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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包括其他性伤害话题，时至今日在中国、在东亚仿佛仍难以启齿，令人痛心。我认为，国民也要记住痛苦与磨难。往昔、现在、未来是勾连在一起的，日本不断阻击中国的现代化，面对这种境况，回避无用，唯有直面。
1992年3月，在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的苏智良于六本木五丁目国际文化会馆参加学术会议期间，面对日本教授“听说第一家慰安所设在上海？”之问，大感震动，遂延期归国，继续驻日搜集资料。
此后，苏智良矢志不渝揭露日军罪孽，昭告历史真相。1997年4月，上海师范大学将“慰安妇”作为重大课题立项，苏智良“全家总动员”，踏遍中国寻找史料与幸存者。1999年3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成立，苏智良任主任。
2000年12月，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判定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有罪，苏智良任中国代表团团长。2014年，外交部致电苏智良，就《Chinese Comfort Women》一书的海外影响谨表敬意……厚厚17大本账册，更标注了苏智良个人、团队及社会各界援助“慰安妇”的明细。多年来，苏教授为慰安所遗址陈列馆等的筹建四方奔走；并辗转世界各地，主持大型“慰安妇”问题和日本侵略战争责任国际研讨会，令人钦佩不已。
《新民周刊》：随着“慰安妇”老人的逐渐离世，揭露、正视此苦痛伤痕的使命，是否更为艰巨？世人会否逐渐淡忘？
苏智良：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已锐减到了14人，平均年龄超过90岁。有些历史事件历经千年岁月，仍存记忆，所以关键看我们的选择，看民族和国家怎么对待。关于“慰安妇”问题，我们能做的是记录、重现这段历史。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右翼大量销毁档案，证据非常少，因而需要从幸存者、历史证人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以重建真相。
日本一直将中国视作对手，对历史没有彻底认罪。《二十二》能有现在的局面，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我并不期待票房会多高，只是希望今后这样的影片能多一些，抗日雷剧、手撕鬼子这种很有问题的意淫能少一些。韩国去年的《鬼乡》、今年的《军舰岛》都让人印象深刻，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能走进影院，去触摸一下战争的伤痕，去思考如何捍卫和平。记录伤痛也是铭记历史，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历史看似已逐渐远去，但其实又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有每个人都为它做点什么，才能让惨痛的战争记忆不再重演。
《新民周刊》：从“南京大屠杀”到“慰安妇”，过往如此沉重。但我们仍旧要讲、要拍。《二十二》的问世，是否告诉人们，应该直面历史？
苏智良：回望历史，任何年龄段的观众都会有所感悟。而现在影院的观众想必主要以80、90后的年轻人为主，补这样一课非常重要。记得去年央视新闻调查做过《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讲的是上海“海乃家”慰安所的事情。很遗憾，当时采访到的区政府工作人员、高中男生、附近居民，都认为慰安所、“慰安妇”不光彩，都2016年了，为何仍有人抱持此等观念？“慰安妇”、包括其他性伤害话题，时至今日在中国、在东亚仿佛仍难以启齿，令人痛心。我在江湾做调查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迫于周遭压力，不愿重提往事。她悄悄说，有些过去，就让它永远烂在心里。我认为，国民也要记住痛苦与磨难。往昔、现在、未来是勾连在一起的，日本不断阻击中国的现代化，面对这种境况，回避无用，唯有直面。
《新民周刊》：作为影片顾问，所有这些“慰安妇”幸存者联系方式都是你提供给郭柯导演的嗎？你还给出了什么指导建议吗？
苏智良：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导演毕竟不是专业的历史记录者，而我们的调查做了好多年。最初我就建议他去拍韦绍兰，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这位老人是最值得拍的，人物故事太有张力。事实上，我一直希望找到类似韦绍兰、罗善学母子这样的群体，结果站出来的只有他俩。在云南、山西我们都发现了线索，但她们不愿意说，所以也没办法。世俗的偏见是“强大”的，有些受害的老人当时被父母嫁到了幾百公里以外，因为同村知根知底，跑得越远越好。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二十二》这部纪录片？
苏智良：我去年到北京电影学院看过，并做演讲以示鼓励、动员。我尊重郭柯这个80后导演的视角与设计。影片看似平淡的镜头下，波涛汹涌，近日我也听闻影院里时有抽泣声，观影效果不错，几乎没人退场，亦有满座情形。
故事是震撼的。举一个例子，毛银梅老人的家乡是朝鲜平安道，她被弄到武汉沦为性奴隶，没脸回家，后被中国农民收留，与其成婚。最初接触她，她朝鲜话已快忘记了，但还会唱朝鲜民歌。其实，她一直不敢忘记故乡的发音，我把她的发音记下来，问懂韩语的人，对方说老人发音挺准确，家里住在什么道、什么洞，确可查到。毛银梅是执着的，因为如果忘记故乡的发音，就再也见不到父母了。她最初加入的国籍是朝鲜，后来韩国外交官表示了关怀，国籍又换成韩国。眼下朝韩对立，她年事又高，终归是回不去了。今年1月份我让志愿者探望她，五天后就走了，想想她一生流落异国，唏嘘。
《新民周刊》：您始终为“慰安妇”奔走着。去年，上师大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举行了开馆典礼。将来仍会为之奋斗吗？
苏智良：“慰安妇”这个事情，倘若我细细从头道来，估计听者无不伤心落泪。你不做，就没人做了，所以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这么多年，我特别感谢我夫人与学生的支持。8月13日晚上上海暴雨，我的学生们等到14日凌晨3点起飞，先到三亚，再坐火车直奔陵水，赶赴黄有良家里，参加老人14日下午的葬礼。他们都很辛苦，与我并肩奋斗，记录这一段历史。最后，这一次我还要感谢媒体，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上海媒体，都陆续关注、报道了“慰安妇”幸存者去世等等消息，体现了一份深刻的责任感。
1992年3月，在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的苏智良于六本木五丁目国际文化会馆参加学术会议期间，面对日本教授“听说第一家慰安所设在上海？”之问，大感震动，遂延期归国，继续驻日搜集资料。
此后，苏智良矢志不渝揭露日军罪孽，昭告历史真相。1997年4月，上海师范大学将“慰安妇”作为重大课题立项，苏智良“全家总动员”，踏遍中国寻找史料与幸存者。1999年3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成立，苏智良任主任。
2000年12月，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判定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有罪，苏智良任中国代表团团长。2014年，外交部致电苏智良，就《Chinese Comfort Women》一书的海外影响谨表敬意……厚厚17大本账册，更标注了苏智良个人、团队及社会各界援助“慰安妇”的明细。多年来，苏教授为慰安所遗址陈列馆等的筹建四方奔走；并辗转世界各地，主持大型“慰安妇”问题和日本侵略战争责任国际研讨会，令人钦佩不已。
《新民周刊》：随着“慰安妇”老人的逐渐离世，揭露、正视此苦痛伤痕的使命，是否更为艰巨？世人会否逐渐淡忘？
苏智良：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已锐减到了14人，平均年龄超过90岁。有些历史事件历经千年岁月，仍存记忆，所以关键看我们的选择，看民族和国家怎么对待。关于“慰安妇”问题，我们能做的是记录、重现这段历史。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右翼大量销毁档案，证据非常少，因而需要从幸存者、历史证人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以重建真相。
日本一直将中国视作对手，对历史没有彻底认罪。《二十二》能有现在的局面，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我并不期待票房会多高，只是希望今后这样的影片能多一些，抗日雷剧、手撕鬼子这种很有问题的意淫能少一些。韩国去年的《鬼乡》、今年的《军舰岛》都让人印象深刻，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能走进影院，去触摸一下战争的伤痕，去思考如何捍卫和平。记录伤痛也是铭记历史，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历史看似已逐渐远去，但其实又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有每个人都为它做点什么，才能让惨痛的战争记忆不再重演。
《新民周刊》：从“南京大屠杀”到“慰安妇”，过往如此沉重。但我们仍旧要讲、要拍。《二十二》的问世，是否告诉人们，应该直面历史？
苏智良：回望历史，任何年龄段的观众都会有所感悟。而现在影院的观众想必主要以80、90后的年轻人为主，补这样一课非常重要。记得去年央视新闻调查做过《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讲的是上海“海乃家”慰安所的事情。很遗憾，当时采访到的区政府工作人员、高中男生、附近居民，都认为慰安所、“慰安妇”不光彩，都2016年了，为何仍有人抱持此等观念？“慰安妇”、包括其他性伤害话题，时至今日在中国、在东亚仿佛仍难以启齿，令人痛心。我在江湾做调查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迫于周遭压力，不愿重提往事。她悄悄说，有些过去，就让它永远烂在心里。我认为，国民也要记住痛苦与磨难。往昔、现在、未来是勾连在一起的，日本不断阻击中国的现代化，面对这种境况，回避无用，唯有直面。
《新民周刊》：作为影片顾问，所有这些“慰安妇”幸存者联系方式都是你提供给郭柯导演的嗎？你还给出了什么指导建议吗？
苏智良：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导演毕竟不是专业的历史记录者，而我们的调查做了好多年。最初我就建议他去拍韦绍兰，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这位老人是最值得拍的，人物故事太有张力。事实上，我一直希望找到类似韦绍兰、罗善学母子这样的群体，结果站出来的只有他俩。在云南、山西我们都发现了线索，但她们不愿意说，所以也没办法。世俗的偏见是“强大”的，有些受害的老人当时被父母嫁到了幾百公里以外，因为同村知根知底，跑得越远越好。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二十二》这部纪录片？
苏智良：我去年到北京电影学院看过，并做演讲以示鼓励、动员。我尊重郭柯这个80后导演的视角与设计。影片看似平淡的镜头下，波涛汹涌，近日我也听闻影院里时有抽泣声，观影效果不错，几乎没人退场，亦有满座情形。
故事是震撼的。举一个例子，毛银梅老人的家乡是朝鲜平安道，她被弄到武汉沦为性奴隶，没脸回家，后被中国农民收留，与其成婚。最初接触她，她朝鲜话已快忘记了，但还会唱朝鲜民歌。其实，她一直不敢忘记故乡的发音，我把她的发音记下来，问懂韩语的人，对方说老人发音挺准确，家里住在什么道、什么洞，确可查到。毛银梅是执着的，因为如果忘记故乡的发音，就再也见不到父母了。她最初加入的国籍是朝鲜，后来韩国外交官表示了关怀，国籍又换成韩国。眼下朝韩对立，她年事又高，终归是回不去了。今年1月份我让志愿者探望她，五天后就走了，想想她一生流落异国，唏嘘。
《新民周刊》：您始终为“慰安妇”奔走着。去年，上师大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举行了开馆典礼。将来仍会为之奋斗吗？
苏智良：“慰安妇”这个事情，倘若我细细从头道来，估计听者无不伤心落泪。你不做，就没人做了，所以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这么多年，我特别感谢我夫人与学生的支持。8月13日晚上上海暴雨，我的学生们等到14日凌晨3点起飞，先到三亚，再坐火车直奔陵水，赶赴黄有良家里，参加老人14日下午的葬礼。他们都很辛苦，与我并肩奋斗，记录这一段历史。最后，这一次我还要感谢媒体，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上海媒体，都陆续关注、报道了“慰安妇”幸存者去世等等消息，体现了一份深刻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