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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中央人民政府分别成立了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和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下设多个分团，对老区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活动，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慰问老区，对老区人民鼓舞很大，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深远。当时，党的工作重心刚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为何就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慰问老区活动呢？这就要从时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同志说起。我从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开始长期担任杨老的秘书，1951年全程经历了这次大规模慰问老区活动，现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仍历历在目……
杨老是一位党内外知名的学过中师、高师，留过洋，当过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的教育家。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回国积极参加了党在城市中开展的抗日革命活动，被誉为“红色教授”。七七事变后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组建“师生抗日游击队”（即冀西抗日游击队），创建冀西和冀南抗日民主政权。随后长期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成为以刘邓为首的晋冀鲁豫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全力支持刘邓大军作战，为刘邓在边区进行的上党、邯郸、陇海路、豫北等战役，以及进军大别山，提供了后勤保证。随后，他奉命参加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统一和华北人民政府的组建工作，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为华北区的彻底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前，他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为河北省的恢复、发展呕心沥血，功绩卓著。
抗日战争中，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曾是八路军开创的根据地，八路军各主力部队都先后在此驻扎。抗日战争中我党最早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都把首脑机关建立在河北（一个在阜平，一个在涉县）。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实行了城市领导农村的大战略。杨老一方面坚决贯彻城市领导农村和城乡互助的基本方略，一方面又对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牢牢抓紧，时刻挂在心上。在省府保定杨老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块小黑板，黑板上他把河北的不同区域和不同的工作重点简明扼要地写下来，随时想着、看着农村工作的项目和进度。其中，深山区、半山区（大都是贫困的老根据地）应当进行的工作，写得很多。杨老经常同我们说，城市领导农村，不能把农村工作放松。城市需要支援农村，农村也应支援城市，双方应互帮互助，共同发展。
说着容易，做着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总有一个过程，新的政策也有一个转变适应时期。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的确发生了忽视、放松农村、农民的现象。
杨老从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第一天起，就常常念叨河北人民对革命的贡献，总想重返老区看看近况。1951年初，他总算挤出一点空隙，返回河北老根据地访问了一次。当时带着我，还有另外一个秘书，还带了两个记者以及农业厅、林业厅的几个干部。他先到了聂荣臻为首的原晋察冀边区的首脑机关驻地阜平、曲阳。
去曲阳、阜平时，正下着大雪，我们先坐火车到定县，然后坐汽车到曲阳，再往里走汽车就走不通了。我们只好步行走到原晋察冀边区机关驻地，分别看了周围村子的情况。看完以后，我们召开座谈会，县委书记、县长都来了，周围几个村子的群众也都来了。一开座谈会，群众的眼泪就掉下来了，话说得挺难听的：“小干部进了城，大干部进了京，老区老百姓的话没有人听”；“抗日战争时确实日子不好过，解放战争时是‘黄金时代’，现在你们进了城了，我们没有人管了”；“现在城里的大纺织厂一开，多少棉花也不够，我们过去穿衣自己织布，还能赚钱，手里面也富裕一点，现在棉花都收走了，还要花钱买布”；“过去给解放军做鞋，我们也有收入，一双鞋给一斤粮食，现在也没有了”；“当时咱们这儿发动大家搞硝磺，家家户户搞这个，收入很多。现在不打仗了，这个收入没有了”；“我们以前的几个主要收入现在没有了，我们生活越过越苦啦，怎么办啊？”……
听到这些话，杨老心情很沉重。他对群众反映的情况作了分析，觉得群众讲得有道理，是实情。
抗日战争时期，敌祸天灾十分严重，农业生产惨遭破坏，农民收入大减。为了打倒日本侵略者，农民积极交纳公粮，担负差役，日子自然不好过。但是，群众都懂得抗日道理，再苦再累也能承受，且无怨言。大家齐心一致地为争取抗战胜利奋斗着。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大有不同。外来的敌人已被打倒，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大多在老区之外即外线进行，那些老老区，几乎听不到枪声，处于安全状态。老区农村普遍进行了土改，农民得到土地，粮食收入更有保障，而支前任务大大减轻，赋税劳役极为轻薄。各级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曾广开手工业、副业的生产销售门路，纺织、造酒、制烟等小工厂大有发展，集贸市场相当繁荣。加上政府为解决前线火药供应，大规模地收购硝磺，刺激了硝磺业的发展。各种手工业、副业为农民增收不少，群众自称“当时手头较活泛”。有人就把这一时期称为“黄金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更安全，负担更轻，人民对此心里有数。但是，大城市解放后，城乡经济有一个转型时期，原先能多赚钱的门路，一下子全没了，硝磺业完全消失，手工纺织业全部停顿，手工小作坊大部分停产，曾经活跃的集市已变得萧条、萎缩。农民所得收入一下子减少很多。因此，大多数老区群众觉得解放了，生活反倒不如以前几年了。
当时阜平、曲阳这一带发了大水，冲了好多地。时至寒冬，有不少老百姓还没有棉衣穿。杨老一看灾荒严重，而且省里当时也没有接到报告，为此心急如焚。他说，现在第一要解决的是吃饭、穿衣问题。他和我们研究情况时，有人谈到北平和平解放时，缴获的国民党军队的棉衣除发给机关干部和灾区群众外，还尚有富余放在仓库。那时，这些东西都是归财政部管的。财政部第一副部长戎子和是杨老的老部下，杨老给他打了长途电话，知道还有棉衣。1951年1月14日，杨老在从阜平返回中途路过定县专区时就给中央发电报，大意是：河北阜平、曲阳山区均为老区之老区，今年雹、水、风、虫各灾均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灾后棉衣破烂、棉被缺少情况更为严重。中央前拨寒衣数量较之募得总额比例很小，可否再增拨棉被、寒衣各十数万套。阜平、曲阳两县山田滩地冲毁沙压，畜牧业远非战前可比，如不从长期扶植生产、封山育林着手，则山地困难不易解决。老区群众回想抗战时代受机关部队之扶助生产生活向上，今天颇有‘下了山忘了山’的怨言，故逐年贷款扶助生产实有必要。为数也并不大，以阜、曲两县言，今年贷一百五十万斤米，以河北全省山地生产贷款补助说，有两千万斤米之数，即可作出很多事情。如是三五年后，可以收到很大效果，较之年年救济并不多费。
1951年1月22日，毛主席将报告批转周恩来并批示：“应当批准此项要求。”周总理立即落实，让财政部拨棉衣。我们到财政部的时候，电报抄件还在时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吴波桌上，他还让我看了。吴波表示，周总理批给财政部的，这肯定要服从。
拨付棉衣是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是生产贷款（米）的救济。1951年2月6日，刘少奇把杨秀峰的电报批给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部长的刘澜涛，批示：“对老区人民困难应注意救济，所建议两项，应力求实现。”
关于救助阜平、曲阳两县灾民的具体办法，刘澜涛于1951年2月9日给刘少奇写了信。信中说：经与杨秀峰及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多次会商，拟采取以下解决办法：财政部决定拨贷款一千五百万斤小米，另拨二百万斤预备贷款，由河北省政府掌握。财政部决定拨二百万斤小米修补大车路，用以加强山地平原物资交流。财政部、税务总局正在研究减低山货、药材行商税率和药铺营业税，提高黑枣、红枣等制酒原料收购价等关系山区土产产销和群众生活的政策。
2月9日，刘少奇在信上批示：“这笔贷款，是一笔大资本，须分长期、短期贷出，并计利息收回，最好由银行办理。如能很好经营，山区人民永远可用，问题可永远解决。如贷出吃完了，以后的问题仍不能解决。不知此款是否可作为基金？如作基金，必须组一永久机构来经营，严格执行核算。”刘少奇提出今后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如能很好经营，山区人民永远可用，问题可永远解决。”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紧接着，杨老又访问了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驻地涉县、武安县，到他熟悉的那几个村子看了看。这里的老百姓没有说解放战争时期是“黄金时代”什么的，但是说，“你们进了城，没有人管我们了”；“党的很多干部都在这儿工作、生活过，可现在也没有人管了”，很多人有埋怨情绪。
杨老访问河北涉县以后，顺便到了邯郸，检查棉花栽种情况。我都跟着去了。在华北，种棉花是一件大事，一斤棉花当时等于十斤粮食。河北省是产棉区。要种棉花，就得用豆饼做肥料。当时豆饼匮乏，中央就从东北批豆饼给河北，运到老根据地棉花产区南宫、冀县等地。
杨老接着又访问了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迁西、遵化。杨老是迁安人，现在迁安改成两个县了，一个迁安市，一个是迁西县。他到迁西，看到迁西老百姓也是很苦。我们到迁西县正好过春节，就去老百姓家看能不能吃上饺子。乡亲们饺子倒是都吃上了，但是生活比城里还是差得远。
在几处老区访问后，杨老把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和那些直言快语的群众反映，全部如实地综合报告了华北局和党中央。杨老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山区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讲了一下午，把山区分为高山区、半山区、丘陵区，提出广开生产门路，把每个县的特色都发挥出来，把老区人民的生活提到新水平。所谓新水平就是超过老区人民所说的“黄金时代”。会后，这些报告统统送交给了华北局。
杨老关于老区情况的材料，特别是群众反映的当前生活水平不如“黄金时代”，以及责备我党下山忘山的话，引起了普遍的深思。在这年夏天华北局召开的华北县长会议上，薄一波作报告时，专门讲到河北省的这个办法好，很实在，省领导到老根据地去了，安排得很好，各地方都要学习河北的经验。
在华北局准备推广杨老做法的同时，全国不少地方也酝酿回访老根据地。据我所知，这和杨老率先回访老区也是有关系的。比如：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曾在北师大读书，和杨老很熟。当时他对杨老说：听说你回太行了，我也要回井冈山看看。
1951年6月26日，中南局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请示：中南军政委员会及所属各省正在筹组老红色区访问团，拟于7月上旬出发访问境内各主要老红色区，是否可用中央人民政府老红色区访问团的名义？
6月29日，刘少奇批示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的李维汉：“用中央名义并由中央加派一些人（到）所有老红区都去访问一次是好的。此事请你斟酌答复”。
7月1日，李维汉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送审中共中央给中南局并华东局、西南局的电报稿。送审电报稿拟同意中南局的建议，并提出：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对所有老红色区进行一次访问。访问团分别由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组织，吸收党政军民各方面人员参加，并适当吸收若干民主人士参加，中央方面也派一部分人参加。中央派一负责同志参加原中央苏区的访问团并为团长，其他地区访问团团长由有关中央局派出。访问时，可多备毛主席的相片、纪念章及题词，均由中央办好带来。所需费用除中央派出参加的人员外，均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供给。7月4日，毛泽东在李维汉的信上批示：“照办。”同日，中央给中南局并华东局、西南局的电报发出。
7月21日，中央再电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通告访问老根据地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几个问题的处理原则：（一）各老根据地受敌长期摧残破坏，不少烈、军、工属生活极端困苦，需要救济。但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为财力所限，故这次访问团只能着重于慰问和调查，向老根据地人民说明毛主席和政府的关心，并对各地极端困苦的烈、军、工属表示访问团回到中央后一定要提出救济办法；（二）各老根据地在内战时期所发行的钞票，如仍在人民手中保存并询问政府是否准备兑回时，可告以当照中央红区一样，准备定期兑回；（三）有些地区人民手中藏有苏区时期的公债票及借粮条子等，其数目难以计算，如何处理，尚待研究；（四）对于过去肃反中被错杀的干部、党员及群众的平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才能避免发生毛病。由于时间久、情况复杂，只能由地方党委经过调查并经群众证明，逐步解决。某些有负责干部或当地群众证明较为突出、明显是被错杀的，可由地方党委主动给以平反。
1951年8月初，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八个分团，分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湘赣、鄂豫皖、海南岛、川陕边等革命根据地访问。8月下旬，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九个分团，分赴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东北（抗日联军根据地）、热河、山东、河南、皖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访问。各代表团由各地主要领导人带队，还带上了文娱团体。访问团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根据地人民的关怀，访问了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当地人民群众，深入了解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情况。
遵照中央决定，华北局组成了以刘澜涛为团长、杨秀峰为副团长的北方根据地访问团，到华北几块老区访问。杨老和部分团员携带了特制的毛主席专为老区人民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
杨老是一位党内外知名的学过中师、高师，留过洋，当过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的教育家。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他回国积极参加了党在城市中开展的抗日革命活动，被誉为“红色教授”。七七事变后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组建“师生抗日游击队”（即冀西抗日游击队），创建冀西和冀南抗日民主政权。随后长期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成为以刘邓为首的晋冀鲁豫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全力支持刘邓大军作战，为刘邓在边区进行的上党、邯郸、陇海路、豫北等战役，以及进军大别山，提供了后勤保证。随后，他奉命参加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统一和华北人民政府的组建工作，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为华北区的彻底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前，他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为河北省的恢复、发展呕心沥血，功绩卓著。
抗日战争中，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曾是八路军开创的根据地，八路军各主力部队都先后在此驻扎。抗日战争中我党最早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都把首脑机关建立在河北（一个在阜平，一个在涉县）。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实行了城市领导农村的大战略。杨老一方面坚决贯彻城市领导农村和城乡互助的基本方略，一方面又对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牢牢抓紧，时刻挂在心上。在省府保定杨老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块小黑板，黑板上他把河北的不同区域和不同的工作重点简明扼要地写下来，随时想着、看着农村工作的项目和进度。其中，深山区、半山区（大都是贫困的老根据地）应当进行的工作，写得很多。杨老经常同我们说，城市领导农村，不能把农村工作放松。城市需要支援农村，农村也应支援城市，双方应互帮互助，共同发展。
说着容易，做着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总有一个过程，新的政策也有一个转变适应时期。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的确发生了忽视、放松农村、农民的现象。
杨老从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第一天起，就常常念叨河北人民对革命的贡献，总想重返老区看看近况。1951年初，他总算挤出一点空隙，返回河北老根据地访问了一次。当时带着我，还有另外一个秘书，还带了两个记者以及农业厅、林业厅的几个干部。他先到了聂荣臻为首的原晋察冀边区的首脑机关驻地阜平、曲阳。
去曲阳、阜平时，正下着大雪，我们先坐火车到定县，然后坐汽车到曲阳，再往里走汽车就走不通了。我们只好步行走到原晋察冀边区机关驻地，分别看了周围村子的情况。看完以后，我们召开座谈会，县委书记、县长都来了，周围几个村子的群众也都来了。一开座谈会，群众的眼泪就掉下来了，话说得挺难听的：“小干部进了城，大干部进了京，老区老百姓的话没有人听”；“抗日战争时确实日子不好过，解放战争时是‘黄金时代’，现在你们进了城了，我们没有人管了”；“现在城里的大纺织厂一开，多少棉花也不够，我们过去穿衣自己织布，还能赚钱，手里面也富裕一点，现在棉花都收走了，还要花钱买布”；“过去给解放军做鞋，我们也有收入，一双鞋给一斤粮食，现在也没有了”；“当时咱们这儿发动大家搞硝磺，家家户户搞这个，收入很多。现在不打仗了，这个收入没有了”；“我们以前的几个主要收入现在没有了，我们生活越过越苦啦，怎么办啊？”……
听到这些话，杨老心情很沉重。他对群众反映的情况作了分析，觉得群众讲得有道理，是实情。
抗日战争时期，敌祸天灾十分严重，农业生产惨遭破坏，农民收入大减。为了打倒日本侵略者，农民积极交纳公粮，担负差役，日子自然不好过。但是，群众都懂得抗日道理，再苦再累也能承受，且无怨言。大家齐心一致地为争取抗战胜利奋斗着。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大有不同。外来的敌人已被打倒，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大多在老区之外即外线进行，那些老老区，几乎听不到枪声，处于安全状态。老区农村普遍进行了土改，农民得到土地，粮食收入更有保障，而支前任务大大减轻，赋税劳役极为轻薄。各级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曾广开手工业、副业的生产销售门路，纺织、造酒、制烟等小工厂大有发展，集贸市场相当繁荣。加上政府为解决前线火药供应，大规模地收购硝磺，刺激了硝磺业的发展。各种手工业、副业为农民增收不少，群众自称“当时手头较活泛”。有人就把这一时期称为“黄金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更安全，负担更轻，人民对此心里有数。但是，大城市解放后，城乡经济有一个转型时期，原先能多赚钱的门路，一下子全没了，硝磺业完全消失，手工纺织业全部停顿，手工小作坊大部分停产，曾经活跃的集市已变得萧条、萎缩。农民所得收入一下子减少很多。因此，大多数老区群众觉得解放了，生活反倒不如以前几年了。
当时阜平、曲阳这一带发了大水，冲了好多地。时至寒冬，有不少老百姓还没有棉衣穿。杨老一看灾荒严重，而且省里当时也没有接到报告，为此心急如焚。他说，现在第一要解决的是吃饭、穿衣问题。他和我们研究情况时，有人谈到北平和平解放时，缴获的国民党军队的棉衣除发给机关干部和灾区群众外，还尚有富余放在仓库。那时，这些东西都是归财政部管的。财政部第一副部长戎子和是杨老的老部下，杨老给他打了长途电话，知道还有棉衣。1951年1月14日，杨老在从阜平返回中途路过定县专区时就给中央发电报，大意是：河北阜平、曲阳山区均为老区之老区，今年雹、水、风、虫各灾均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灾后棉衣破烂、棉被缺少情况更为严重。中央前拨寒衣数量较之募得总额比例很小，可否再增拨棉被、寒衣各十数万套。阜平、曲阳两县山田滩地冲毁沙压，畜牧业远非战前可比，如不从长期扶植生产、封山育林着手，则山地困难不易解决。老区群众回想抗战时代受机关部队之扶助生产生活向上，今天颇有‘下了山忘了山’的怨言，故逐年贷款扶助生产实有必要。为数也并不大，以阜、曲两县言，今年贷一百五十万斤米，以河北全省山地生产贷款补助说，有两千万斤米之数，即可作出很多事情。如是三五年后，可以收到很大效果，较之年年救济并不多费。
1951年1月22日，毛主席将报告批转周恩来并批示：“应当批准此项要求。”周总理立即落实，让财政部拨棉衣。我们到财政部的时候，电报抄件还在时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吴波桌上，他还让我看了。吴波表示，周总理批给财政部的，这肯定要服从。
拨付棉衣是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是生产贷款（米）的救济。1951年2月6日，刘少奇把杨秀峰的电报批给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部长的刘澜涛，批示：“对老区人民困难应注意救济，所建议两项，应力求实现。”
关于救助阜平、曲阳两县灾民的具体办法，刘澜涛于1951年2月9日给刘少奇写了信。信中说：经与杨秀峰及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多次会商，拟采取以下解决办法：财政部决定拨贷款一千五百万斤小米，另拨二百万斤预备贷款，由河北省政府掌握。财政部决定拨二百万斤小米修补大车路，用以加强山地平原物资交流。财政部、税务总局正在研究减低山货、药材行商税率和药铺营业税，提高黑枣、红枣等制酒原料收购价等关系山区土产产销和群众生活的政策。
2月9日，刘少奇在信上批示：“这笔贷款，是一笔大资本，须分长期、短期贷出，并计利息收回，最好由银行办理。如能很好经营，山区人民永远可用，问题可永远解决。如贷出吃完了，以后的问题仍不能解决。不知此款是否可作为基金？如作基金，必须组一永久机构来经营，严格执行核算。”刘少奇提出今后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如能很好经营，山区人民永远可用，问题可永远解决。”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紧接着，杨老又访问了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驻地涉县、武安县，到他熟悉的那几个村子看了看。这里的老百姓没有说解放战争时期是“黄金时代”什么的，但是说，“你们进了城，没有人管我们了”；“党的很多干部都在这儿工作、生活过，可现在也没有人管了”，很多人有埋怨情绪。
杨老访问河北涉县以后，顺便到了邯郸，检查棉花栽种情况。我都跟着去了。在华北，种棉花是一件大事，一斤棉花当时等于十斤粮食。河北省是产棉区。要种棉花，就得用豆饼做肥料。当时豆饼匮乏，中央就从东北批豆饼给河北，运到老根据地棉花产区南宫、冀县等地。
杨老接着又访问了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迁西、遵化。杨老是迁安人，现在迁安改成两个县了，一个迁安市，一个是迁西县。他到迁西，看到迁西老百姓也是很苦。我们到迁西县正好过春节，就去老百姓家看能不能吃上饺子。乡亲们饺子倒是都吃上了，但是生活比城里还是差得远。
在几处老区访问后，杨老把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和那些直言快语的群众反映，全部如实地综合报告了华北局和党中央。杨老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山区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讲了一下午，把山区分为高山区、半山区、丘陵区，提出广开生产门路，把每个县的特色都发挥出来，把老区人民的生活提到新水平。所谓新水平就是超过老区人民所说的“黄金时代”。会后，这些报告统统送交给了华北局。
杨老关于老区情况的材料，特别是群众反映的当前生活水平不如“黄金时代”，以及责备我党下山忘山的话，引起了普遍的深思。在这年夏天华北局召开的华北县长会议上，薄一波作报告时，专门讲到河北省的这个办法好，很实在，省领导到老根据地去了，安排得很好，各地方都要学习河北的经验。
在华北局准备推广杨老做法的同时，全国不少地方也酝酿回访老根据地。据我所知，这和杨老率先回访老区也是有关系的。比如：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曾在北师大读书，和杨老很熟。当时他对杨老说：听说你回太行了，我也要回井冈山看看。
1951年6月26日，中南局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请示：中南军政委员会及所属各省正在筹组老红色区访问团，拟于7月上旬出发访问境内各主要老红色区，是否可用中央人民政府老红色区访问团的名义？
6月29日，刘少奇批示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的李维汉：“用中央名义并由中央加派一些人（到）所有老红区都去访问一次是好的。此事请你斟酌答复”。
7月1日，李维汉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送审中共中央给中南局并华东局、西南局的电报稿。送审电报稿拟同意中南局的建议，并提出：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对所有老红色区进行一次访问。访问团分别由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组织，吸收党政军民各方面人员参加，并适当吸收若干民主人士参加，中央方面也派一部分人参加。中央派一负责同志参加原中央苏区的访问团并为团长，其他地区访问团团长由有关中央局派出。访问时，可多备毛主席的相片、纪念章及题词，均由中央办好带来。所需费用除中央派出参加的人员外，均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供给。7月4日，毛泽东在李维汉的信上批示：“照办。”同日，中央给中南局并华东局、西南局的电报发出。
7月21日，中央再电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通告访问老根据地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几个问题的处理原则：（一）各老根据地受敌长期摧残破坏，不少烈、军、工属生活极端困苦，需要救济。但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为财力所限，故这次访问团只能着重于慰问和调查，向老根据地人民说明毛主席和政府的关心，并对各地极端困苦的烈、军、工属表示访问团回到中央后一定要提出救济办法；（二）各老根据地在内战时期所发行的钞票，如仍在人民手中保存并询问政府是否准备兑回时，可告以当照中央红区一样，准备定期兑回；（三）有些地区人民手中藏有苏区时期的公债票及借粮条子等，其数目难以计算，如何处理，尚待研究；（四）对于过去肃反中被错杀的干部、党员及群众的平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才能避免发生毛病。由于时间久、情况复杂，只能由地方党委经过调查并经群众证明，逐步解决。某些有负责干部或当地群众证明较为突出、明显是被错杀的，可由地方党委主动给以平反。
1951年8月初，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八个分团，分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湘赣、鄂豫皖、海南岛、川陕边等革命根据地访问。8月下旬，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九个分团，分赴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东北（抗日联军根据地）、热河、山东、河南、皖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访问。各代表团由各地主要领导人带队，还带上了文娱团体。访问团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根据地人民的关怀，访问了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当地人民群众，深入了解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情况。
遵照中央决定，华北局组成了以刘澜涛为团长、杨秀峰为副团长的北方根据地访问团，到华北几块老区访问。杨老和部分团员携带了特制的毛主席专为老区人民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