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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百多年前的一桩往事。要讲的是1908年北京创建自来水工程筹集资金的事，相关档案史料还原了昔日的真实。对此，笔者使用了当代的一个词语——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自来水工程在北京，当年北京虽为首都，但它在直隶顺天府辖内；二是它由天津（官方）银号负责组织集股筹资，银号原为直隶省金库，已改制为商业银行，经营对公和对私业务；[1]三是它们在地域上属于“京津冀”范畴之内。
“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作为国都、皇城所在的北京，紫禁城内专用引自玉泉山的泉水，众多平民百姓则主要靠井水。如今北京还有不少带“井”字的地名，最著名的当属王府井，其他的如东城区的琉璃井、西直门内的井儿胡同、石景山的西井，还有西城区的“福绥境”是由“苦水井”转化而来，宣武门外的“思源胡同”是由“四眼井”改名的……但大多数“井水苦涩，且火灾迭现”，就是说井水水质太差，苦涩难饮，而且一旦遭遇火灾，井水缓不济急，难以应对。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8月，太后“老佛爷”在颐和园召见不久前调升来京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问“防火有何善政？袁公以自来水对”。原来此时的上海、天津等地都已经有了近代的自来水供应系统，而北京作为首都，却一直还没有自来水设施，“水”的问题成为困扰京城的一件大事。这次召见，袁世凯不但提出了创办自来水工程的建议，同时还推荐了他在天津任直隶总督时的重要幕僚周学熙负责此事。
周学熙（1866—1947）安徽建德县（今东至县）人，是清末重臣两江、两广总督周馥第四子。自1901年追随袁世凯推行“新政”，多有建树，先于山东协助巡抚袁世凯创办高等学堂，后随袁世凯主政直隶来天津，曾出任银元局总办、工艺局总办、官银号督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要职。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因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奉调入京。
周学熙入都后，以农工商部丞参上行走的官职，主持自来水公司的筹建，任公司总经理。[2]周学熙并非市政工程专家，但曾赴日本考察，见多识广，对近代文明多有了解；且在天津有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从天津银号借款、招集商股的实际经验；[3]更识人善任，长于组织，办事精干。因此，承办这一项事关京都的重大工程，周学熙可谓是最佳人选。
1908年，国家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入侵，本已腐败衰落的大清王朝，又签署了割地赔款的条约，处境更加艰难。此时要上马自来水工程建设，国家已无款可拨。资金从何而来？这是摆在周学熙面前的一道难题。周氏到任，以他的智慧和经验，立即为农工商部拟定了筹办自来水公司的“大概办法”，其中第一句就明确提出实行“招商集股”“官督商办”，并“定名为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切按照公司商律（即市场经济规律）办理”。而工程“需款浩繁，非厚集股款不足以集事”。遂决定募集股本300万元，分为30万股，每股10元，“交股在先者应稍示优异，以资提倡”，且“专招华股”，不收外资，以维护本国权益。由“信用素著”的天津银号“担任招股事宜”，“在股本未齐以前，并由该银号先行垫款，以资开办”。为使入股人的利益得到保证，同时提出要求“直隶总督统筹兼顾，力与赞成，每年筹拨官款银十五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俾昭大信”。待公司“畅销发达，余利增多”，再“分期缴还”。“大概办法”中还对工程的勘察水源、配备员司技师、估工购料等诸多事项，一一俱皆安排妥当。[4]有意思的是，当年农工商部的《奏为筹拟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折》中除了添加“周学熙谙悉商情，声望素著”等语外，几乎完全照抄周学熙所拟的上述“大概办法”，呈奏给皇上和太后。[5]
与此同时，周学熙组织相关人员对该项工程进行测算，拟定了一份“三年收支预算单”，估算第一年可净余利10万元，第二年可净余利16万元，第三年可净余利23.5万元，“以后逐年销数增旺，其余利更多”，[6]对未来相当乐观。
天津银号这边自接受京师任务后也不敢怠慢，当即详定了《代京师自来水公司招股及垫款条例》，代理费按2分5厘扣用，垫款月息6厘，从而保证了银号的收益。[7]
自来水公司详拟了《招股启事》和《招股广告》，申明股本银洋300万元，分30万股，每股10元，官利8厘，一次交足10股，可获加一“红股”的贈予。同时，公司大力宣传自来水“便益卫生，消防为急务”，“既利民生，尤便民用”。更概括了它的九大“特色”，如“自来水取诸自然”可“一劳永逸，座（坐）收巨利”；“自来水无富贵贫贱，皆不可须臾离户口”，不愁销路；“自来水系日用中之消耗品，随购随用，随用随消，常川不息，而公司售水进款源源而来，并可另存生息，以规利中之利”。另一方面，告知“官、绅、商、庶”各界人士，“招股”由天津、北京、上海、汉口、张家口、唐山、保定七处天津银号和广东日升昌记经办。[8]
果然，“三日之间，三百万股额全数收足”，[9]工程资金有了可靠保证。在周学熙等人的精心谋划、有序组织之下，公司克服诸多困难，仅用了22个月，就建成了两个水厂，浊水、清水、滤沙等池18处，在内外城铺设大小钢管长370余里，各街市售水龙头共420余号，水质“坚柔合度，清洁异常”，实现了供水。在招股方面，因交股踊跃，但担心付利过重，决定由天津银号退还30万元，实收股本270万元，而完工后仍结余33万余元。[10]天津银号“各处代招股款扣用”，也就是“中介费”或“佣金”即获收入67500元。[11]
1910年（宣统二年）2月，工程结束。同时，公司股东会成立，周学熙代表“官方”充任“监督”，即原来规定“官督商办”的“官督”。这本来是一件功德圆满的好事，却未曾想“开办之初，招股虽易而营业则甚难。因内城旗人谓为洋水，疑畏不敢饮。山东水夫又把持之，出种种阻力以相刁难”。“又以水源过远，干线甚长。且为防火计，不论街道远近，遍设龙头、埋双管，成本费巨。后来营业连年不佳”[12]。民国后，取消“监督”，周学熙改任“总理”，对公司“厉行整顿，裁员减薪，自是年起始不亏本”。[13]1922年（民国十一年），周辞去了公司“总理”一职，推荐傅沅叔（增湘）继任。[14]
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自来水公司历经军阀混战、政府南迁、日寇入侵沦陷、抗日胜利，一直是惨淡经营，始终没有做到“坐收巨利”等宣传语的承诺。不过，它毕竟为北京的市政供水建设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而其中天津银号为它垫款、招股的金融中介活动也是功不可没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8.
[2][3][9][12][13][14]：周小鹃.周学熙传记彙编[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30、140、149-150、32、35、50.
[4][5][7][8][10][11]：北京市档案馆.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1-2、1-2、13、14-15、62-63、64.
[6]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03-1911、1217-1218.
“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作为国都、皇城所在的北京，紫禁城内专用引自玉泉山的泉水，众多平民百姓则主要靠井水。如今北京还有不少带“井”字的地名，最著名的当属王府井，其他的如东城区的琉璃井、西直门内的井儿胡同、石景山的西井，还有西城区的“福绥境”是由“苦水井”转化而来，宣武门外的“思源胡同”是由“四眼井”改名的……但大多数“井水苦涩，且火灾迭现”，就是说井水水质太差，苦涩难饮，而且一旦遭遇火灾，井水缓不济急，难以应对。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8月，太后“老佛爷”在颐和园召见不久前调升来京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问“防火有何善政？袁公以自来水对”。原来此时的上海、天津等地都已经有了近代的自来水供应系统，而北京作为首都，却一直还没有自来水设施，“水”的问题成为困扰京城的一件大事。这次召见，袁世凯不但提出了创办自来水工程的建议，同时还推荐了他在天津任直隶总督时的重要幕僚周学熙负责此事。
周学熙（1866—1947）安徽建德县（今东至县）人，是清末重臣两江、两广总督周馥第四子。自1901年追随袁世凯推行“新政”，多有建树，先于山东协助巡抚袁世凯创办高等学堂，后随袁世凯主政直隶来天津，曾出任银元局总办、工艺局总办、官银号督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要职。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因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奉调入京。
周学熙入都后，以农工商部丞参上行走的官职，主持自来水公司的筹建，任公司总经理。[2]周学熙并非市政工程专家，但曾赴日本考察，见多识广，对近代文明多有了解；且在天津有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从天津银号借款、招集商股的实际经验；[3]更识人善任，长于组织，办事精干。因此，承办这一项事关京都的重大工程，周学熙可谓是最佳人选。
1908年，国家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入侵，本已腐败衰落的大清王朝，又签署了割地赔款的条约，处境更加艰难。此时要上马自来水工程建设，国家已无款可拨。资金从何而来？这是摆在周学熙面前的一道难题。周氏到任，以他的智慧和经验，立即为农工商部拟定了筹办自来水公司的“大概办法”，其中第一句就明确提出实行“招商集股”“官督商办”，并“定名为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切按照公司商律（即市场经济规律）办理”。而工程“需款浩繁，非厚集股款不足以集事”。遂决定募集股本300万元，分为30万股，每股10元，“交股在先者应稍示优异，以资提倡”，且“专招华股”，不收外资，以维护本国权益。由“信用素著”的天津银号“担任招股事宜”，“在股本未齐以前，并由该银号先行垫款，以资开办”。为使入股人的利益得到保证，同时提出要求“直隶总督统筹兼顾，力与赞成，每年筹拨官款银十五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俾昭大信”。待公司“畅销发达，余利增多”，再“分期缴还”。“大概办法”中还对工程的勘察水源、配备员司技师、估工购料等诸多事项，一一俱皆安排妥当。[4]有意思的是，当年农工商部的《奏为筹拟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折》中除了添加“周学熙谙悉商情，声望素著”等语外，几乎完全照抄周学熙所拟的上述“大概办法”，呈奏给皇上和太后。[5]
与此同时，周学熙组织相关人员对该项工程进行测算，拟定了一份“三年收支预算单”，估算第一年可净余利10万元，第二年可净余利16万元，第三年可净余利23.5万元，“以后逐年销数增旺，其余利更多”，[6]对未来相当乐观。
天津银号这边自接受京师任务后也不敢怠慢，当即详定了《代京师自来水公司招股及垫款条例》，代理费按2分5厘扣用，垫款月息6厘，从而保证了银号的收益。[7]
自来水公司详拟了《招股启事》和《招股广告》，申明股本银洋300万元，分30万股，每股10元，官利8厘，一次交足10股，可获加一“红股”的贈予。同时，公司大力宣传自来水“便益卫生，消防为急务”，“既利民生，尤便民用”。更概括了它的九大“特色”，如“自来水取诸自然”可“一劳永逸，座（坐）收巨利”；“自来水无富贵贫贱，皆不可须臾离户口”，不愁销路；“自来水系日用中之消耗品，随购随用，随用随消，常川不息，而公司售水进款源源而来，并可另存生息，以规利中之利”。另一方面，告知“官、绅、商、庶”各界人士，“招股”由天津、北京、上海、汉口、张家口、唐山、保定七处天津银号和广东日升昌记经办。[8]
果然，“三日之间，三百万股额全数收足”，[9]工程资金有了可靠保证。在周学熙等人的精心谋划、有序组织之下，公司克服诸多困难，仅用了22个月，就建成了两个水厂，浊水、清水、滤沙等池18处，在内外城铺设大小钢管长370余里，各街市售水龙头共420余号，水质“坚柔合度，清洁异常”，实现了供水。在招股方面，因交股踊跃，但担心付利过重，决定由天津银号退还30万元，实收股本270万元，而完工后仍结余33万余元。[10]天津银号“各处代招股款扣用”，也就是“中介费”或“佣金”即获收入67500元。[11]
1910年（宣统二年）2月，工程结束。同时，公司股东会成立，周学熙代表“官方”充任“监督”，即原来规定“官督商办”的“官督”。这本来是一件功德圆满的好事，却未曾想“开办之初，招股虽易而营业则甚难。因内城旗人谓为洋水，疑畏不敢饮。山东水夫又把持之，出种种阻力以相刁难”。“又以水源过远，干线甚长。且为防火计，不论街道远近，遍设龙头、埋双管，成本费巨。后来营业连年不佳”[12]。民国后，取消“监督”，周学熙改任“总理”，对公司“厉行整顿，裁员减薪，自是年起始不亏本”。[13]1922年（民国十一年），周辞去了公司“总理”一职，推荐傅沅叔（增湘）继任。[14]
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自来水公司历经军阀混战、政府南迁、日寇入侵沦陷、抗日胜利，一直是惨淡经营，始终没有做到“坐收巨利”等宣传语的承诺。不过，它毕竟为北京的市政供水建设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而其中天津银号为它垫款、招股的金融中介活动也是功不可没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8.
[2][3][9][12][13][14]：周小鹃.周学熙传记彙编[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30、140、149-150、32、35、50.
[4][5][7][8][10][11]：北京市档案馆.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1-2、1-2、13、14-15、62-63、64.
[6]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03-1911、1217-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