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世界读书日临近之时，为一个讲座准备PPT，题目为《阅读与生活同在》。不过，第一部分我不是谈阅读，而是谈“无书可读的历史之痛”。
　　“世界读书日”的酝酿，可追溯至1972年。那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可是，恰恰是在那一年的前后几年，中国一直处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66年的“破四旧”、停课、废除高考，到1974年如火如荼的“批林批孔运动”，知识、文化、师道尊严等，都被视为洪水猛兽而被蹂躏、贬斥。在PPT上，我选用几张照片做简略勾勒。其中，一张照片是“破四旧”高潮时山东曲阜红卫兵正在推倒、砸毁周公雕像；另一张照片是“批林批孔”的现场。台下大部分听众是年轻人，我说，我们这些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在本应读书的年龄，却无书可读，小小年纪，与全社会绝大多数人一样，不能不承受历史之痛。
　　那几日，我正在读赵丽宏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长篇小说《渔童》，便特地向听众提到他的这部新作，以印证一代人无书可读的历史之痛。小说的第八节题为“火光里的灾难”，少年大路听说有人在抄同学韩娉婷的家，赶紧前去，他吃惊地看到焚书、砸文物藏品的场面：
　　韩家门口，聚集着很多人。门口的空地上，一堆火正熊熊燃烧着，火中被焚烧的，是书。大路看到，那本大砖头一样的精装《世界艺术史》，正被火焰包裹着，烧得面目全非……火在熊熊燃烧，烟雾缭绕，不断有书从大门里扔出来，古旧的线装书，厚重的精装书，一本本扔到火堆中。火堆里的书越来越多，一下子难以烧起来，只见浓烟滚滚，像一条条黑色的蛇，在火焰上面扭动，舞蹈。韩先生被黑色的蛇包围着，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是，每次有书扔进火堆，韩先生的身体都会颤抖一下，会忍不住抬头往火堆里看一眼。
　　不只是书，还有韩家的珍贵书画、瓷器藏品，也在火光映照下，被撕毁，被砸碎。大路是在几天之前才第一次走进韩娉婷的家。他看到那些书和韩家收藏的五千年前的陶罐、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如朝圣一般，听韩先生讲述它们的故事。谁知道，当他第二次见到它们时，刹那间，毁于一旦。
　　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降临。一个后来又被称作“大革文化命”的狂热浪潮，一夜之间，席卷全国。
　　赵丽宏比我大几岁，且身处上海大都市，当这一浪潮袭来时，目睹更多的抄家、批斗、焚书等惨烈场面，甚至不断听说一些人不忍屈辱而跳楼自杀的悲剧。少年的他，故比身处乡镇的我，有更多的锥心之痛。许多年后，依旧无法让他释然。赵丽宏一直对“文化大革命”有着清醒的认识，也一直抱有警醒意识，故而他对巴金的《随想录》评价甚高，对巴金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也一直积极呼应。在历史之痛日益被弱化，不少同龄人尽量回避当年之痛、选择遗忘的当下，以散文、诗歌创作为主的赵丽宏，却在最近几年开始有了精彩的创作转身，他开始小说创作，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童年河》到这部长篇小说新作《渔童》，把自己的儿时记忆，与一个时代的历史之痛相交融。显然，他试图走一条新路，以儿童文学的形式，把不堪回首的场景呈现于读者面前，为童心疗伤，为历史存照，最终，以真诚与勇气履行一个作家必须完成的使命。
　　结识丽宏兄多年，“文化大革命”一直是引发我们共鸣的一个话题。20年前，1995年1月，我在《收获》的“沧桑看云”专栏中发表《残缺的窗栏板——关于红卫兵的随感》。将近两年后，他给我写来长信，就这篇文章谈他对红卫兵的思考。这封信发表时，题为《归来兮，失落的头颅》。他写道：“在以整个一代人的迷失、惘乱和苦痛作为代价，以整个一代人的青春流失作为代价之后，最大的收获，也可以说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收获，就是这一代人（当然不是全部）终于懂得了，生而为人，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闭着眼睛盲从，而要有自己的思想，要独立思考。”（赵丽宏致李辉，1997年3月5日）整整二十年后，执着于“文化大革命”反思的赵丽宏，发表这部长篇小说《渔童》，在散文与诗歌之外，他找到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表现形式——儿童文学。童年记忆、敏感与细腻、绵里藏针的情怀、文字的流畅等，丽宏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正是创作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素养与条件。阅读《渔童》过程中，我产生一个想法，多年写作诗歌、散文的经历，或许恰恰是为他的这一次精彩转身在做充分铺垫和准备。在我看来，以《渔童》为标志，赵丽宏一个新的创作天地已经铺展开来。
　　一部长篇小说，尤其是把少年儿童作为阅读对象的作品，没有故事，没有流畅、浅显易懂的叙述风格，没有各具个性的对话，很难吸引读者。没有想到，以抒情见长的赵丽宏，同样具有虚构故事、讲述故事的能力。这部作品中，韩家珍藏的明代德化白瓷“渔童”，它的出现从一开始就给童大路等几位孩子带来愉悦，我想这是儿童文学最需要的互动关系，就像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中宝葫芦，叶圣陶《稻草人》中的稻草人，一个物件的设计是否恰当，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故事的叙述能否成功。
　　大路第一眼看到瓷器渔童，便顿时为它所吸引：
　　更让大路吃惊的，是放在观音旁边的一尊瓷像，瓷像雕的是一个渔童。渔童高八寸，一个胖嘟嘟的男孩，骑在一条大鲤鱼上，眯缝着眼睛，咧开嘴笑着，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他双手合抱着鱼头，手臂就像两段洗干净的白莲藕。那条鲤鱼也是活灵活现，它仰起头，张开嘴，好像也在笑，唇边的两根须，似乎正在抖动。渔童的脚下，绽开着一朵大浪花，很多晶莹的水珠在浪花周围飞溅，就像无数珍珠在蹦跳。大路凝视着渔童，觉得渔童在和他说话：“喂，童大路，我们交个朋友吧，来啊来啊，我们一起骑着鲤鱼去玩吧……”
　　渔童很快走进大路的生活，由此也成为全书的关键所在——梦到渔童；焚书现场，大路偷偷藏起被漏砸碎的渔童，带回家中。渔童的失与得，藏与躲；韩先生的生死抉择……一连串故事，环环相扣，把人物关系串连起来，“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也因渔童的命运波折而得到充分的渲染。被抄家，被批斗，韩先生不堪侮辱，在妻子自杀之后，也曾走到高楼上面，欲跳楼自尽。冲上楼顶的大路，告诉韩先生，渔童没有被砸碎，被他偷走，藏在外婆家。最终，韩先生被大路拉下来，渔童的失而复得，让韩先生摆脱厄运。之后，在环境略为安稳之后，大路带着韩先生，走到乡下外婆家，藏在藤箱里面的渔童，与主人劫后重逢：
　　渔童好像对经历过的危险没有任何感觉，依然搂着大鲤鱼，无忧无虑，乐呵呵地笑着。一抹斜阳从窗外照进来，正好落到渔童身上。象牙白的渔童，变成了金红色，像一尊用宝石雕成的塑像，在幽暗中荧光四射。
　　韩先生睁大了眼睛，凝视着眼前的渔童，眼睛里含着泪水，他伸出手，却不敢触摸，只是横看竖看，左看右看，目光中含着那么深沉的感情，就像凝视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凝视着一个起死回生的挚友。他的嘴里喃喃有声：“哦，是你，是你吗？你真的在，你回来了……”
　　读来让人心痛的画面。
　　渔童却又并非简单的只是一个物件。当年在写给我的信中，丽宏这样说过：
　　在朱熹的家乡，在古老的徽派建筑中，你发现了一个非常艺术，也非常有涵义的形象，就是那些残缺的窗栏板。当年的“红卫兵”，为了表示“革命”，为了“破旧”，用刀削掉了栏板木雕上所有人物的头。这些窗栏板不知是否还在……当年，是一些失去了正常思维的年轻人用刀削去了窗栏板上的木雕头像，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毁坏艺术、毁坏文化的同时，其实也为自己造了像——一群没有头颅、没有思想的盲从者！
　　（赵丽宏致李辉，1997年3月5日）
　　“毁坏艺术，毁坏文化”，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代名词。我想，在赵丽宏的构思中，渔童如同诗歌的“诗眼”，赋予了更多象征意义。即是说，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背景下，明代瓷器渔童被设计为传统文化和美的一个象征，它的命运多舛，正是历史场景中文化的命运呈现。赵丽宏用“渔童”的故事，把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告诉今天的孩子们。作为一个历史过来人，他深知肩上的责任，他希望未来的日子里，历史不会重演。
　　当年“渔童”今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