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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2008年5月13日下午，中国外文局赴地震灾区报道小组已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等待飞往四川成都的飞机。第一时间赶往突发事件地点进行现场报道，这是中国外文局历次采访报道之中所罕见的。
对中国外文局来说，这次派出前方报道小组也是一种新的报道形式的探索。此前，外文局都是以期刊报道为主，先搜集很多的资料，进行采访，之后成稿。而在这次报道中，局领导第一时间指示前方报道小组要多拍图片，以现场报道为主，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发稿。
第一批前方报道小组领队，《北京周报》副总编辑黄卫家在四川成都，对震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能够及时地得到现场的信息。这些消息来源，特别是关于采访路线的情况，帮助前方报道小组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进行采访报道。
当第一批报道小组从地震灾区返回北京后，黄卫接受了本刊的采访。初次接触，黄卫始终面带微笑与记者交流，让人感觉不到“战场”归来的凝重。但是每当话题深入到地震灾区的报道时，可以分明地感受到她眼神背后心灵的颤动。在第一时间赴地震灾区，进行现场采访报道，无论在选题策划上，还是物品准备上都很匆忙。但说起在灾区的采访报道情况，黄卫总是将困难轻描淡写，一带而过：“面对这样的重大灾难，无论有多少记者在前方，捕捉到的都是灾难的一个片断。中国外文局作为对外宣传单位，有针对外国读者的独特视角。发自现场的报道，带着真实的温度和热度，会更加打动外国读者。到了震区，所有的记者都有一个本能，就是要到现场去。”
《对外传播》：在灾区，报道小组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印象最深刻的采访是什么？
黄卫：这次四川大地震非常特殊。一是四川的地形非常特殊，自古就有“蜀道难”之说。2004年，我从九寨沟到成都，大约就是在都江堰至汶川这个地段，因为泥石流被困了8个小时。平常通行都这么难，更何况是地震之后。另外，这次地震来得突然，震级又是8级。
我个人认为，第一批报道小组在地震灾区工作强度最大的，可能要算是5月16日进入重灾区北川县城进行采访。当天早上，局编委会得知我们准备去北川，就下达了拍摄北川县政府大楼倒塌照片的采访任务。由于北川的道路是在当天凌晨才打通的，大量救援车辆、运送物资的车辆和志愿者的车辆堵塞了进入北川的路，所以从距离北川十几公里的地方，就已开始实施交通管制。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搭乘了当地山民的摩托车，最后，在距离北川县城约两公里多的地方，摩托车也被禁止前行，我和段崴、景小磊三个人只好徒步进入北川。
北川县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羌族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依山而居，顺应大自然，是一种很和谐的生活方式。过去的羌寨一般建在高半山，故而羌族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在这次地震中，北川老县城的房屋几乎全部夷为平地，毁成碎碎的块状、片状；新县城房屋也绝大部分都倒塌了或者被滚石掩埋。所以北川县城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周围的乡镇就更不用说了。外国媒体和民众很关注地方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所做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我们这次进北川拍摄到的当地的实际情况是：县政府、公安局、民政局、村委会等办公房屋无一例外地全部都倒塌了。北川县政府是一座六层楼的建筑，我们进入北川地震现场时，看到的政府大楼只有三层，下面三层已经下陷，剩下的三层也完全倒塌。
北川县也是大禹故里，在北川县政府门口原来立着一尊大禹的雕像，雕像的底座制作得很结实，但是我们到那里看到的雕像已整个倒在地上，可以想象地震发生时的惨烈。北川县政府前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上一片狼藉，广场周围的房子也都全部倒塌。我们到达时，搜救人员继续在这里寻找被掩埋的人，一位蹲在旁边暂时休息的警察告诉我说，三十分钟前他们刚从废墟中救出两人，其中一名是北川县发改委的副主任。
进入北川的采访，从对外宣传报道上来说是一种尝试，必须尽快地把真实的情况通过最快捷的方式——互联网发出去。根据局领导的指示，前方报道组拍摄的北川县政府倒塌的组图，当天晚上，经过编辑在凌晨三点钟放到了中国网首页的显著位置，并且很快就被新浪等多家网站转载。从这次行动的意义来看，我们外文局能够很成功地组织现场作快速、有针对性的报道，发出外宣的声音。
《对外传播》：这次地震发生得很突然，第一批前方报道组也是紧急出发的，在报道方向和选题上是如何策划的？
黄卫：地震发生的第一个星期，不仅对采访报道的记者，就是对当地的居民来说，也是惶惶不安的一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样一场大的灾难。
前方报道小组出发之前，局里就开会明确了报道任务：以图片和现场快速报道为主。我们也猜测了可能面对的几种状况，比如，进不了成都怎么办，进不了灾区怎么办，所以当时也没有确定详细的报道计划。在我们出发之后，在局编委会的统一筹划下，局各期刊社也很快地召开策划会，和前方记者交流，告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照片、什么样的报道。我对前方报道小组的要求也是这样，尽量多和后方联系，告诉我们今天到了哪，能够采访到哪些。报道计划是到了前方之后再和后方紧密商量，这样报道思路就逐渐清晰了。当然，前方的信号和网络的状况不是很好。
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报道，不一定要把一切都安排好，报道思路是在不断的行进中摸索出来的。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有很多未知的、不可预测的因素，需要不断地调整先期的采访计划和安排。因为即使在后方计划订得再好，前方的情况千变万化，有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出现，你觉得能采访到什么，可能到了现场却发生了变化，这次尤其特别。地震发生后第一个星期的焦点是救人，救人的一个焦点在于路通不通，这是四川地震的特殊性。另一个焦点，很多村县由于地震致使地形出现了变化，比如堰塞湖等次生灾害的出现。还有就是地震后的暴雨，暴雨会导致搜救更加困难和道路再度垮塌。另外，余震不断致使大家都很紧张，并且使新的灾难不断产生。地震发生后的两天，大家就知道受灾最严重的不是在汶川，而是在北川，这样就会形成好几个城市的报道焦点，这样思路也就越来越清晰。
《对外传播》：作为对外宣传的媒体，读者是外国受众，面对这样全球关注的突发灾难，在报道上有何侧重？
黄卫：这次地震的搜救工作有很大的难度，刚才也提到了，是因为四川特殊的地形和气候造成的。而这些外国人并不了解。
对外宣传的视角是经验和不断的思考积累起来的，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有一定的区别。对于灾害报道来说，对内要弘扬民族志气，体现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全力以赴，弘扬中华民族的正气和大义。而对外宣传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对于国外受众来说，灾难本身就是最大的新闻。比如，美国“9·11”事件、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全球关注的是伤亡多少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也会关注抢救工作。所以展现灾害本身，会是外国人很关注的一个点。就这一次来说，对外宣传有一个很大的侧重点，就是解释清楚中国政府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为什么这次地震的搜救工作这么难。
灾难发生后外国人都会想到，接下来会导致什么？对经济的影响反而可能不是外国人所最关注的。外国人更关注人的生命，人的生存状态，多少人被救了，怎么被救的等。所以接下来的对外宣传，更多地放在挖掘人的故事上。在地震灾区我们看到、听到很多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比如，有的老人在地震后成为废墟的房屋前，不愿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家园。
另外一个国外受众可能会关注的就是对灾民的安置工作。地震伤亡这么多人，几百万人无家可归，这些人住到哪里？能不能吃上饭？一天三顿吃的是什么？有没有菜吃？还有就是地震后的儿童。我们这个报道小组回来后，我还约了一位《环球时报》的记者专门采访绵阳对孤儿、儿童的救助，关注这些儿童的生活、学习，心理创伤怎么办？在北川，我们采访了一个从唐山自费到地震灾区的心理咨询队，队长本身就亲身经历过唐山大地震，那年他14岁，他知道这种大地震对孩子心理上造成的创伤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的。所以对外宣传的采访和报道的线索也应围绕这些线索，关注人的故事，逃生的故事，活下去的故事，得到他人帮助的故事，大家共同去战胜灾难的故事，通过这些体现整个民族的团结，从小处着眼。如果灾民每天都能吃上饭，有地方住，大家一起重建家园，肯定是政府处理得好。
中国外文局要打造国际传媒集团，媒体报道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互联网是当今最快、最便捷有效的载体，利用互联网进行第一时间的报道和传播，应该成为外文局媒体业务的重头戏。我们要有独家的现场快速报道，否则就只有转载别人的。
《对外传播》：对地震进行现场的采访报道，其难度可想而知。媒体曾报道，地震发生时，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女主播孙静用镇定的声音向成都市民播报出第一句与地震有关的广播。在这位主播的背后，是一个群体在支撑着她履行媒体的责任。作为前方的领队，你是如何与局里联系并在前方落实的？
黄卫：你说得对。我们尽管是一个“尖刀小组”，但是我们的后援却是强大的，前方报道小组与后方编辑队伍密切合作。在后方，无论是局领导还是各社领导及编辑，基本上也都是通宵达旦地在工作，前方报道小组来稿都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后方编辑发到网上。据我所知，局里每天早上都会召开例会，讨论关于抗震救灾报道的相关事情。前方活动的是我们几名记者，后方却有更多的人在支持我们的工作。
到达成都后，我们分成了两个小组，一组由我带领，走都江堰——北川线采访，陈建带领另一个小组走绵竹——德阳线采访。每天我都会与总编室电话联系，交流在灾区的报道情况。陈建带领的小组有两个晚上在绵竹进行采访，我带领的小组有一晚住在绵阳，当时通信情况极差，尤其进入灾区后电话信号几乎没有，但我们约定不管多晚，我和他都要通一次电话，交流采访情况。采访小组六人在成都开的两次碰头会都是在夜里12点以后，还有一次是早上7点。
每天和局里沟通后，我们就马上商量如何落实下一步的采访。比如，局里指示，要采访一些有对外宣传题材意义的报道，比如，现场救人的故事，不仅要图片还要增加文字报道。这样我们在第一天（5月14日）去了都江堰以后，第二天再次返回都江堰，专门去了那里受灾最严重的荷花池市场一带。刘世昭和段巍目睹、拍摄了一个已经被埋了75小时的妇女，在废墟内被实施截肢手术后救出来的场面。当晚他们赶写了一个图片故事——《走出75小时的黑暗》。第二天，局内几家网站都上传了这个故事，北京周报网站还做了英文和日文版。
《对外传播》：我的同事给前方的记者发短信：“前线怎么样？多保重！”这位前线的记者回复说：“我面前摆着7具尸体，我很沉重。”面对灾区现场的报道，记者该如何面对？
黄卫：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救人是最重要的。在地震灾区来不及哭泣，也可以说是欲哭无泪，无论是谁，无论大小，多做一件事情就会觉得很欣慰。我觉得作为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的职责是在第一时间赶到，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对外界报道出去，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媒体的作用。为什么那么多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会空降到灾区？媒体的任务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灾情，了解救助情况，媒体的报道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救援，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专家帮助出谋划策，同时媒体的报道也会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媒体的责任不在于个人的感受，不能在个人的小圈子里，在这个时候必须放下个人的情感，你要哭、要悲伤都得等到回来再说。在灾区这些事情根本就来不及，记者要立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从而帮助处于弱势的人。
对于外文局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外文的媒体载体，让外国受众了解中国的灾情和救灾进展情况。
作为媒体，在这种大灾难面前，面对受灾的民众，感觉所有困难都能克服，我们遇到的困难和失去生命的人来比真的不算什么。在那里遇到的任何困难都不值一提。
《对外传播》：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政府还派出心理专家，对灾民进行心理干预，帮助他们修复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你认为前线报道的记者需要“心理干预”吗？
黄卫：去过前方的人都需要心理调整。
（本文图片由黄卫提供。读者反馈请发至yumiao211@yahoo.com.cn）
责编：于淼
对中国外文局来说，这次派出前方报道小组也是一种新的报道形式的探索。此前，外文局都是以期刊报道为主，先搜集很多的资料，进行采访，之后成稿。而在这次报道中，局领导第一时间指示前方报道小组要多拍图片，以现场报道为主，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发稿。
第一批前方报道小组领队，《北京周报》副总编辑黄卫家在四川成都，对震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能够及时地得到现场的信息。这些消息来源，特别是关于采访路线的情况，帮助前方报道小组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行动起来，进行采访报道。
当第一批报道小组从地震灾区返回北京后，黄卫接受了本刊的采访。初次接触，黄卫始终面带微笑与记者交流，让人感觉不到“战场”归来的凝重。但是每当话题深入到地震灾区的报道时，可以分明地感受到她眼神背后心灵的颤动。在第一时间赴地震灾区，进行现场采访报道，无论在选题策划上，还是物品准备上都很匆忙。但说起在灾区的采访报道情况，黄卫总是将困难轻描淡写，一带而过：“面对这样的重大灾难，无论有多少记者在前方，捕捉到的都是灾难的一个片断。中国外文局作为对外宣传单位，有针对外国读者的独特视角。发自现场的报道，带着真实的温度和热度，会更加打动外国读者。到了震区，所有的记者都有一个本能，就是要到现场去。”
《对外传播》：在灾区，报道小组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印象最深刻的采访是什么？
黄卫：这次四川大地震非常特殊。一是四川的地形非常特殊，自古就有“蜀道难”之说。2004年，我从九寨沟到成都，大约就是在都江堰至汶川这个地段，因为泥石流被困了8个小时。平常通行都这么难，更何况是地震之后。另外，这次地震来得突然，震级又是8级。
我个人认为，第一批报道小组在地震灾区工作强度最大的，可能要算是5月16日进入重灾区北川县城进行采访。当天早上，局编委会得知我们准备去北川，就下达了拍摄北川县政府大楼倒塌照片的采访任务。由于北川的道路是在当天凌晨才打通的，大量救援车辆、运送物资的车辆和志愿者的车辆堵塞了进入北川的路，所以从距离北川十几公里的地方，就已开始实施交通管制。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搭乘了当地山民的摩托车，最后，在距离北川县城约两公里多的地方，摩托车也被禁止前行，我和段崴、景小磊三个人只好徒步进入北川。
北川县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羌族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依山而居，顺应大自然，是一种很和谐的生活方式。过去的羌寨一般建在高半山，故而羌族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在这次地震中，北川老县城的房屋几乎全部夷为平地，毁成碎碎的块状、片状；新县城房屋也绝大部分都倒塌了或者被滚石掩埋。所以北川县城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周围的乡镇就更不用说了。外国媒体和民众很关注地方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所做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我们这次进北川拍摄到的当地的实际情况是：县政府、公安局、民政局、村委会等办公房屋无一例外地全部都倒塌了。北川县政府是一座六层楼的建筑，我们进入北川地震现场时，看到的政府大楼只有三层，下面三层已经下陷，剩下的三层也完全倒塌。
北川县也是大禹故里，在北川县政府门口原来立着一尊大禹的雕像，雕像的底座制作得很结实，但是我们到那里看到的雕像已整个倒在地上，可以想象地震发生时的惨烈。北川县政府前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上一片狼藉，广场周围的房子也都全部倒塌。我们到达时，搜救人员继续在这里寻找被掩埋的人，一位蹲在旁边暂时休息的警察告诉我说，三十分钟前他们刚从废墟中救出两人，其中一名是北川县发改委的副主任。
进入北川的采访，从对外宣传报道上来说是一种尝试，必须尽快地把真实的情况通过最快捷的方式——互联网发出去。根据局领导的指示，前方报道组拍摄的北川县政府倒塌的组图，当天晚上，经过编辑在凌晨三点钟放到了中国网首页的显著位置，并且很快就被新浪等多家网站转载。从这次行动的意义来看，我们外文局能够很成功地组织现场作快速、有针对性的报道，发出外宣的声音。
《对外传播》：这次地震发生得很突然，第一批前方报道组也是紧急出发的，在报道方向和选题上是如何策划的？
黄卫：地震发生的第一个星期，不仅对采访报道的记者，就是对当地的居民来说，也是惶惶不安的一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样一场大的灾难。
前方报道小组出发之前，局里就开会明确了报道任务：以图片和现场快速报道为主。我们也猜测了可能面对的几种状况，比如，进不了成都怎么办，进不了灾区怎么办，所以当时也没有确定详细的报道计划。在我们出发之后，在局编委会的统一筹划下，局各期刊社也很快地召开策划会，和前方记者交流，告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照片、什么样的报道。我对前方报道小组的要求也是这样，尽量多和后方联系，告诉我们今天到了哪，能够采访到哪些。报道计划是到了前方之后再和后方紧密商量，这样报道思路就逐渐清晰了。当然，前方的信号和网络的状况不是很好。
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报道，不一定要把一切都安排好，报道思路是在不断的行进中摸索出来的。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有很多未知的、不可预测的因素，需要不断地调整先期的采访计划和安排。因为即使在后方计划订得再好，前方的情况千变万化，有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出现，你觉得能采访到什么，可能到了现场却发生了变化，这次尤其特别。地震发生后第一个星期的焦点是救人，救人的一个焦点在于路通不通，这是四川地震的特殊性。另一个焦点，很多村县由于地震致使地形出现了变化，比如堰塞湖等次生灾害的出现。还有就是地震后的暴雨，暴雨会导致搜救更加困难和道路再度垮塌。另外，余震不断致使大家都很紧张，并且使新的灾难不断产生。地震发生后的两天，大家就知道受灾最严重的不是在汶川，而是在北川，这样就会形成好几个城市的报道焦点，这样思路也就越来越清晰。
《对外传播》：作为对外宣传的媒体，读者是外国受众，面对这样全球关注的突发灾难，在报道上有何侧重？
黄卫：这次地震的搜救工作有很大的难度，刚才也提到了，是因为四川特殊的地形和气候造成的。而这些外国人并不了解。
对外宣传的视角是经验和不断的思考积累起来的，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有一定的区别。对于灾害报道来说，对内要弘扬民族志气，体现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全力以赴，弘扬中华民族的正气和大义。而对外宣传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对于国外受众来说，灾难本身就是最大的新闻。比如，美国“9·11”事件、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全球关注的是伤亡多少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也会关注抢救工作。所以展现灾害本身，会是外国人很关注的一个点。就这一次来说，对外宣传有一个很大的侧重点，就是解释清楚中国政府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为什么这次地震的搜救工作这么难。
灾难发生后外国人都会想到，接下来会导致什么？对经济的影响反而可能不是外国人所最关注的。外国人更关注人的生命，人的生存状态，多少人被救了，怎么被救的等。所以接下来的对外宣传，更多地放在挖掘人的故事上。在地震灾区我们看到、听到很多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比如，有的老人在地震后成为废墟的房屋前，不愿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家园。
另外一个国外受众可能会关注的就是对灾民的安置工作。地震伤亡这么多人，几百万人无家可归，这些人住到哪里？能不能吃上饭？一天三顿吃的是什么？有没有菜吃？还有就是地震后的儿童。我们这个报道小组回来后，我还约了一位《环球时报》的记者专门采访绵阳对孤儿、儿童的救助，关注这些儿童的生活、学习，心理创伤怎么办？在北川，我们采访了一个从唐山自费到地震灾区的心理咨询队，队长本身就亲身经历过唐山大地震，那年他14岁，他知道这种大地震对孩子心理上造成的创伤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的。所以对外宣传的采访和报道的线索也应围绕这些线索，关注人的故事，逃生的故事，活下去的故事，得到他人帮助的故事，大家共同去战胜灾难的故事，通过这些体现整个民族的团结，从小处着眼。如果灾民每天都能吃上饭，有地方住，大家一起重建家园，肯定是政府处理得好。
中国外文局要打造国际传媒集团，媒体报道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互联网是当今最快、最便捷有效的载体，利用互联网进行第一时间的报道和传播，应该成为外文局媒体业务的重头戏。我们要有独家的现场快速报道，否则就只有转载别人的。
《对外传播》：对地震进行现场的采访报道，其难度可想而知。媒体曾报道，地震发生时，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女主播孙静用镇定的声音向成都市民播报出第一句与地震有关的广播。在这位主播的背后，是一个群体在支撑着她履行媒体的责任。作为前方的领队，你是如何与局里联系并在前方落实的？
黄卫：你说得对。我们尽管是一个“尖刀小组”，但是我们的后援却是强大的，前方报道小组与后方编辑队伍密切合作。在后方，无论是局领导还是各社领导及编辑，基本上也都是通宵达旦地在工作，前方报道小组来稿都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后方编辑发到网上。据我所知，局里每天早上都会召开例会，讨论关于抗震救灾报道的相关事情。前方活动的是我们几名记者，后方却有更多的人在支持我们的工作。
到达成都后，我们分成了两个小组，一组由我带领，走都江堰——北川线采访，陈建带领另一个小组走绵竹——德阳线采访。每天我都会与总编室电话联系，交流在灾区的报道情况。陈建带领的小组有两个晚上在绵竹进行采访，我带领的小组有一晚住在绵阳，当时通信情况极差，尤其进入灾区后电话信号几乎没有，但我们约定不管多晚，我和他都要通一次电话，交流采访情况。采访小组六人在成都开的两次碰头会都是在夜里12点以后，还有一次是早上7点。
每天和局里沟通后，我们就马上商量如何落实下一步的采访。比如，局里指示，要采访一些有对外宣传题材意义的报道，比如，现场救人的故事，不仅要图片还要增加文字报道。这样我们在第一天（5月14日）去了都江堰以后，第二天再次返回都江堰，专门去了那里受灾最严重的荷花池市场一带。刘世昭和段巍目睹、拍摄了一个已经被埋了75小时的妇女，在废墟内被实施截肢手术后救出来的场面。当晚他们赶写了一个图片故事——《走出75小时的黑暗》。第二天，局内几家网站都上传了这个故事，北京周报网站还做了英文和日文版。
《对外传播》：我的同事给前方的记者发短信：“前线怎么样？多保重！”这位前线的记者回复说：“我面前摆着7具尸体，我很沉重。”面对灾区现场的报道，记者该如何面对？
黄卫：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救人是最重要的。在地震灾区来不及哭泣，也可以说是欲哭无泪，无论是谁，无论大小，多做一件事情就会觉得很欣慰。我觉得作为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的职责是在第一时间赶到，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对外界报道出去，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媒体的作用。为什么那么多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会空降到灾区？媒体的任务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灾情，了解救助情况，媒体的报道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救援，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专家帮助出谋划策，同时媒体的报道也会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媒体的责任不在于个人的感受，不能在个人的小圈子里，在这个时候必须放下个人的情感，你要哭、要悲伤都得等到回来再说。在灾区这些事情根本就来不及，记者要立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从而帮助处于弱势的人。
对于外文局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外文的媒体载体，让外国受众了解中国的灾情和救灾进展情况。
作为媒体，在这种大灾难面前，面对受灾的民众，感觉所有困难都能克服，我们遇到的困难和失去生命的人来比真的不算什么。在那里遇到的任何困难都不值一提。
《对外传播》：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政府还派出心理专家，对灾民进行心理干预，帮助他们修复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你认为前线报道的记者需要“心理干预”吗？
黄卫：去过前方的人都需要心理调整。
（本文图片由黄卫提供。读者反馈请发至yumiao211@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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