖区域”方面的流通梗阻，是一种恶性的货币危机。
它的具体表现，首先是美元的供给能力过度，贸易呈现巨额的“双逆差”，美元对外债务，上升到了非常危险的规模，却无法向下传导所致。如果此时美元的传统流通领域被“肢解”，就会迅即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
两个真实的案例可以说明：
其一，是1949年我国江南地区的金融崩溃。由于战争的失败，蒋介石政府“法币”的覆盖区域被压缩，于是过剩的法币大量“回流”江南，特别是宁沪杭地区，最终“兵败如山倒”，无数民间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一场“春梦”。
其二，是1989年在前苏联所发生的金融崩溃。因为一个巨型国家的突然解体，旧卢布的覆盖区域被压缩，进而发生了大规模的“经济休克”，所有的俄罗斯人，除去手中的不动产，一生的积蓄，几乎被这次经典的“国家破产”洗劫一空。
无论如何，当前，人民币资产的市场价格，上升之势已经形成，而且尚未出现减缓的迹象——如果美元的“覆盖区域”，确实正在不断地被非美货币所压缩，那么，防范美元资产继续大规模地流入我国，收购人民币资产，就是当务之急。
当前的宏观调控，使用了压缩信贷、提高利率、限制民间投资等手段，这或有短期效果，但也会造成内需降低，导致更大的贸易顺差，流动性过剩，也就难以根除。
同样的道理，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需要全面反省，要怎样“继续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是否还应“下大力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从实战的角度分析，如果不限制美元进入这些领域，不限制某些“富国”大量收购人民币资产，拒其于“国门”之外，结果恐怕很难乐观。
对此，业界的质疑已经很多，“中国的外汇储备是怎么在短短的4年间猛增了1万亿的”、“这中间有多少是国际资本主动送上门来的”。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问题，记得5年前，温家宝总理曾经算过一笔账：“一个县12、13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很难达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
或许，我们这一代人所进行的任何“改革”，最终都会被后人所否定：首先，我们是在消耗前人的资源积累，然后透支后人的生存环境；“一代穷吃，吃穷五代”。
通胀只是所有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官僚体制的大变革，所有的问题都会有办法实现“自我强化”、“自我授权”。虽然这有些悲观，但“自我强化”、“自我授权”，能够让“转型”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月25日，宝钢股份大幅度上调了2008年第二季度钢材出厂价格，之后，武钢、广钢等也相继提升产品价格。对于武钢，这是2008年的第四次调价。
应当说，当前黑色金属的价格，还远远没有到顶；相对于股市、楼市，评估当前企业的资产重置费用，总体来说，钢铁的涨幅可以说还算温和。
但是，问题可能是长期性的。5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每年均维持了10％以上的高增长。目前宏观经济运行，总体上判断形势比较严峻，偏快的大趋势远远没有得到控制。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指示，2008年度计划GDP实际增长预估，应在8％－11％左右，甚至更高；通胀的压力并未减弱。
进一步推高PPI
对宝钢而言，在上游，精矿粉的价格上调65％－71％，相对应的实际成品上调比例，仍然没有到位(这与我国钢材市场存货数量有关)。问题是下游的成本，已经呈现局部恶化的态势；企业“多做多亏”，供应商资金紧张，库存增加，在钢价的上升阶段，“囤多赚多”，已经不是个别行业的问题。
“宏观调控”改变了很多行业、企业的赢利预期，如果行业整合的进程，跟不上行业衰减的速率，经济基本面的种种问题，就是非常实际的挑战，“拐点”之说，恐非妄言。
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提高，会进一步推高PPI(产品价格指数)，导致近期“非食品”的价格持续走高；另据近期业界的估算，由于“雪灾”影响，当前，比如2月及3月CPI涨幅，将上升至8.6％－9.5％左右。此前，食品的月环比的预估为至少8％，因此，其同比将上升24.3％。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以及钢铁价格的较快升高，对非食品的后续影响，也相当可观。
在国际市场，某些食品要素基准(如原粮和食用油)的价格明显上升；以豆油为例，2月有较大的涨幅，在2月末。4天之内，共计3个涨停板。这种“连续轧空”的市场趋势，前所未有。
在国内，基础能源价格(以电煤为主)距上次提价至今还不到3个月，虽然价格升幅不大(不可能一步到位)，但这是在2月煤炭日单月产量劲增50％的背景之下所发生的。因此，基础能源对于CPI的影响，也是长期的，不可回避的。
整体流动性过剩的同时，相对部分企业群体有效流动性不足，货币投机大行其道；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美元持续减息，我国货币政策处于进退两难。从理论上说，应对恶性通胀。一切行政手段的正向作用相对有限，通常只会起到“反向调节”的作用，甚至诱发新一轮的“通胀预期”。
“严防死守”外储增长
4年来，特别是自政府不断强调“宏观调控”、“防止重复投资以及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无数次进行真正的“宏观”调控的机会。
以2005年“汇改”为例，根据当时央行的“表述”，对于“2％的上调”，“外汇市场相对稳定”。在2005年7月的当时，伦敦的铜价，为3000美元，到今年2月的月度收盘价，是8510美元；黄金价格，当时仅为390美元，今年2B收盘价，是958美元；轻质汽油，当时仅为50美元，今年2月收盘价102美元。
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当时是7110亿美元，去年12月末累计余额为15280亿美元。自2005年7月启动“汇改”，到2006年2月，我国的外汇储备，猛增到8537亿美元(不包括港澳的外汇储备)，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
但是，按美元的采购能力(平价)计算，其实两年来，我国的外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我国GDP的“可比”部分，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
时至今日，由于基础商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这一部分的“商品存量”已经被“蒸发”，杳如黄鹤，一去不返。在汇率方面，人民币的升值效果，对CPI的直接影响已经举足轻重，换句话说，如果美元继续贬值，继续增加出口，对于人民币资产的持有者是不公平的。
回顾历史，1990年，我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只有110亿美元，1993年，外汇储备也只有212亿美元。外储低，收益反而更高，国民经济发展相对实惠很多。
自1994年起，外汇储备开始大幅度增加；到汇改之前的2004年，当年增加2400亿元，当市场没有需求或需求不足的时候，这只表明，只有央行每天都在超限量地“买进”美元。
所以，人民币在2008年，至少升值10％以上，最不济的，也要咬“严防死守”，外储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增加了。短期而言，人民币只有盯住资产价格和资源价格，而不是美元货币，形势才能向好的方向转化；再比如，完全可以持“重仓”，盯住日元资产；持“轻仓”，盯住欧元资产。长期而言，人民币必须“突围”，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一定要“走出国门”，进入国际主要商品的结算体系。如果不然，宝钢接受铁矿石的价格大幅上涨，可能只是开始。
2005年以来，本币升值摇摆不定的要点，是这一部分变量对于加工贸易行业的影响。不过，由于升幅有限，所以对外贸易直到现在，在2008年1月，仍然保持着26.6％的增速，同时月度贸易顺差，始终是在200亿美元的水平；与此同时，2008年1月，央行给出的M2增速为18.94％，也高于2007年12月。
根据商务部国际经济研究院对于当月FDI(对外直接投资)、贸易顺差和投机资本流人的估算，2、3月份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货币政策紧缩，继续收缩市场流动性，“进口通胀补偿”过剩，今年的物价形势很难乐观。
煤电油运的根源问题
春节期间暴露的煤电运的问题绝不是结构问题。世界上任何问题，其实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结构”，一切都没有。仅仅从一个时点静态地观察，那么任何经济问题皆为“结构性”的问题。
从根源上看，当前的基础能源失配的问题，最早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严重被低估。如果我们相信“菲利普斯曲线”，那么失业率下降，就会引发通胀，因为国民收入的增加；但是过去20多年，我国实际失业人员总数、无收入人员的总数不断增加，而物价仍然不断走高。难道是“菲利普斯曲线”错了?
这大概只有一种解释，我国的低收入人群，对于物价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影响消费体系，他们的消费能力，已经通过对外贸易的“补贴”，被“长时间、大范围”地“转移”到了海外市场，转移给了全世界的“消费者”。
既然是这样，如果此时我国的基础能源的价格不涨，它何时再涨呢? 参与价格机制的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生产者；二是消费者；三是政府；最重要的是还有第四方，即交易者，交易者既不生产，也不消费，但是对于价格的“关怀程度”，以及影响能力，超过任何其他人。
煤电油运的紧张，只说明我国的经济效率过于低下。它的产生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交易性”的。让我们顺着“加工环节”的递增，就会发现，凡属基础能源以及基础原材料的成本，在终端产品成本构成中的比例，对于国外生产者来说，现在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历史时期了。事实是，基础能源价格上涨，只有在我国，才会带来显著的通胀；而在西方国家，不能说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并不严重。
“抽血”中国经济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1988年的通胀，当时仅靠收缩信贷就搞定；1994年的通胀，靠收缩信贷和加息解决、甚至出现了13.5％存款保值补贴。这一轮的通胀，我们应当依靠什么呢?“两防”真的可以抑制通胀吗?
对此，我们必须思考清楚。今年是奥运年，境内境外的商品价差如此巨大，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这样“傻扛”着，不但不是长久之计，只恐难解“燃眉之急”了。
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7年12月份金融报表，数据显示，去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528万亿美元，较2006年同期增加了43.32％，累计2007年全年增加4619亿美元，按有关数据，我国外储已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1.57倍。
问题是这么多的外储余额，不是来自现有存量，而是央行新发货币的总量，因此，这将引起社会货币总量的变化，催生物价以最快的速率向上攀升，并有失控的危险。
在各国大幅增发货币、地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资源的投资最容易保值；而科技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未来的方向。但是，在资源以及科技方面的投资，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更难实现既能“带来资本收益”，同时又能“为本国的人民带来福利与生产率提高”的长线利益。
现行的办法采用的是“外汇储备投资外包”，这种办法同样也有诸多难点。一是因为中国无力负担海内投资高手的“人工”，比如此前成立的中投公司，一方面，中投缺乏投资、金融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另—方面中投比不了央行，央行采取委托外部投资机构的代理，这种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中投这种政府主权基金，仍然采用央行的“模式”，发生巨额亏损也是必然的。
由于央行外汇储备的最初获得，是以过多发行人民币为代价的；中投公司的资金，却是来自政府特权。政府最终的目的、职能，在于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如果不计成本把国家的钱输出到海外市场进行投资，在某些情况下固然可以生利，但其最终的价值还是要以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为尺度来判断。
如果1.5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没有其他使用渠道，还不如扔到太平洋里，我们可以像销毁毒品一样结束美元。美元的高估，其害处在于它是从我国经济循环框架之中“抽血”的一台水泵，这种“介质”不根除，所有的问题都无从着手“治理”，宏观调控也就是“白日做梦”。
林则徐“虎门销烟”，当然，这是最后的选择，同时也是最被动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投资的本质，其实就是“货币战争”，参与者必须尊重战场客观环境。过去一年里，某些“海外投资”，“大买大亏，中买中亏，少买少亏”，还有“不买不亏”、但是抽血国内资产的现象，与丢到太平洋里相比，并没有好了多少。
2007年，中央银行先后6次加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上调至7.47％，并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4.5％，为今年来的最高点。同时，央行加大公开市场对冲操作力度，全年累计发行央行票据超过4万亿元。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不仅内地的资产市场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从全球范围来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压力，已经导致与人民币相关的经济区域的资产价格被迫进行价值重估，货币的供应脱离货币的需求，资本价格与资产价格发生背离，犹如“冰面上的燃烧”。
货币能否“破产”
用传统的货币理论，完全可以解释当前的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预期”在资产价格上的反映。投资者对于资产的需求增加，进而导致资产的价格上涨。
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原油近期的暴涨趋势，以及美元的不断走弱，就会发现，事情远非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或者，换个问法，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可以随便“印刷”的吗?事实上，美国的次贷危机，更像是美元在其“覆盖区域”方面的流通梗阻，是一种恶性的货币危机。
它的具体表现，首先是美元的供给能力过度，贸易呈现巨额的“双逆差”，美元对外债务，上升到了非常危险的规模，却无法向下传导所致。如果此时美元的传统流通领域被“肢解”，就会迅即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
两个真实的案例可以说明：
其一，是1949年我国江南地区的金融崩溃。由于战争的失败，蒋介石政府“法币”的覆盖区域被压缩，于是过剩的法币大量“回流”江南，特别是宁沪杭地区，最终“兵败如山倒”，无数民间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一场“春梦”。
其二，是1989年在前苏联所发生的金融崩溃。因为一个巨型国家的突然解体，旧卢布的覆盖区域被压缩，进而发生了大规模的“经济休克”，所有的俄罗斯人，除去手中的不动产，一生的积蓄，几乎被这次经典的“国家破产”洗劫一空。
无论如何，当前，人民币资产的市场价格，上升之势已经形成，而且尚未出现减缓的迹象——如果美元的“覆盖区域”，确实正在不断地被非美货币所压缩，那么，防范美元资产继续大规模地流入我国，收购人民币资产，就是当务之急。
当前的宏观调控，使用了压缩信贷、提高利率、限制民间投资等手段，这或有短期效果，但也会造成内需降低，导致更大的贸易顺差，流动性过剩，也就难以根除。
同样的道理，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需要全面反省，要怎样“继续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是否还应“下大力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从实战的角度分析，如果不限制美元进入这些领域，不限制某些“富国”大量收购人民币资产，拒其于“国门”之外，结果恐怕很难乐观。
对此，业界的质疑已经很多，“中国的外汇储备是怎么在短短的4年间猛增了1万亿的”、“这中间有多少是国际资本主动送上门来的”。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问题，记得5年前，温家宝总理曾经算过一笔账：“一个县12、13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很难达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
或许，我们这一代人所进行的任何“改革”，最终都会被后人所否定：首先，我们是在消耗前人的资源积累，然后透支后人的生存环境；“一代穷吃，吃穷五代”。
通胀只是所有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官僚体制的大变革，所有的问题都会有办法实现“自我强化”、“自我授权”。虽然这有些悲观，但“自我强化”、“自我授权”，能够让“转型”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