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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苏联正式开展苏维埃代表竞选活动。竞争性差额选举与等额选举完全不同，是将部分政治资源分配的权力下放给群众，因此，它向苏共发出了挑战：由于参选候选人政治成分多元化，出现了与苏共面对面的竞争对手；由于所有候选人必须平等地竞争，接受淘汰选拔机制的筛选，苏共第一次面对着在竞选中落选，失去政权机关席位的风险，同时，史无前例地给予平民和在野的政治派别通过竞争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机会。
竞选：从不满到NO的政治选择
1989年初，苏联开始部署人民代表的竞选。首先是提名候选人。苏联的苏维埃代表一直是等额选举，因此差额选举使群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高涨政治热情，群众提出的候选人往往超过候选人名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对于普通群众和在野派来说，虽然差额选举给了他们上升的机会，但是需要通过与其他候选人竞争使上升的机会变为现实。因此，谁想在竞争中取胜，谁就要认真地宣传、鼓动，与竞争对手争夺群众。
在野的激进民主力量深知竞争对手苏共之强大和政治机会价值之深远，对竞选进行了极为认真、周密的准备。竞选演说是使来自各个单位的、并不认识候选人的选民了解竞选代表从而争取选票的最好渠道，一般情况下，激进派人士周围都自动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们分析民众的心理，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70年来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竞选纲领，阐述改革的主张。譬如，叶利钦针对群众普遍对苏共特权严重不满，打出了“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的旗号；列宁格勒大学法学教授，后来的列宁格勒市长阿·亚·索布恰克针对群众严重不满斯大林破坏法制，提出建立“法制国家”的口号。此外，叶利钦和其他许多民主派候选人针对群众严重不满改革进展缓慢，希望迅速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提出进行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纲领。民主派也非常注意竞选技巧，例如，索布恰克的竞选演说排在当天的最后，轮到他发言时，已近深夜，听众疲惫不堪。索布恰克没有读现成的讲稿，而是借用了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工作与自由游行”运动中面对25万多名抗议者，以“我有一个梦想”开始演讲的句式，针对群众最不满的两个问题—领导干部特权和违反法制，充满激情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听众，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从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最终成功当选。
不幸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力量的领导人错误估计了竞选的形势，既没有意识到启动公开性以后自身合法性资源在急剧衰减，也没有充分估计民主派候选人的巨大能量，更没有重视自1987年以来在地方苏维埃进行差额选举尝试以及1988年在各地区、市、民族区、州、边疆区党组织进行竞选时苏共领导指挥失灵—“领导干部”候选人大多落选的明显趋向，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可以遏制高层领导中的传统力量；同时，为了塑造党在竞选中的民主形象，采取了放任的竞选措施，继续推动了在“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下对国内新闻和出版已大大放宽的控制进程，直至有些电视台也开辟了专门的栏目，用来进行竞选辩论。由此，不仅“一场为争夺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为争夺电视节目播送时间进行的斗争，显得特别的残酷”，甚至还出现了传媒失控的情况。时任政府总理雷日科夫说，“中央的报纸是在反对中央。”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说：“不仅某些大众传播媒介，甚至连《真理报》、《消息报》都对党的领导人给予打击。”
同时，苏共为了与以前在选举中由上级领导包揽一切的做法划清界限，对党的地区和基层组织参与竞选活动采取了放手的态度。当时的苏共中央组织部长格·拉祖莫夫斯基曾多次亲自向州委、边疆区委电话下达不要干预的指示。竞选开始以后，苏共地区和基层缺乏统一的步调，有些党组织盲目自大，工作懈怠，有些党组织胆怯萎缩，躲避竞选，总之，苏共多数地区基层组织仍然停留在等额选举的政治“惯性”中，基本上没有进入政治竞争的状态。
实际上，1989年春苏共并没有准备好竞选，民主派大张旗鼓地抨击苏共的错误，而苏共对此却没有积极应对。群众的情绪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对苏共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演化为“厌倦”和“厌恶”苏共；同时，老百姓对许诺可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激进民主派人士开始信任和崇拜，憧憬、期望着激进改革给予缓慢推进的经济改革以“有效的补偿”。在苏联大中城市的竞选中，群众这两种情绪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形成了只要候选人是当权者和党员就投“NO”，而批评、指责、讽刺苏共和当权者的候选人就投“YES”的引人注目的场面。对此，苏联和西方的政治家在回忆录中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提及：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扎伊科夫回忆道，“谁只要表示支持党的立场，立即就会输掉”选举。美国驻苏联大使小马特洛克则在回忆录中说：“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瓦·博尔金也在回忆录中说，竞选者中谁“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谁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就拥护谁。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皮霍亚说：“一些过去不知名的人进入了代表的行列，他们之所以能够当选，就是因为他们与党的机关相抗衡。”
群众的情绪预示了选举的结果。通过竞选，80%的新人进入国家政权最高机关，苏共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来的莫斯科市长、经济学家加·波波夫，后来的列宁格勒市长阿·索布恰克，勃列日涅夫时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安·萨哈罗夫，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还有众多反政府政策宣言与出版物主要起草人历史学家谢·斯坦凯维奇，街头游行示威和公众活动组织者物理学家阿·穆拉谢夫等，被群众拥戴选进了苏联人代会。与此同时，国家14个军区司令员、25个重要地区的一批高中级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被请出人代会，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尤·索洛维约夫、列宁格勒市委书记阿·格拉西莫夫以及莫斯科市、基辅市市长、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乌克兰5个州委第一书记及全国1/3小型城市的市长都落选；有的地区党、政、军领导人在选举中“全军”覆没，其中包括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党、行政系统和军区共7名领导人全部落选。当然，当选者中苏共党员和候补党员仍然占绝大多数—占当选代表的87%，戈尔巴乔夫据此认为苏共取得了竞选的胜利，但是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时任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却做出了相反的解读：他说，许多共产党员之所以当选，是由于“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表面上，30个重要地区的党的领导人落选，“实际上落选的是整个苏共”。
苏共竞选不力的背后
后来苏联历史的发展证明，以雷日科夫为代表的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判断是正确的—苏共输掉了竞选。
一个强大的苏共为什么会输掉对保持执政地位具有关键意义的竞选？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见仁见智。我们指出重要的几点：
第一，现实原因。如果我们回溯竞选的进程首先看到，无限制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是推动苏共竞选失败多米诺骨牌中的头牌。因为如果没有实行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方针，就不会有地下出版物公开传播，知识分子小组、俱乐部迅速出现；如果没有将公开性、民主化开放到无限制的程度，没有提出填补一切历史空白点的口号，就不会出现挖掘历史问题、涂黑苏联历史的运动，群众对苏共的不满不会那样迅速地传递、相互影响、强化和升级。从这样的逻辑分析问题，戈氏提出无限度公开性和民主化，不啻是点燃苏共竞选失败的导火索，而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成为群众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不满迅速升级的助推器。
第二，历史原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共同推动事物前进。因此，在探讨无限制公开性民主化对苏共合法性损害的同时，不得不聚焦于矛盾的另一面：如果长达70年苏共历史的信息披露是透明的，历史中不存在被遮掩的空白点，决策是民主的，还有必要特别出台公开性、民主化政策吗？有必要出台填补历史空白点方针吗？如果苏联70年来始终把改善民生置于首位，群众生活水平高于西方国家；如果1950年代以后苏联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没有从国民经济10几个部门的前几名下降到倒数前三名，如果除国家调控的社会上升渠道以外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社会上升渠道，知识分子的才能和积极性没有被压抑；如果苏共领导干部始终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搞腐败，形成特权阶层；如果苏共执政者始终遵守宪法，没有破坏法制；如果苏联真正践行马克思关于一切公职人员通过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原则……知识分子为什么要站到民主派立场？民主派知识分子以什么去鼓动群众？凭什么去博得民心？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群众并非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无意识地任民主派蛊惑，而是有着自己的利益判断。从这一视角考察问题，苏共竞选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未及时纠正，已经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伤害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苏共的信任。在苏联群众心目中，党和当权者离自己已渐行渐远，因此，知识分子才会选择民主派立场，群众才听得进去民主派的宣传鼓动，并在选举时做出对当权者和党员就投“NO”，而对批评、指责、讽刺苏共和当权者的人就投“YES”这种令人唏嘘的抉择。
第三，苏共选举策略失误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竞选之后，苏共领导人也分析了苏共选举失利的原因。苏共中央选举委员会书记Ю.И.雷若夫分析了竞选策略的失误，在回答“一系列党的委员会的书记落选”原因的记者采访时指出：“不能不看到，党的选举委员会仍然袭用老的办法，没有同人们进行足够的活的对话，没有总是周密思考进行鼓动宣传的那些地方，党的书记落选了。终究，选举的主要教训是对于党的工作者，应该为自己的事业宣传鼓动。”雷若夫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苏共采取积极的竞选策略，为自己的事业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与群众进行充分的活的对话，也许不会输掉竞选，至少不会输得那样惨。问题在于，党的领导干部为何没有进行有效的竞选运动？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Р.Г.皮霍亚认为，是苏共没有思想。他说：“苏联共产党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竞选运动。尽管它拥有人数众多的职业机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居民点、每一个工业、教学、行政机构，掌握着党的报刊、资金……但是没有思想。”戈尔巴乔夫则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说，在1989年秋苏联宪法修改法案公布后，遭到各方面激烈批评，需要党的官员回应社会批评的时候，“充分表现了党的官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弱无力，与群众交谈、同反对派争论的无能。在激情汹涌的广场上，党的市委会、区委会的工作者根本不敢露面。他们是在另一种氛围中成长，在‘保温箱’中培养起来的，遇到任何公众辩论和公开的政治冲突他们都害怕得惊慌失措、心惊胆战”。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保温箱”，源自1977年苏联宪法保障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第六条条款。这一条款，以国家最高法形式保障了苏共的执政地位，赋予苏共运用一切专政手段击溃政权反对派的权力。由于有宪法保障苏共执政地位，苏联人代会长期实行等额选举，候选人由上级授意，苏共党员干部不需要竞争，没有落选的风险，加之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领导干部只需要对上级负责，可以漠视群众的情绪。这一宪法条款给了领导干部恒温、恒湿、洁净的政治环境，保护了领导干部顺利成长，但是，也使苏共干部成为“保温箱”中娇贵的花朵，能力退化：由于缺乏政治挑战的磨练，因而缺乏应对的能力，一遇公众辩论和公开的政治冲突风暴袭来，他们便“害怕得惊慌失措、心惊胆战”，本能地躲避和不知所措。从这一意义上说，苏联宪法保障条款之于苏共，似乎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保障了苏共的执政地位，但是也悄然地弱化着苏共肌体的强健，损害着苏共的执政地位！其结果，使一个在反对封建专制血与火中诞生的强大的苏共，在和平的竞选中输给群众。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根据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以宪法保障国家基本制度，保障国家核心利益，在国际政治中是正常的和必要的。问题在于，执政党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有时时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接受群众的监督，与群众进行对话，坚持不懈地进行执政党的建设，进行稳健、持续改革的动力，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否则可能如孟子所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竞选：从不满到NO的政治选择
1989年初，苏联开始部署人民代表的竞选。首先是提名候选人。苏联的苏维埃代表一直是等额选举，因此差额选举使群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高涨政治热情，群众提出的候选人往往超过候选人名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对于普通群众和在野派来说，虽然差额选举给了他们上升的机会，但是需要通过与其他候选人竞争使上升的机会变为现实。因此，谁想在竞争中取胜，谁就要认真地宣传、鼓动，与竞争对手争夺群众。
在野的激进民主力量深知竞争对手苏共之强大和政治机会价值之深远，对竞选进行了极为认真、周密的准备。竞选演说是使来自各个单位的、并不认识候选人的选民了解竞选代表从而争取选票的最好渠道，一般情况下，激进派人士周围都自动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们分析民众的心理，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70年来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竞选纲领，阐述改革的主张。譬如，叶利钦针对群众普遍对苏共特权严重不满，打出了“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的旗号；列宁格勒大学法学教授，后来的列宁格勒市长阿·亚·索布恰克针对群众严重不满斯大林破坏法制，提出建立“法制国家”的口号。此外，叶利钦和其他许多民主派候选人针对群众严重不满改革进展缓慢，希望迅速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提出进行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纲领。民主派也非常注意竞选技巧，例如，索布恰克的竞选演说排在当天的最后，轮到他发言时，已近深夜，听众疲惫不堪。索布恰克没有读现成的讲稿，而是借用了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工作与自由游行”运动中面对25万多名抗议者，以“我有一个梦想”开始演讲的句式，针对群众最不满的两个问题—领导干部特权和违反法制，充满激情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听众，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从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最终成功当选。
不幸的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力量的领导人错误估计了竞选的形势，既没有意识到启动公开性以后自身合法性资源在急剧衰减，也没有充分估计民主派候选人的巨大能量，更没有重视自1987年以来在地方苏维埃进行差额选举尝试以及1988年在各地区、市、民族区、州、边疆区党组织进行竞选时苏共领导指挥失灵—“领导干部”候选人大多落选的明显趋向，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可以遏制高层领导中的传统力量；同时，为了塑造党在竞选中的民主形象，采取了放任的竞选措施，继续推动了在“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下对国内新闻和出版已大大放宽的控制进程，直至有些电视台也开辟了专门的栏目，用来进行竞选辩论。由此，不仅“一场为争夺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为争夺电视节目播送时间进行的斗争，显得特别的残酷”，甚至还出现了传媒失控的情况。时任政府总理雷日科夫说，“中央的报纸是在反对中央。”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说：“不仅某些大众传播媒介，甚至连《真理报》、《消息报》都对党的领导人给予打击。”
同时，苏共为了与以前在选举中由上级领导包揽一切的做法划清界限，对党的地区和基层组织参与竞选活动采取了放手的态度。当时的苏共中央组织部长格·拉祖莫夫斯基曾多次亲自向州委、边疆区委电话下达不要干预的指示。竞选开始以后，苏共地区和基层缺乏统一的步调，有些党组织盲目自大，工作懈怠，有些党组织胆怯萎缩，躲避竞选，总之，苏共多数地区基层组织仍然停留在等额选举的政治“惯性”中，基本上没有进入政治竞争的状态。
实际上，1989年春苏共并没有准备好竞选，民主派大张旗鼓地抨击苏共的错误，而苏共对此却没有积极应对。群众的情绪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对苏共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演化为“厌倦”和“厌恶”苏共；同时，老百姓对许诺可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激进民主派人士开始信任和崇拜，憧憬、期望着激进改革给予缓慢推进的经济改革以“有效的补偿”。在苏联大中城市的竞选中，群众这两种情绪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形成了只要候选人是当权者和党员就投“NO”，而批评、指责、讽刺苏共和当权者的候选人就投“YES”的引人注目的场面。对此，苏联和西方的政治家在回忆录中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提及：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扎伊科夫回忆道，“谁只要表示支持党的立场，立即就会输掉”选举。美国驻苏联大使小马特洛克则在回忆录中说：“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瓦·博尔金也在回忆录中说，竞选者中谁“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谁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就拥护谁。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皮霍亚说：“一些过去不知名的人进入了代表的行列，他们之所以能够当选，就是因为他们与党的机关相抗衡。”
群众的情绪预示了选举的结果。通过竞选，80%的新人进入国家政权最高机关，苏共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来的莫斯科市长、经济学家加·波波夫，后来的列宁格勒市长阿·索布恰克，勃列日涅夫时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安·萨哈罗夫，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还有众多反政府政策宣言与出版物主要起草人历史学家谢·斯坦凯维奇，街头游行示威和公众活动组织者物理学家阿·穆拉谢夫等，被群众拥戴选进了苏联人代会。与此同时，国家14个军区司令员、25个重要地区的一批高中级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被请出人代会，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尤·索洛维约夫、列宁格勒市委书记阿·格拉西莫夫以及莫斯科市、基辅市市长、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乌克兰5个州委第一书记及全国1/3小型城市的市长都落选；有的地区党、政、军领导人在选举中“全军”覆没，其中包括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党、行政系统和军区共7名领导人全部落选。当然，当选者中苏共党员和候补党员仍然占绝大多数—占当选代表的87%，戈尔巴乔夫据此认为苏共取得了竞选的胜利，但是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时任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却做出了相反的解读：他说，许多共产党员之所以当选，是由于“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表面上，30个重要地区的党的领导人落选，“实际上落选的是整个苏共”。
苏共竞选不力的背后
后来苏联历史的发展证明，以雷日科夫为代表的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判断是正确的—苏共输掉了竞选。
一个强大的苏共为什么会输掉对保持执政地位具有关键意义的竞选？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见仁见智。我们指出重要的几点：
第一，现实原因。如果我们回溯竞选的进程首先看到，无限制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是推动苏共竞选失败多米诺骨牌中的头牌。因为如果没有实行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方针，就不会有地下出版物公开传播，知识分子小组、俱乐部迅速出现；如果没有将公开性、民主化开放到无限制的程度，没有提出填补一切历史空白点的口号，就不会出现挖掘历史问题、涂黑苏联历史的运动，群众对苏共的不满不会那样迅速地传递、相互影响、强化和升级。从这样的逻辑分析问题，戈氏提出无限度公开性和民主化，不啻是点燃苏共竞选失败的导火索，而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成为群众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不满迅速升级的助推器。
第二，历史原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共同推动事物前进。因此，在探讨无限制公开性民主化对苏共合法性损害的同时，不得不聚焦于矛盾的另一面：如果长达70年苏共历史的信息披露是透明的，历史中不存在被遮掩的空白点，决策是民主的，还有必要特别出台公开性、民主化政策吗？有必要出台填补历史空白点方针吗？如果苏联70年来始终把改善民生置于首位，群众生活水平高于西方国家；如果1950年代以后苏联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没有从国民经济10几个部门的前几名下降到倒数前三名，如果除国家调控的社会上升渠道以外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社会上升渠道，知识分子的才能和积极性没有被压抑；如果苏共领导干部始终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搞腐败，形成特权阶层；如果苏共执政者始终遵守宪法，没有破坏法制；如果苏联真正践行马克思关于一切公职人员通过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原则……知识分子为什么要站到民主派立场？民主派知识分子以什么去鼓动群众？凭什么去博得民心？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群众并非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无意识地任民主派蛊惑，而是有着自己的利益判断。从这一视角考察问题，苏共竞选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未及时纠正，已经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伤害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苏共的信任。在苏联群众心目中，党和当权者离自己已渐行渐远，因此，知识分子才会选择民主派立场，群众才听得进去民主派的宣传鼓动，并在选举时做出对当权者和党员就投“NO”，而对批评、指责、讽刺苏共和当权者的人就投“YES”这种令人唏嘘的抉择。
第三，苏共选举策略失误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竞选之后，苏共领导人也分析了苏共选举失利的原因。苏共中央选举委员会书记Ю.И.雷若夫分析了竞选策略的失误，在回答“一系列党的委员会的书记落选”原因的记者采访时指出：“不能不看到，党的选举委员会仍然袭用老的办法，没有同人们进行足够的活的对话，没有总是周密思考进行鼓动宣传的那些地方，党的书记落选了。终究，选举的主要教训是对于党的工作者，应该为自己的事业宣传鼓动。”雷若夫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苏共采取积极的竞选策略，为自己的事业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与群众进行充分的活的对话，也许不会输掉竞选，至少不会输得那样惨。问题在于，党的领导干部为何没有进行有效的竞选运动？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Р.Г.皮霍亚认为，是苏共没有思想。他说：“苏联共产党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竞选运动。尽管它拥有人数众多的职业机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居民点、每一个工业、教学、行政机构，掌握着党的报刊、资金……但是没有思想。”戈尔巴乔夫则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说，在1989年秋苏联宪法修改法案公布后，遭到各方面激烈批评，需要党的官员回应社会批评的时候，“充分表现了党的官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弱无力，与群众交谈、同反对派争论的无能。在激情汹涌的广场上，党的市委会、区委会的工作者根本不敢露面。他们是在另一种氛围中成长，在‘保温箱’中培养起来的，遇到任何公众辩论和公开的政治冲突他们都害怕得惊慌失措、心惊胆战”。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保温箱”，源自1977年苏联宪法保障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第六条条款。这一条款，以国家最高法形式保障了苏共的执政地位，赋予苏共运用一切专政手段击溃政权反对派的权力。由于有宪法保障苏共执政地位，苏联人代会长期实行等额选举，候选人由上级授意，苏共党员干部不需要竞争，没有落选的风险，加之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领导干部只需要对上级负责，可以漠视群众的情绪。这一宪法条款给了领导干部恒温、恒湿、洁净的政治环境，保护了领导干部顺利成长，但是，也使苏共干部成为“保温箱”中娇贵的花朵，能力退化：由于缺乏政治挑战的磨练，因而缺乏应对的能力，一遇公众辩论和公开的政治冲突风暴袭来，他们便“害怕得惊慌失措、心惊胆战”，本能地躲避和不知所措。从这一意义上说，苏联宪法保障条款之于苏共，似乎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保障了苏共的执政地位，但是也悄然地弱化着苏共肌体的强健，损害着苏共的执政地位！其结果，使一个在反对封建专制血与火中诞生的强大的苏共，在和平的竞选中输给群众。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根据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以宪法保障国家基本制度，保障国家核心利益，在国际政治中是正常的和必要的。问题在于，执政党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有时时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接受群众的监督，与群众进行对话，坚持不懈地进行执政党的建设，进行稳健、持续改革的动力，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否则可能如孟子所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