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感兴趣的是戏中戏的结构。
　　一对伊朗演员夫妇，在片中演了一出家喻户晓的美国戏剧，仅此而已。没有推销员，也没有推销员之死，更没有人们期待的平行叙事。
　　那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异质元素搭在一起呢？
　　“当今的媒体都试图呈现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和隔膜。但是我相信，我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差异。”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回答西方记者提问时这样说，“表面看来，《推销员之死》是一部关于推销员的戏剧，但是它已经成为神话的一部分，不仅在美国，同时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伊朗也不例外。据导演本人介绍，在“伊斯兰革命”（1979年，巴列维领导的亲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反西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体）之前，包括阿瑟·米勒的这部作品在内，一些著名的欧美戏剧经常在德黑兰上演。革命后，尽管“西方腐朽文化”遭到官方反对和抵制，但其对于伊朗精英阶层的影响远比想象的深刻而久远。
　　这正是本片主人公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霓虹灯、爵士乐、西方电影与书籍等等，在如今的德黑兰随处可见；尽管妓院被公开取缔，但那些暗娼依然隐身在居民区；男性与女性之间表面上仍“授受不亲”，但实际上，一个被看作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当代伊朗，已然被一些敏锐的西方媒体形容为“伊斯兰性革命”的前夜（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3年5月31日的一篇题为《色情共和国》的文章耸人听闻地作此断言）。
　　然而，若以此推断当今伊朗在私人领域已然跨过了“贞操至上”的保守主义鸿沟，恐怕过于乐观和草率了。全球化让人有一种错觉：以为那些存在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的种种偏见、陋习已被历次革命所荡涤。但事实上，它们从未消失，甚至在精英人群中。它们只是被巧妙地掩蔽了，暂时安全。一旦重要的冲突发生，这些“冬眠”的价值观就会瞬间被激活，并且横行无阻，声势浩大。
　　这包括性道德。每个社会都会有自己的贞操体系，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复杂的贞操体系所关注的已经远非身体，而是整个社会关系的构建，牵一发而动全身。别以为一个生活方式上完全西化的伊朗精英知识分子就会被这个体系豁免。恰恰相反，他可能陷得更深，隱藏得更深，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当有意外发生，这个社会的抗震系统随时可能崩溃，或至少造成裂痕。
　　这大概就是《推销员》的意义所在。
　　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经常聚焦于家庭私密领域，尤其是夫妻关系，确切地说，是他们之间的“裂痕”（导演在本片中多次诉诸影像修辞）。这些裂痕往往并非来自当事人本身，而是外在环境：社会观念、文化差异、国家政治等等。这些像镜子一样反射到私人领域的强光，胃口很大，不仅要求当事人顺服，而且要求自动顺服。它们深入骨髓、灵魂甚至梦境，即便再高的教养也难以抵御日积月累的侵袭。
　　影片中，夫妻二人起初感情非常好，价值观似乎也比较一致，是典型的德黑兰中产阶级知识男女，“政治正确”地活着或彼此爱着，即便发生了那个意外事件。影片结尾，这对夫妇仍在一起，生活或演戏，愈演愈真实、愈彻骨。
　　然而我们清晰地看到那个裂痕，在他们之间，如此醒目。
　　《欲望号街车》（1951）
　　导演：伊利亚·卡赞
　　主演：费雯丽、马龙·白兰度
　　若干年之后，我仍然记得打在女主人公面庞的强烈光线。那是一道巨大的伤口，被田纳西·威廉斯写在剧本里、被费雯丽呈现、被马龙·白兰度揭发……那是一个美好时代，人们对于一部“不道德的、堕落的、粗俗的和有罪的”电影趋之若鹜。
　　《孩子王》（1987）
　　导演：陈凯歌
　　主演：谢园 杨学文 陈绍华
　　牧童、雾、孩子王和圆形物体。神秘的动机。草帽下永远看不清的脸。低低地走过，消失在雾中。牛铃声久久不去。他来自何方？为何让我心中一动？我还能再见到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