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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依博士生入学的日子和她腹中胎儿的预产期是同一天。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读博和生娃是相冲突的。前不久，科学网的一篇博文《女博士的生育困境》引发了关于女博士生生育问题的热烈讨论。目前为止，仅该网站已有十多篇相关博文陆续发表。
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女博士生人数为132132，占博士生总数的38.63%。教育追求和生育本能之间的矛盾投射到这一高知女性群体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不过此番参与女博士生生育问题探讨的，不只是在读博期间生娃的女性，还有博士生导师、男博士生、女博士生的丈夫，以及和本议题没有直接联系的旁观者。他们思考的维度非常丰富，大家认为这事关“权利”“平等”“歧视”“公平”“承诺”“声誉”“标准”等一系列的意识形态。
但到底为什么读博期间生娃会被视作一种尴尬的选择？正在美国读教育学博士的盈依觉得，这本质上关乎“观念”。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是在科学网上发声的博导之一，她“很不支持”女性在读博期间生娃。
在张海霞看来，读博这件事是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一种承诺——学生找到合适的导师，在最好的年华做一些有价值的科研，提升自己，拿到博士学位，同时导师也有相应的研究任务需要学生一起完成。“在3～5年里各自达到目标、完成任务，这是两全齐美的事”。而如果女学生要在此期间拿出一两年的时间来生娃，势必会打破这种承诺。
所以当她看到网上“读博期间生孩子导师都能理解，不会抓你干活儿的，论文过了，能顺利毕业就行了”“我怀孕6个月时博士入学，读博期间经历了导师苦苦相逼”这些诸如此类的留言时大为冒火，直呼这种行为“自私”，无异于“耍无赖”。
“事实上是天天干都干不完！”张海霞的研究领域是微纳机电系统和微能源技术，她说，自己近些年指导的博士生“发表的SCI论文基本没有低于10篇的”“每天工作大概超过12小时”“都达到了优秀毕业生的标准”。
因此，她难以想象一个怀孕的女博生如何能完成如此繁重的学业任务。女博士生与正式参加工作的职业女性不同，张海霞认为女博士生的特殊之处在于必须达到某种标准，即博士学位所对应的学术水平，这一水平或许会因导师的具体要求而有异，而刻苦钻研和训练是达到毕业水平的必要保障。
“如果别人都在辛苦努力，而她去生孩子，最后“放水”让她毕业，对其他学生不公平，也有损整个博士群体的声誉。”张海霞说，“而如果她延期毕业，还需要导师对她付出额外的资助。”
“那不是让导师都不敢收女学生了？”张海霞的担心很实际。
谈到如何对待读博生娃的难题，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李明阳在科学网发表的博文中建议导师们，博士招生以应届优秀男生为主，如果有非常优秀的女生报考，导师与弟子最好有个读研期间生育计划的约定。
作为过来人，张海霞不愿意看到女性在招生时被边缘化。而她认为，“要条件”“要照顾”“甚至给导师扣上不仁不义的帽子”，这表面上是争取权益，实际上反而会损害女性接受博士教育的权益。
据张海霞介绍，她自己读博期间“每天大概工作15小时”，也没有在这时候生小孩。按照她的理解，读博前和读博后是比较适宜的生育时机，她选择在博士后期间生育。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百分之百投入学业中的攻博状态。
一位署名张艺琼的网友尽管也发表博文称不建议在读博期间生娃，但同时她也认为大家对“读博士这件事的理解有点不正常”。她写道：“（人们）觉得应该粗茶淡饭、抛夫弃子、坚守学术才值得称赞，这是造成很多人读博压力过大的原因之一。”
笔者在其他几位女博士口中也听到了类似的观点，她们觉得，学业并非攻读博士期间唯一应该被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达成动态平衡。
比如盈依说：“我所在的学校，读博生孩子不会有人说什么，而且一边读博一边带孩子，一边读博一边工作的情况很普遍。”
盈依在美国一所“排名前200”的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现在是博士在读第3年。
29岁她申请博士时意外怀孕，而后同时拿到旅游签证和学生签证，挺着大肚子过了美国海关。
盈依的导师是一位年届七旬的教育学家，女性教育是其研究领域之一。“她认为家庭生活比什么都重要，要在学习之上，工作之上。” 盈依说。
盈依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在规则之内很讲人情”。在她怀孕的博一期间，3门课中有一门改为自主学习，而且“导师并没有分配给我太多任务，很多事情她都自己做了”。
但尽管如此，盈依还是得做出许多“牺牲”，比如时间、精力、体力，甚至健康……
在孩子七八个月时，照顾孩子、期末考试、租房搬家、换保姆等麻烦事在半个月内集中爆发，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我告诉自己，天塌不下来，生活一定会好起来。”同时，盈依把事情排出轻重缓急，一件一件地做。首先自己是第一位的，必须按时吃饭，这时身体不能垮，而且要控制好情绪。第二位是照顾孩子，上午陪孩子，下午交给保姆，再出去联系搬家公司，处理各种手续。第三位是上课，晚上5点半到8点有课，课间她把奶挤出來，给孩子预备好，晚上哄孩子入睡后10点多开始看书，凌晨2点多睡觉，早晨5点多起来喂奶，再睡一会儿7点多起床。
博一结束后，她将孩子送回国内交由家人照顾，博二开始“很拼命”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工作当中。现在博三，“我的进度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盈依说道。 李丽也在读博期间生了孩子，她觉得如果“静态地”分析女性读博这件事，或许会因为身处其中而获得一时的安全感，当然也会备感焦虑。而如果“动态地”分析，就会发现读博是可以和很多事情并行的。
李丽认为，学术标准不容掺水，但应该有适用于女性的考核机制。
生育和受教育都是女性合理的诉求。而女性的育龄又与接受博士研究生高等教育的年龄高度重合，当这两件事撞到一起，谁来为女博士生的生育问题埋单？
一味强调需要女性做出过多的自我牺牲，结果就会像科学网博文中提到的那样，这些高智商、高学历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不少人表示“不生”，或者“坚决不生二胎”。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要求导师“宽容”“付出”，结果就会向张海霞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导师避免招收女生，加剧性别歧视。
李明阳认为，国家应该在就业、求职、医疗、保险、休假方面出台鼓励高级知识女性优生、多生的政策。
而谈到解决之道，最初在网上发起该讨论的博主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则明确追加了女博士生的生育诉求：呼唤政策支持。
她提出女博士生享受4个月产假，产假期间正常发放补助，以及采用弹性学制，如由于生育和休产假在固定年限内没有毕业，可申请适当延期等建议。
事实上，笔者查找国内外资料发现，有些高校已经对博士生实施了产假相关政策。
例如，香港大学的学生最近收到一封邮件，邮件中通知，该校为硕士和博士生设立了两项新的假期，产假和陪产假，从2018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申请假期并提交注册医师开的证明书后，学生可休连续10周的产假，不顺延在校学习时长。休假期间，奖学金正常发放，但计入学生正常学习期间的奖学金总额，不作为额外补贴。
除了女学生的产假，对于男学生也设立了5天的陪产假。在配偶或伴侣每次分娩时，男学生可以一次性休完，也可以分不同时间休。
而除了生产问题，读博和生娃的冲突还在于养育幼儿会挤占学习时间。
为解决这一问题，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设立了“儿童办公室”（the Children’s Office）专门为有孩子的学生解决“后顾之忧”。在学生忙于培训研讨会以及其他官方活动甚至私人活动时，儿童办公室安排了灵活的时间和地点加以配合。而美国耶鲁大学文理学院的“博士生家庭支持政策”則为有孩子的博士生提供每年4600美元的津贴。
“生育问题不是女性自己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盈依相信，只有当大家认识到女性的教育投入最终将回馈整个社会时，读博和生娃的矛盾才能化解。
（文中盈依、李丽为化名）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9月17日）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读博和生娃是相冲突的。前不久，科学网的一篇博文《女博士的生育困境》引发了关于女博士生生育问题的热烈讨论。目前为止，仅该网站已有十多篇相关博文陆续发表。
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女博士生人数为132132，占博士生总数的38.63%。教育追求和生育本能之间的矛盾投射到这一高知女性群体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不过此番参与女博士生生育问题探讨的，不只是在读博期间生娃的女性，还有博士生导师、男博士生、女博士生的丈夫，以及和本议题没有直接联系的旁观者。他们思考的维度非常丰富，大家认为这事关“权利”“平等”“歧视”“公平”“承诺”“声誉”“标准”等一系列的意识形态。
但到底为什么读博期间生娃会被视作一种尴尬的选择？正在美国读教育学博士的盈依觉得，这本质上关乎“观念”。
读博是一种“承诺”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是在科学网上发声的博导之一，她“很不支持”女性在读博期间生娃。
在张海霞看来，读博这件事是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一种承诺——学生找到合适的导师，在最好的年华做一些有价值的科研，提升自己，拿到博士学位，同时导师也有相应的研究任务需要学生一起完成。“在3～5年里各自达到目标、完成任务，这是两全齐美的事”。而如果女学生要在此期间拿出一两年的时间来生娃，势必会打破这种承诺。
所以当她看到网上“读博期间生孩子导师都能理解，不会抓你干活儿的，论文过了，能顺利毕业就行了”“我怀孕6个月时博士入学，读博期间经历了导师苦苦相逼”这些诸如此类的留言时大为冒火，直呼这种行为“自私”，无异于“耍无赖”。
“事实上是天天干都干不完！”张海霞的研究领域是微纳机电系统和微能源技术，她说，自己近些年指导的博士生“发表的SCI论文基本没有低于10篇的”“每天工作大概超过12小时”“都达到了优秀毕业生的标准”。
因此，她难以想象一个怀孕的女博生如何能完成如此繁重的学业任务。女博士生与正式参加工作的职业女性不同，张海霞认为女博士生的特殊之处在于必须达到某种标准，即博士学位所对应的学术水平，这一水平或许会因导师的具体要求而有异，而刻苦钻研和训练是达到毕业水平的必要保障。
“如果别人都在辛苦努力，而她去生孩子，最后“放水”让她毕业，对其他学生不公平，也有损整个博士群体的声誉。”张海霞说，“而如果她延期毕业，还需要导师对她付出额外的资助。”
“那不是让导师都不敢收女学生了？”张海霞的担心很实际。
谈到如何对待读博生娃的难题，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李明阳在科学网发表的博文中建议导师们，博士招生以应届优秀男生为主，如果有非常优秀的女生报考，导师与弟子最好有个读研期间生育计划的约定。
作为过来人，张海霞不愿意看到女性在招生时被边缘化。而她认为，“要条件”“要照顾”“甚至给导师扣上不仁不义的帽子”，这表面上是争取权益，实际上反而会损害女性接受博士教育的权益。
据张海霞介绍，她自己读博期间“每天大概工作15小时”，也没有在这时候生小孩。按照她的理解，读博前和读博后是比较适宜的生育时机，她选择在博士后期间生育。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百分之百投入学业中的攻博状态。
一位署名张艺琼的网友尽管也发表博文称不建议在读博期间生娃，但同时她也认为大家对“读博士这件事的理解有点不正常”。她写道：“（人们）觉得应该粗茶淡饭、抛夫弃子、坚守学术才值得称赞，这是造成很多人读博压力过大的原因之一。”
笔者在其他几位女博士口中也听到了类似的观点，她们觉得，学业并非攻读博士期间唯一应该被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达成动态平衡。
比如盈依说：“我所在的学校，读博生孩子不会有人说什么，而且一边读博一边带孩子，一边读博一边工作的情况很普遍。”
有多少人能工作、生娃、带娃、学习几不误？
盈依在美国一所“排名前200”的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现在是博士在读第3年。
29岁她申请博士时意外怀孕，而后同时拿到旅游签证和学生签证，挺着大肚子过了美国海关。
盈依的导师是一位年届七旬的教育学家，女性教育是其研究领域之一。“她认为家庭生活比什么都重要，要在学习之上，工作之上。” 盈依说。
盈依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在规则之内很讲人情”。在她怀孕的博一期间，3门课中有一门改为自主学习，而且“导师并没有分配给我太多任务，很多事情她都自己做了”。
但尽管如此，盈依还是得做出许多“牺牲”，比如时间、精力、体力，甚至健康……
在孩子七八个月时，照顾孩子、期末考试、租房搬家、换保姆等麻烦事在半个月内集中爆发，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我告诉自己，天塌不下来，生活一定会好起来。”同时，盈依把事情排出轻重缓急，一件一件地做。首先自己是第一位的，必须按时吃饭，这时身体不能垮，而且要控制好情绪。第二位是照顾孩子，上午陪孩子，下午交给保姆，再出去联系搬家公司，处理各种手续。第三位是上课，晚上5点半到8点有课，课间她把奶挤出來，给孩子预备好，晚上哄孩子入睡后10点多开始看书，凌晨2点多睡觉，早晨5点多起来喂奶，再睡一会儿7点多起床。
博一结束后，她将孩子送回国内交由家人照顾，博二开始“很拼命”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工作当中。现在博三，“我的进度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盈依说道。 李丽也在读博期间生了孩子，她觉得如果“静态地”分析女性读博这件事，或许会因为身处其中而获得一时的安全感，当然也会备感焦虑。而如果“动态地”分析，就会发现读博是可以和很多事情并行的。
李丽认为，学术标准不容掺水，但应该有适用于女性的考核机制。
谁为女博士生育问题埋单？
生育和受教育都是女性合理的诉求。而女性的育龄又与接受博士研究生高等教育的年龄高度重合，当这两件事撞到一起，谁来为女博士生的生育问题埋单？
一味强调需要女性做出过多的自我牺牲，结果就会像科学网博文中提到的那样，这些高智商、高学历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不少人表示“不生”，或者“坚决不生二胎”。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要求导师“宽容”“付出”，结果就会向张海霞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导师避免招收女生，加剧性别歧视。
李明阳认为，国家应该在就业、求职、医疗、保险、休假方面出台鼓励高级知识女性优生、多生的政策。
而谈到解决之道，最初在网上发起该讨论的博主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则明确追加了女博士生的生育诉求：呼唤政策支持。
她提出女博士生享受4个月产假，产假期间正常发放补助，以及采用弹性学制，如由于生育和休产假在固定年限内没有毕业，可申请适当延期等建议。
事实上，笔者查找国内外资料发现，有些高校已经对博士生实施了产假相关政策。
例如，香港大学的学生最近收到一封邮件，邮件中通知，该校为硕士和博士生设立了两项新的假期，产假和陪产假，从2018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申请假期并提交注册医师开的证明书后，学生可休连续10周的产假，不顺延在校学习时长。休假期间，奖学金正常发放，但计入学生正常学习期间的奖学金总额，不作为额外补贴。
除了女学生的产假，对于男学生也设立了5天的陪产假。在配偶或伴侣每次分娩时，男学生可以一次性休完，也可以分不同时间休。
而除了生产问题，读博和生娃的冲突还在于养育幼儿会挤占学习时间。
为解决这一问题，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设立了“儿童办公室”（the Children’s Office）专门为有孩子的学生解决“后顾之忧”。在学生忙于培训研讨会以及其他官方活动甚至私人活动时，儿童办公室安排了灵活的时间和地点加以配合。而美国耶鲁大学文理学院的“博士生家庭支持政策”則为有孩子的博士生提供每年4600美元的津贴。
“生育问题不是女性自己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盈依相信，只有当大家认识到女性的教育投入最终将回馈整个社会时，读博和生娃的矛盾才能化解。
（文中盈依、李丽为化名）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