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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传教士们把对中国的光辉描摹带回了欧洲，并掀起了一股“中国风”（Chinoiserie）。这些光辉描摹对西方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歌德，还有英国的坦普尔爵士（Lord William Temple，1628-1699）。坦普尔是一个刚刚卸任的辉格党派外交官，刚出道的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曾在其麾下担任私人秘书，為他处理一些文字工作。斯威夫特从一六八八年起追随坦普尔，中间有几年曾离开过，而后又回到其府上摩尔庄园（Moor Park）继任秘书一职，直到一六九九年坦普尔离世。
斯威夫特研究专家埃伦普赖斯（Irvin Ehrenpreis）认为坦普尔将自己的一切旨趣都传递给了斯威夫特，彼时的斯威夫特奉行着坦普尔的各种趣味和思想，包括文学风格、政治观念、道德取向和美学理念。坦普尔关于中国的思想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斯威夫特的创作，在《格列佛游记》（GuHiver’s Travels，1726）的第一部和第三部中充满了斯威夫特对英国的讽刺，在第二部和第四部中则有关于儒学思想的回响，这种儒学价值传统是英国社会所缺乏的，也是坦普尔所推崇的。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并末涉足中国，最远只到达了东方的日本，见识了日本的锁国政策及其对基督教的态度，但中国的形象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却多次被或明或暗地提及。
坦普尔关于中国的不同评论都收在他的杂集中，作为其秘书的斯威夫特曾在一六九0年为这本杂集的出版进行过整理和校对。在此过程中，斯威夫特不可能不受到自己恩主的影响。书中关于中国的表述大多参考了一个口1尼霍夫（JohanNieuhof）的荷兰旅行家的游记，利玛窦（MatteoRicci）在他的日记（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Ricci，1583-1610）中将中国描述成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的世界，而尼霍夫在他的《东印度使团访华记》（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ofthe UmtedProvinces，1665）中同样对儒家文明表现出赞许的态度。坦普尔在其散文《崇高的美德》（OfHeroic Virtue，1692）中曾借用尼霍夫的话来评价中国：“儒家的一切法令都是为了教人们更好地生活，以及更好地治理国家。”坦普尔的传记作者伍德布里奇（Homer E.Woodbridge）认为坦普尔是“英国第一个将中国的治国制度视为楷模的政治作家”，这比伏尔泰那些人的思想要早半个世纪。
斯威夫特在摩尔庄园替坦普尔整理文稿时，也常常对他的这些中国评论进行深思：“礼遇和尊重不仅是留给那些富贵之人的，更是留给那些充满美德和博学之人的，王子和庶民平等，提升那些治国者的品德迫在眉睫，不然他们就会毁掉整个国家。”在《格列佛游记》中也时常回荡着这些中国情结。当格列佛身处小人国利立浦特（Lilliput）之时，斯威夫特借用了《崇高的美德》中一段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话：“所有的治理都离不开奖惩，而奖惩在这里（中国）却被赋予更多的关注。”小说中斯威夫特借对小人国的赞美来反讽当时的英国：“虽然我们总认为赏和罚是政府行使职权的两个枢纽，然而除了在利立浦特以外，我却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能够实行这个原则。”
坦普尔在他的散文《伊壁鸠鲁的花园》（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1685）中还对中国的园林艺术做过一番介绍。在《古今学问》（Upon theAncient andModern Learning，1690）一文中他将法国的古今之争引入英国，并引发了一场讨论。坦普尔认为古代的学问要优于现代，那些迂腐的学者几乎无一不生活在现代。他还提及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个生活时代比较接近的人，他认为孔子和苏格拉底一样，对入进行道德的教化。但不同的是，苏格拉底专注于个人，孔子则专注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伦理。
如今坦普尔总是被与斯威夫特联系在一起，不管斯威夫特是否认同坦普尔关于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观点，但他的《书的战争》（The BattleoftheBooks andOthers，1704）一文却是在为坦普尔的古典立场辩护。与同时代英国人不同的是，坦普尔不仅从古希腊罗马寻找美德的典范，还从其他被现代所忽略的文明中发现美德，包括中国、秘鲁、阿拉伯等文明。他认为中国的儒学是最好的文明，它存续久远，并且不断地汉化入侵者的文明。之前已经提及，坦普尔关于孔子和儒家的一些认知主要来自尼霍夫的《东印度使团访华记》一书，《东印度使团访华记》的内容主要得益于一些耶稣会士的传教经历。在《崇高的美德》中坦普尔引用了尼霍夫关于儒学的一段话，在坦普尔看来，中国的儒学竟是如此地至真至善：
儒家的准则似乎是在不断地建构基础，它让每个人都学习，尽可能地努力提高和完善自身的自然理性，这样他在自己的人生中就不会（或尽量少地）犯错和背离自然规律……这个完美的自然理性包括实现身体和心灵的完美，以及人的最大快乐;要实现这样的完美就不要去贪念那些不符合自然理性的事物，不要去做让别人和自己不悦的事情。
斯威夫特异常倚重坦普尔的思想和观点，这段关于儒家的乌托邦式的观点与《格列佛游记》第四部慧驷国（Houyhnhnms）的内容产生了呼应，但不同的是，斯威夫特在慧驷的身上保存了完满的理性。那些高贵的慧驷被赋予了美德，它们的天性里没有邪恶，斯威夫特在这里将赞美与讽刺糅合在了一起。
斯威夫特甚至将笔下的格列佛化身为坦普尔的校友，都毕业于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和坦普尔一样，格列佛也对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不断地想探寻英国本土以外的文明。在古今之争中，斯威夫特追随坦普尔，对古典学问大加赞扬，对现代学问加以嘲讽，《格列佛游记》的第三部分正是对这样一些现代伪装者的讽刺，科学家们住在空洞的理论王国中，研究一些无用的、毫无意义的东西，而这正是注重实际的儒家所厌恶的。格列佛遇见的带有英雄美德的人物是格勒大锥岛（Glubbdubdrib）的几个古代贤人。 格列佛的第三次航海离中国最近，他的目的地是东印度群岛。尽管他没有真正到达中国，但他到访的几个小岛都明显以中国为参照。在斯威夫特收藏的赫伯特（Thomas Herbert）《亚非旅记》（Someyears TravelsintoDiversParts ofAfrica ondAsia，1677）一书中有关于中国皇帝的描写：
无惧无畏，宇宙之主，太阳之子，大地灵长。小說中利立浦特的国王也自诩为中国的皇帝一般：
利立浦特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举世拥戴、畏惧的君主高尔伯斯脱·莫马兰·爱夫拉姆·戈尔迪洛·舍芬·木利·乌利·古，领土广被五千布拉斯鲁格（周界约十二英里），边境直抵地球四极;身高超过人类的万王之王;他脚踏地心，头顶太阳;他一点头，全球君王双膝抖战;他像春天那样快乐，像夏天那样舒适，像秋天那样丰饶，像冬天那样可怖。坦普尔在《崇高的美德》中借用尼霍夫的话描述了北京城的皇家气派：
皇城北京是正方形的，每边城墙都有六英里长……皇帝的宫殿就足足占了三英里，由三个宫院组成，一个套一个，最后一个宫院（皇帝的寝宫）足有四百步见方。斯威夫特同样也借格列佛之口描述了利立浦特的首都：
这座城是正方形的，每边城墙都有五百英尺长。城里的两条大街都有五英尺宽，十字交叉地把全城分作四个部分……皇帝的宫殿在全城的中心，正当两条大街的交叉点。皇宫四周的皇城有两英尺高，墙里面二十英尺以外才有宫殿……外院是四十英尺见方，包括两座宫院。
斯威夫特在描述利立浦特的文字书写时，也曾提及中国的汉字：利立浦特的书法“特别得很，他们写字既不像欧洲人那样由左而右，又不像阿拉伯人那样由右而左，也不像中国人那样从上而下，也不像加斯开吉人那样从下而上。他们却是从纸的一角斜着写到另一角，和英国的太太小姐们的习惯是一样的”。这般描述似乎是对坦普尔的一种微妙回应，因为坦普尔的《崇高的美德》在形容中国的汉字书写时，有过类似的表述：“他们（中国人）的书写既不像欧洲从左到右那样书写，也不像有些亚洲语言从右往左书写，而是沿着一条直线从上而下书写，一列写满之后再在另一列从上往下写。”
在对小人国利立浦特的风俗描绘上，斯威夫特对坦普尔也有参照。坦普尔在描述中国人对怪力乱神的膜拜时，将儒家学者从中剔除了出去，认为只有普通平民和不识字的人才需要庙宇和神灵。利立浦特埋葬死人的风俗是将死人的头朝下，因为他们相信死人以后要复活，复活的时候地球会上下颠倒方向，因此复活时他们会刚好呈站立状。利立浦特的学者觉得这种说法荒谬至极，但还是不得不遵从世俗的做法，这也近乎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了。
在格列佛的第四次航海中，慧驷对理性的遵从与儒家如出一辙，格列佛希望慧驷国能够用他们的文明教化欧洲。慧驷国将“友”和“仁”视为两个重要的原则，而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这也是儒家的重要处事原则。格列佛在慧驷国的经历似乎和那些第一次来中国的传教士类似，中国人因为这些传教士的异域背景而对他们不信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接受他们。珀切斯（samuel Purchas）在《珀切斯游记》（PurchasHisPilgrimage，1613）中提及“他们（中国人）不准许外国人同他们一起居住，这些外国人也不被准许进入中国内地”。格列佛在慧驷国被看成是比耶胡（Yahoo）稍高级一点的动物，但他最后也被逐出慧驷国，因为慧驷害怕他会煽动耶胡反抗。
斯威夫特描述的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Brobdingnagians）位于中国和美国之间，这片东方净土安宁祥和，容易让人想到利玛窦对中国的描述。在大人国中，斯威夫特寄寓了温和的讽刺和乌托邦理想。当格列佛指导他们使用枪炮火药时，大人国的国王震惊了，有研究者推测这个细节其实是隐喻了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文明和杀戮。
传教士勒孔特（Louis Lecomte）曾记录过中国皇帝对几何学的迷恋，斯威夫特将大入国的国王描绘成一个博学的人，精通数学和哲学，并且喜欢音乐。格列佛觉得大人国的音乐“闹哄哄的声响太大，我简直分辨不出是什么曲调来”。利玛窦在日记（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The JournalsofMatthewRicci，1583-1610）中谈到自己第一次听中国音乐时，觉得自己的耳朵中充满了混乱和嘈杂。此外，大人国和中国都有着灿烂的古文明：“他们记不清从什么时代起，就和中国人一样有了印刷术。”
启蒙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也有对中国的儒学传统持怀疑态度的，譬如和斯威夫特同时代的笛福（DanielDefoe）就对中国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国人因循守旧，对经商贸易的态度冷淡，这些都让笛福对中国没有好感，这些也表现在《鲁滨孙漂流记》（Adventures ofRobinson Crusoe，1719）中对中国的轻描淡写上，他甚至还在作品中嘲笑中国人缺乏基督教新教伦理。笛福是一个典型的十八世纪英国人，他的身上渗透着当时部分英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代表了当时一批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人士的思想，他们对东方充满了消极负面的态度。正如钱锺书在其论文《十七和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中所说：“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对于中国文明的一个总体定论就是‘静止不动’，同时也认为中国人‘在科学方面的天赋逊于欧洲人’。自安逊勋爵的航行以来，他们对中国人性格的一般判断是‘狡猾而诡计多端’。对于中国的悠久历史，他们总的定论是，那是一个‘自吹自擂的谎言’。”
斯威夫特和坦普尔显然代表了当时欧洲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对中国的直观认识和印象式的感受是比较全面的：既有器物层面，譬如《木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1704）中的中国马车，《格列佛游记》中的中国书法、服装、印刷术和中国语言;又有精神层面，譬如儒家伦理和君王制度。也许正是斯威夫特和坦普尔的古典主义立场才让他们对中国抱有好感，加之十八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让他们对这个东方的古老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
斯威夫特研究专家埃伦普赖斯（Irvin Ehrenpreis）认为坦普尔将自己的一切旨趣都传递给了斯威夫特，彼时的斯威夫特奉行着坦普尔的各种趣味和思想，包括文学风格、政治观念、道德取向和美学理念。坦普尔关于中国的思想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斯威夫特的创作，在《格列佛游记》（GuHiver’s Travels，1726）的第一部和第三部中充满了斯威夫特对英国的讽刺，在第二部和第四部中则有关于儒学思想的回响，这种儒学价值传统是英国社会所缺乏的，也是坦普尔所推崇的。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并末涉足中国，最远只到达了东方的日本，见识了日本的锁国政策及其对基督教的态度，但中国的形象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却多次被或明或暗地提及。
坦普尔关于中国的不同评论都收在他的杂集中，作为其秘书的斯威夫特曾在一六九0年为这本杂集的出版进行过整理和校对。在此过程中，斯威夫特不可能不受到自己恩主的影响。书中关于中国的表述大多参考了一个口1尼霍夫（JohanNieuhof）的荷兰旅行家的游记，利玛窦（MatteoRicci）在他的日记（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Ricci，1583-1610）中将中国描述成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的世界，而尼霍夫在他的《东印度使团访华记》（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ofthe UmtedProvinces，1665）中同样对儒家文明表现出赞许的态度。坦普尔在其散文《崇高的美德》（OfHeroic Virtue，1692）中曾借用尼霍夫的话来评价中国：“儒家的一切法令都是为了教人们更好地生活，以及更好地治理国家。”坦普尔的传记作者伍德布里奇（Homer E.Woodbridge）认为坦普尔是“英国第一个将中国的治国制度视为楷模的政治作家”，这比伏尔泰那些人的思想要早半个世纪。
斯威夫特在摩尔庄园替坦普尔整理文稿时，也常常对他的这些中国评论进行深思：“礼遇和尊重不仅是留给那些富贵之人的，更是留给那些充满美德和博学之人的，王子和庶民平等，提升那些治国者的品德迫在眉睫，不然他们就会毁掉整个国家。”在《格列佛游记》中也时常回荡着这些中国情结。当格列佛身处小人国利立浦特（Lilliput）之时，斯威夫特借用了《崇高的美德》中一段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话：“所有的治理都离不开奖惩，而奖惩在这里（中国）却被赋予更多的关注。”小说中斯威夫特借对小人国的赞美来反讽当时的英国：“虽然我们总认为赏和罚是政府行使职权的两个枢纽，然而除了在利立浦特以外，我却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能够实行这个原则。”
坦普尔在他的散文《伊壁鸠鲁的花园》（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1685）中还对中国的园林艺术做过一番介绍。在《古今学问》（Upon theAncient andModern Learning，1690）一文中他将法国的古今之争引入英国，并引发了一场讨论。坦普尔认为古代的学问要优于现代，那些迂腐的学者几乎无一不生活在现代。他还提及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个生活时代比较接近的人，他认为孔子和苏格拉底一样，对入进行道德的教化。但不同的是，苏格拉底专注于个人，孔子则专注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伦理。
如今坦普尔总是被与斯威夫特联系在一起，不管斯威夫特是否认同坦普尔关于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观点，但他的《书的战争》（The BattleoftheBooks andOthers，1704）一文却是在为坦普尔的古典立场辩护。与同时代英国人不同的是，坦普尔不仅从古希腊罗马寻找美德的典范，还从其他被现代所忽略的文明中发现美德，包括中国、秘鲁、阿拉伯等文明。他认为中国的儒学是最好的文明，它存续久远，并且不断地汉化入侵者的文明。之前已经提及，坦普尔关于孔子和儒家的一些认知主要来自尼霍夫的《东印度使团访华记》一书，《东印度使团访华记》的内容主要得益于一些耶稣会士的传教经历。在《崇高的美德》中坦普尔引用了尼霍夫关于儒学的一段话，在坦普尔看来，中国的儒学竟是如此地至真至善：
儒家的准则似乎是在不断地建构基础，它让每个人都学习，尽可能地努力提高和完善自身的自然理性，这样他在自己的人生中就不会（或尽量少地）犯错和背离自然规律……这个完美的自然理性包括实现身体和心灵的完美，以及人的最大快乐;要实现这样的完美就不要去贪念那些不符合自然理性的事物，不要去做让别人和自己不悦的事情。
斯威夫特异常倚重坦普尔的思想和观点，这段关于儒家的乌托邦式的观点与《格列佛游记》第四部慧驷国（Houyhnhnms）的内容产生了呼应，但不同的是，斯威夫特在慧驷的身上保存了完满的理性。那些高贵的慧驷被赋予了美德，它们的天性里没有邪恶，斯威夫特在这里将赞美与讽刺糅合在了一起。
斯威夫特甚至将笔下的格列佛化身为坦普尔的校友，都毕业于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和坦普尔一样，格列佛也对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不断地想探寻英国本土以外的文明。在古今之争中，斯威夫特追随坦普尔，对古典学问大加赞扬，对现代学问加以嘲讽，《格列佛游记》的第三部分正是对这样一些现代伪装者的讽刺，科学家们住在空洞的理论王国中，研究一些无用的、毫无意义的东西，而这正是注重实际的儒家所厌恶的。格列佛遇见的带有英雄美德的人物是格勒大锥岛（Glubbdubdrib）的几个古代贤人。 格列佛的第三次航海离中国最近，他的目的地是东印度群岛。尽管他没有真正到达中国，但他到访的几个小岛都明显以中国为参照。在斯威夫特收藏的赫伯特（Thomas Herbert）《亚非旅记》（Someyears TravelsintoDiversParts ofAfrica ondAsia，1677）一书中有关于中国皇帝的描写：
无惧无畏，宇宙之主，太阳之子，大地灵长。小說中利立浦特的国王也自诩为中国的皇帝一般：
利立浦特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举世拥戴、畏惧的君主高尔伯斯脱·莫马兰·爱夫拉姆·戈尔迪洛·舍芬·木利·乌利·古，领土广被五千布拉斯鲁格（周界约十二英里），边境直抵地球四极;身高超过人类的万王之王;他脚踏地心，头顶太阳;他一点头，全球君王双膝抖战;他像春天那样快乐，像夏天那样舒适，像秋天那样丰饶，像冬天那样可怖。坦普尔在《崇高的美德》中借用尼霍夫的话描述了北京城的皇家气派：
皇城北京是正方形的，每边城墙都有六英里长……皇帝的宫殿就足足占了三英里，由三个宫院组成，一个套一个，最后一个宫院（皇帝的寝宫）足有四百步见方。斯威夫特同样也借格列佛之口描述了利立浦特的首都：
这座城是正方形的，每边城墙都有五百英尺长。城里的两条大街都有五英尺宽，十字交叉地把全城分作四个部分……皇帝的宫殿在全城的中心，正当两条大街的交叉点。皇宫四周的皇城有两英尺高，墙里面二十英尺以外才有宫殿……外院是四十英尺见方，包括两座宫院。
斯威夫特在描述利立浦特的文字书写时，也曾提及中国的汉字：利立浦特的书法“特别得很，他们写字既不像欧洲人那样由左而右，又不像阿拉伯人那样由右而左，也不像中国人那样从上而下，也不像加斯开吉人那样从下而上。他们却是从纸的一角斜着写到另一角，和英国的太太小姐们的习惯是一样的”。这般描述似乎是对坦普尔的一种微妙回应，因为坦普尔的《崇高的美德》在形容中国的汉字书写时，有过类似的表述：“他们（中国人）的书写既不像欧洲从左到右那样书写，也不像有些亚洲语言从右往左书写，而是沿着一条直线从上而下书写，一列写满之后再在另一列从上往下写。”
在对小人国利立浦特的风俗描绘上，斯威夫特对坦普尔也有参照。坦普尔在描述中国人对怪力乱神的膜拜时，将儒家学者从中剔除了出去，认为只有普通平民和不识字的人才需要庙宇和神灵。利立浦特埋葬死人的风俗是将死人的头朝下，因为他们相信死人以后要复活，复活的时候地球会上下颠倒方向，因此复活时他们会刚好呈站立状。利立浦特的学者觉得这种说法荒谬至极，但还是不得不遵从世俗的做法，这也近乎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了。
在格列佛的第四次航海中，慧驷对理性的遵从与儒家如出一辙，格列佛希望慧驷国能够用他们的文明教化欧洲。慧驷国将“友”和“仁”视为两个重要的原则，而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这也是儒家的重要处事原则。格列佛在慧驷国的经历似乎和那些第一次来中国的传教士类似，中国人因为这些传教士的异域背景而对他们不信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接受他们。珀切斯（samuel Purchas）在《珀切斯游记》（PurchasHisPilgrimage，1613）中提及“他们（中国人）不准许外国人同他们一起居住，这些外国人也不被准许进入中国内地”。格列佛在慧驷国被看成是比耶胡（Yahoo）稍高级一点的动物，但他最后也被逐出慧驷国，因为慧驷害怕他会煽动耶胡反抗。
斯威夫特描述的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Brobdingnagians）位于中国和美国之间，这片东方净土安宁祥和，容易让人想到利玛窦对中国的描述。在大人国中，斯威夫特寄寓了温和的讽刺和乌托邦理想。当格列佛指导他们使用枪炮火药时，大人国的国王震惊了，有研究者推测这个细节其实是隐喻了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文明和杀戮。
传教士勒孔特（Louis Lecomte）曾记录过中国皇帝对几何学的迷恋，斯威夫特将大入国的国王描绘成一个博学的人，精通数学和哲学，并且喜欢音乐。格列佛觉得大人国的音乐“闹哄哄的声响太大，我简直分辨不出是什么曲调来”。利玛窦在日记（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The JournalsofMatthewRicci，1583-1610）中谈到自己第一次听中国音乐时，觉得自己的耳朵中充满了混乱和嘈杂。此外，大人国和中国都有着灿烂的古文明：“他们记不清从什么时代起，就和中国人一样有了印刷术。”
启蒙时期的欧洲知识分子也有对中国的儒学传统持怀疑态度的，譬如和斯威夫特同时代的笛福（DanielDefoe）就对中国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国人因循守旧，对经商贸易的态度冷淡，这些都让笛福对中国没有好感，这些也表现在《鲁滨孙漂流记》（Adventures ofRobinson Crusoe，1719）中对中国的轻描淡写上，他甚至还在作品中嘲笑中国人缺乏基督教新教伦理。笛福是一个典型的十八世纪英国人，他的身上渗透着当时部分英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代表了当时一批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人士的思想，他们对东方充满了消极负面的态度。正如钱锺书在其论文《十七和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中所说：“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对于中国文明的一个总体定论就是‘静止不动’，同时也认为中国人‘在科学方面的天赋逊于欧洲人’。自安逊勋爵的航行以来，他们对中国人性格的一般判断是‘狡猾而诡计多端’。对于中国的悠久历史，他们总的定论是，那是一个‘自吹自擂的谎言’。”
斯威夫特和坦普尔显然代表了当时欧洲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对中国的直观认识和印象式的感受是比较全面的：既有器物层面，譬如《木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1704）中的中国马车，《格列佛游记》中的中国书法、服装、印刷术和中国语言;又有精神层面，譬如儒家伦理和君王制度。也许正是斯威夫特和坦普尔的古典主义立场才让他们对中国抱有好感，加之十八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让他们对这个东方的古老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