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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丽丝·莱辛的《十九号房》中的主人公苏珊是一个看似婚姻美满的家庭主妇，同时，其内心又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在理性社会下的禁锢中，苏珊不断寻找自己的心灵空间，最终却以失败告终。文章从空间批评的角度，剖析作品中的空间隐喻与苏珊在不同空间下的表现，从而揭示女性生活困境以及她们对生活的焦虑，进而展示作者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思考。
关键词：《十九号房》；自由；空间；女性主义
多丽丝·莱辛（1919-），英国人，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1919年出生于伊朗，父母为英国人，一生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伊朗、地罗得西亚（即今“津巴布韦”）、波斯、英国，体验不同的文化与国家制度。莱辛本身也有着很丰富的人生阅历，16岁开始工作，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青年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曾一度参加共产党。曾两次结婚并离异。“她的人生经历使其具有复杂的空间存在感， 因而对空间认同和文化形态有深刻的体验。莱辛写作取材的独特性和丰富的空间因素， 使她在欧美文学史上有别于在英国本土长大的作家”（赵晶辉 62）。
《十九号房》被收入到多丽丝·莱辛《非洲故事集》中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分卷中。主人公苏珊看似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工作稳定收入高，子女健康，一家住在漂亮的住宅中。但是苏珊却感到生活的压抑，不断寻找一成不变生活的突破点，最终却走上了不归之路。作品中对房间、地域的书写与其中象征的空间隐喻，都表达了主人公苏珊的困惑与不安。本文选择从空间批评的角度，剖析作品中的空间隐喻与苏珊在不同空间下的表现，从而揭示女性生活困境以及她们对生活的焦虑，进而展示作者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思考。
一
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米克·巴尔认为“故事由素材的描述方式所确定。在这一过程中，地点与特定的感知点相关联。根据其感知而着眼的那些地点称为空间。这一感知点可以是一个人物，他位于一个空间中，观察它，对它做出反应”（巴尔 106）。 人类对于其存在的环境，行走的道路，地点与空间都会有一定的感知，无论是在视觉、听觉或是触觉上。任何一部小说都有一定地点的存在，其中的人物都会有这样的感知点，因而，对小说中空间的研究不是没有意义的。
《十九号房》中苏珊家漂亮的大房子，花园，妈妈的房间，旅馆，最后的十九号房，还有穿插在中间的威尔士偏远山区，都是苏珊生活或经过的地点。这些地点或是空间，虽然看似静止，单纯作为物理意义存在于小说中，但其实是主人公苏珊在寻找自我中的一个个关键点，具有一定的空间隐含意思。正如韦格纳所说，“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韦格纳 137）。在小说中，虽然是苏珊在不断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空间，在不同的地点中穿行，其实反过来，这些空间本身也影响着苏珊。苏珊在寻找内心自由的过程中，在不同地点徘徊行走形成了故事的“结构化”。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苏珊对这些地点的反应，地点对苏珊的影响，以及最后苏珊在自由路上的决策，形成了故事的“主题化”。这两条线有效的引发读者思考女性在生存空间上的“自由”与自我身份上的认同。
二
苏珊与马修的婚姻在局外人看来都是相当完美的，有庭院的房子，丈夫收入不错，孩子们也是在相当理智的决定下产生的。但是局内人苏珊却越来越觉得压抑。作品中多次提到花园。原本，花园应该是一家人生活美满的象征，“两人互有默契，一旦婚姻稳定下来，他们就要买一间有庭院的房子，生男育女”（88）。但是，随着生活的继续，苏珊却越来越感到压抑，越来越被生活所累。“而苏珊越来越感空虚（这种感受，通常是她单独一人在花园工作的时候，最为强烈。她现在尽量避免去花园，除非马修或是孩子们陪伴她）”（93）。花园在房间中处于比较接近自然的部分，靠近自然，却更让苏珊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然。对于马修的外遇，外在表现的苏珊认为“理智”让她采取回避的态度，自己的内心却一再采取的是怀疑的态度，自己准备恢复自主的女性生活，却一直不能跟随内心的自由。到孩子上学了，她想找回自己的时间，“她于是走到花园……她看看树，看看褐黄的河水，可是她全身紧张，像是惊慌过度，花园里似乎有个敌人在旁窥伺”（95）。苏珊感觉那个敌人要攻击她，“她等魔鬼出现，把她带走，可是他没有出现”（98）。后来，她把它想成“假装年轻人的中年人”、“草蛇”（103）。苏珊“渴想自己有间房间，或有个什么地方，随便哪里，可以让她独自一人坐下来，独自一人，别人谁也找不到她”（103）。待在花园中，让苏珊越来越紧张，无论是那想象中的中年人还是草蛇，都让苏珊很不舒服，似乎在引诱她、占据她。由于在花园中受到自由的压抑，家庭的羁绊，花园便成为了苏珊开始寻找自由的跳板。
在有了跳板之后，“妈妈的房间”成为了苏珊在寻找自我路途上的第一个空间。苏珊本以为有了自己的房间会很开心，但是在听到马修与孩子们的对话后，特别是马修的郑重其事后，让苏珊感觉受到了排斥。“苏珊独处的需要并不是自热而然被接受的，而是作为弱点和缺陷被包容的”（姜红 16）。当“那个房间变成另一间家人休息的地方”（102）时，苏珊内心的魔鬼又出现了，好像时时刻刻在提醒着她。“妈妈的房间”最终还是没有成为苏珊“自己的空间”。
苏珊在寻找的路途上越走越远。这一次是坐火车到维多利亚区，找到的一家宁静的旅馆。虽然“那是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没什么特别之处，正合苏珊之意”“她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104）。作者这里多次强调“独自一人”，以突出苏珊此刻至少是在身体上是独立的。可是好景不长，女经理唐珊小姐打扰了苏珊的轻松时刻。唐珊羡慕苏珊的家庭和她所拥有的一切。苏珊不得不以理性的方式与唐珊交谈，但此时的苏珊却更想以感性的方式对待自己。最后，苏珊放弃了这个“不属于自己的房间”。
威尔士偏远山区是苏珊所知的最偏远的地方。“电话线却像狗带子那样绑着她，要她履行责任”（107）。即使是在山区，“她仍会受到自己疯狂的情绪所袭，因为山谷不够大”（107）。虽然是休假，但是对于苏珊来说，依旧离不开家庭，在山区中完全没有悠闲的感觉。她依旧得扮演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这种外在的自然与内心的束缚，更是让苏珊痛苦不已。 十九号房是苏珊最后的心灵空间，它位于“浮德旅馆”的小型旅馆中。即使这个地方在店主看来与苏珊的身份不符，但她知道“她属于这个地方，这个房间等着她前来，等待已久”（111）。这里对于苏珊来说，完全是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让她能完全脱离现在生活的繁杂，更加接近自己的内心。苏珊回到家里，继续扮演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似乎变得更加容易了。慢慢的，丈夫马修发现了这样的变化，并且派了私人侦探来查她的行踪，这使十九号房完全暴露在外。“世界已发现了她的行踪，压力压在她身上。他是默许来这儿，他随时可能出现，出现在这十九号房”“她数度回到那房间，寻找自己，但发现的却是无名的不安”（116）。在原以为属于自己的房间被丈夫发现后，苏珊又回到了以前焦虑的状态，苏珊在内心说“事实上，没有了那个房间，我的生命也完了”（118），现实中，苏珊却只能向自己的丈夫妥协。最后，对于苏珊来说，平静被打破的唯一解决办法，便是“转开煤气，躺到床上”（122）。
三
苏珊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各个空间都对苏珊身份与内心活动有一定体现。花园束缚着苏珊，苏珊不得不担任母亲的角色。虽然花园靠近自然，但由于与家庭、与家庭义务联系在一起，花园时刻提醒着苏珊要担任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几乎把苏珊逼疯。“妈妈的房间”使丈夫与孩子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她，这也不是苏珊所要的自由，反而使苏珊原有的理性都要消失了，只剩下疯癫。维多利亚山区的旅馆，本以为是不错的地点，却因为羡慕苏珊的女经理唐珊所打扰而失去，经理觉得美满的生活就应该像苏珊家一样，苏珊不得不以理性对待她，这又把苏珊在做回自我的路途上牵引回到妻子与妈妈的角色中。威尔士偏远山区亦是如此，山区本应更是接近自然与自我的地方，但是对于苏珊来说，来自家人的电话拴着她，使她不能走得更远，如在“妈妈的房间”里一样，她像是需要恢复精神的人，依旧没有办法，她只能回到自己本身那个越来越不喜欢的角色。最后，苏珊找到了十九号房，这里真的能让她放松，享受自我解放的快乐，她可以大声说话、大胆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不会束缚到她，她可以更好的做到那个感性的自己，十九号房可以说是她的心灵空间。“房间是我们在世的一角”“房屋是人的第一个世界，从房屋开始，人立即成为一种价值”（Bachelard 5）。对于苏珊来说，十九号房，就是自己寻找到自我价值的所在之处。可是后来，这个地方的宁静被丈夫的发现而打破。对于丈夫闯入她的心灵空间，意味着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自由再次失去。苏珊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最终只能自我了结。
在苏珊死之前，她再次提到了那个“魔鬼”，“魔鬼不在房里，他走了，再也不会出现。她已向他购买了自由，已滑入黑暗的梦境”（122）。不断引诱她的魔鬼，实际上是苏珊不断更加接近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冲突。苏珊内在一直处于“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结合中，她企图在寻找自己心灵空间的过程中，同时也当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一方面社会的“理智”让苏珊成为好妻子好母亲，让她恪守这个社会上不成文的规矩；另一方面，苏珊自己内心的"情感"告诉自己想要自由，想逃离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只是最后，理智不断排挤着感性，在不断不同空间的寻找中，不同空间传递给苏珊的不同信息，让苏珊反思自己的行为，最终成为了寻找路途上的牺牲品。
四
《十九号房》发表于1963年，正值二战结束，同时，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也已经结束。“二战后，西方女性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一时期，大部分英语国家采纳了同工同酬、相等机会法，力图纠正工作待遇上的性别歧视……尽管女性权益似乎人人皆知，但是强奸、殴妻、虐子事件仍然随处可见”（朱刚 341）。此时的女权主义者已不再一味强调男女间绝对的平等，而是向男女间的差异与不同转变。
但是，在以理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在心理与精神上都受到了强烈的禁锢。莱辛注意到了这点，对于苏珊的悲剧的产生留给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苏珊的悲剧只是许多悲剧中的一个缩影。苏珊感觉到了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却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消解这样的苦闷，最后只能用自杀来解决这样的矛盾。莱辛用这样一个短小的故事，放大了当时女性内心的对自己心灵空间的呼唤，阐述了在父权制度下家庭妇女在精神与心理上苦苦寻找自由的生活状态，从而引发更多的人对女性生存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注解：
①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朵丽丝·莱辛：《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范文美 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87-123，以下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作者简介：叶婷婷（1988-），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十九号房》；自由；空间；女性主义
多丽丝·莱辛（1919-），英国人，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1919年出生于伊朗，父母为英国人，一生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伊朗、地罗得西亚（即今“津巴布韦”）、波斯、英国，体验不同的文化与国家制度。莱辛本身也有着很丰富的人生阅历，16岁开始工作，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青年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曾一度参加共产党。曾两次结婚并离异。“她的人生经历使其具有复杂的空间存在感， 因而对空间认同和文化形态有深刻的体验。莱辛写作取材的独特性和丰富的空间因素， 使她在欧美文学史上有别于在英国本土长大的作家”（赵晶辉 62）。
《十九号房》被收入到多丽丝·莱辛《非洲故事集》中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分卷中。主人公苏珊看似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工作稳定收入高，子女健康，一家住在漂亮的住宅中。但是苏珊却感到生活的压抑，不断寻找一成不变生活的突破点，最终却走上了不归之路。作品中对房间、地域的书写与其中象征的空间隐喻，都表达了主人公苏珊的困惑与不安。本文选择从空间批评的角度，剖析作品中的空间隐喻与苏珊在不同空间下的表现，从而揭示女性生活困境以及她们对生活的焦虑，进而展示作者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思考。
一
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米克·巴尔认为“故事由素材的描述方式所确定。在这一过程中，地点与特定的感知点相关联。根据其感知而着眼的那些地点称为空间。这一感知点可以是一个人物，他位于一个空间中，观察它，对它做出反应”（巴尔 106）。 人类对于其存在的环境，行走的道路，地点与空间都会有一定的感知，无论是在视觉、听觉或是触觉上。任何一部小说都有一定地点的存在，其中的人物都会有这样的感知点，因而，对小说中空间的研究不是没有意义的。
《十九号房》中苏珊家漂亮的大房子，花园，妈妈的房间，旅馆，最后的十九号房，还有穿插在中间的威尔士偏远山区，都是苏珊生活或经过的地点。这些地点或是空间，虽然看似静止，单纯作为物理意义存在于小说中，但其实是主人公苏珊在寻找自我中的一个个关键点，具有一定的空间隐含意思。正如韦格纳所说，“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韦格纳 137）。在小说中，虽然是苏珊在不断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空间，在不同的地点中穿行，其实反过来，这些空间本身也影响着苏珊。苏珊在寻找内心自由的过程中，在不同地点徘徊行走形成了故事的“结构化”。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苏珊对这些地点的反应，地点对苏珊的影响，以及最后苏珊在自由路上的决策，形成了故事的“主题化”。这两条线有效的引发读者思考女性在生存空间上的“自由”与自我身份上的认同。
二
苏珊与马修的婚姻在局外人看来都是相当完美的，有庭院的房子，丈夫收入不错，孩子们也是在相当理智的决定下产生的。但是局内人苏珊却越来越觉得压抑。作品中多次提到花园。原本，花园应该是一家人生活美满的象征，“两人互有默契，一旦婚姻稳定下来，他们就要买一间有庭院的房子，生男育女”（88）。但是，随着生活的继续，苏珊却越来越感到压抑，越来越被生活所累。“而苏珊越来越感空虚（这种感受，通常是她单独一人在花园工作的时候，最为强烈。她现在尽量避免去花园，除非马修或是孩子们陪伴她）”（93）。花园在房间中处于比较接近自然的部分，靠近自然，却更让苏珊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然。对于马修的外遇，外在表现的苏珊认为“理智”让她采取回避的态度，自己的内心却一再采取的是怀疑的态度，自己准备恢复自主的女性生活，却一直不能跟随内心的自由。到孩子上学了，她想找回自己的时间，“她于是走到花园……她看看树，看看褐黄的河水，可是她全身紧张，像是惊慌过度，花园里似乎有个敌人在旁窥伺”（95）。苏珊感觉那个敌人要攻击她，“她等魔鬼出现，把她带走，可是他没有出现”（98）。后来，她把它想成“假装年轻人的中年人”、“草蛇”（103）。苏珊“渴想自己有间房间，或有个什么地方，随便哪里，可以让她独自一人坐下来，独自一人，别人谁也找不到她”（103）。待在花园中，让苏珊越来越紧张，无论是那想象中的中年人还是草蛇，都让苏珊很不舒服，似乎在引诱她、占据她。由于在花园中受到自由的压抑，家庭的羁绊，花园便成为了苏珊开始寻找自由的跳板。
在有了跳板之后，“妈妈的房间”成为了苏珊在寻找自我路途上的第一个空间。苏珊本以为有了自己的房间会很开心，但是在听到马修与孩子们的对话后，特别是马修的郑重其事后，让苏珊感觉受到了排斥。“苏珊独处的需要并不是自热而然被接受的，而是作为弱点和缺陷被包容的”（姜红 16）。当“那个房间变成另一间家人休息的地方”（102）时，苏珊内心的魔鬼又出现了，好像时时刻刻在提醒着她。“妈妈的房间”最终还是没有成为苏珊“自己的空间”。
苏珊在寻找的路途上越走越远。这一次是坐火车到维多利亚区，找到的一家宁静的旅馆。虽然“那是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没什么特别之处，正合苏珊之意”“她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104）。作者这里多次强调“独自一人”，以突出苏珊此刻至少是在身体上是独立的。可是好景不长，女经理唐珊小姐打扰了苏珊的轻松时刻。唐珊羡慕苏珊的家庭和她所拥有的一切。苏珊不得不以理性的方式与唐珊交谈，但此时的苏珊却更想以感性的方式对待自己。最后，苏珊放弃了这个“不属于自己的房间”。
威尔士偏远山区是苏珊所知的最偏远的地方。“电话线却像狗带子那样绑着她，要她履行责任”（107）。即使是在山区，“她仍会受到自己疯狂的情绪所袭，因为山谷不够大”（107）。虽然是休假，但是对于苏珊来说，依旧离不开家庭，在山区中完全没有悠闲的感觉。她依旧得扮演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这种外在的自然与内心的束缚，更是让苏珊痛苦不已。 十九号房是苏珊最后的心灵空间，它位于“浮德旅馆”的小型旅馆中。即使这个地方在店主看来与苏珊的身份不符，但她知道“她属于这个地方，这个房间等着她前来，等待已久”（111）。这里对于苏珊来说，完全是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让她能完全脱离现在生活的繁杂，更加接近自己的内心。苏珊回到家里，继续扮演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似乎变得更加容易了。慢慢的，丈夫马修发现了这样的变化，并且派了私人侦探来查她的行踪，这使十九号房完全暴露在外。“世界已发现了她的行踪，压力压在她身上。他是默许来这儿，他随时可能出现，出现在这十九号房”“她数度回到那房间，寻找自己，但发现的却是无名的不安”（116）。在原以为属于自己的房间被丈夫发现后，苏珊又回到了以前焦虑的状态，苏珊在内心说“事实上，没有了那个房间，我的生命也完了”（118），现实中，苏珊却只能向自己的丈夫妥协。最后，对于苏珊来说，平静被打破的唯一解决办法，便是“转开煤气，躺到床上”（122）。
三
苏珊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各个空间都对苏珊身份与内心活动有一定体现。花园束缚着苏珊，苏珊不得不担任母亲的角色。虽然花园靠近自然，但由于与家庭、与家庭义务联系在一起，花园时刻提醒着苏珊要担任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几乎把苏珊逼疯。“妈妈的房间”使丈夫与孩子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她，这也不是苏珊所要的自由，反而使苏珊原有的理性都要消失了，只剩下疯癫。维多利亚山区的旅馆，本以为是不错的地点，却因为羡慕苏珊的女经理唐珊所打扰而失去，经理觉得美满的生活就应该像苏珊家一样，苏珊不得不以理性对待她，这又把苏珊在做回自我的路途上牵引回到妻子与妈妈的角色中。威尔士偏远山区亦是如此，山区本应更是接近自然与自我的地方，但是对于苏珊来说，来自家人的电话拴着她，使她不能走得更远，如在“妈妈的房间”里一样，她像是需要恢复精神的人，依旧没有办法，她只能回到自己本身那个越来越不喜欢的角色。最后，苏珊找到了十九号房，这里真的能让她放松，享受自我解放的快乐，她可以大声说话、大胆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不会束缚到她，她可以更好的做到那个感性的自己，十九号房可以说是她的心灵空间。“房间是我们在世的一角”“房屋是人的第一个世界，从房屋开始，人立即成为一种价值”（Bachelard 5）。对于苏珊来说，十九号房，就是自己寻找到自我价值的所在之处。可是后来，这个地方的宁静被丈夫的发现而打破。对于丈夫闯入她的心灵空间，意味着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自由再次失去。苏珊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最终只能自我了结。
在苏珊死之前，她再次提到了那个“魔鬼”，“魔鬼不在房里，他走了，再也不会出现。她已向他购买了自由，已滑入黑暗的梦境”（122）。不断引诱她的魔鬼，实际上是苏珊不断更加接近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冲突。苏珊内在一直处于“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结合中，她企图在寻找自己心灵空间的过程中，同时也当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一方面社会的“理智”让苏珊成为好妻子好母亲，让她恪守这个社会上不成文的规矩；另一方面，苏珊自己内心的"情感"告诉自己想要自由，想逃离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只是最后，理智不断排挤着感性，在不断不同空间的寻找中，不同空间传递给苏珊的不同信息，让苏珊反思自己的行为，最终成为了寻找路途上的牺牲品。
四
《十九号房》发表于1963年，正值二战结束，同时，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也已经结束。“二战后，西方女性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一时期，大部分英语国家采纳了同工同酬、相等机会法，力图纠正工作待遇上的性别歧视……尽管女性权益似乎人人皆知，但是强奸、殴妻、虐子事件仍然随处可见”（朱刚 341）。此时的女权主义者已不再一味强调男女间绝对的平等，而是向男女间的差异与不同转变。
但是，在以理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在心理与精神上都受到了强烈的禁锢。莱辛注意到了这点，对于苏珊的悲剧的产生留给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苏珊的悲剧只是许多悲剧中的一个缩影。苏珊感觉到了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却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消解这样的苦闷，最后只能用自杀来解决这样的矛盾。莱辛用这样一个短小的故事，放大了当时女性内心的对自己心灵空间的呼唤，阐述了在父权制度下家庭妇女在精神与心理上苦苦寻找自由的生活状态，从而引发更多的人对女性生存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注解：
①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朵丽丝·莱辛：《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范文美 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87-123，以下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作者简介：叶婷婷（1988-），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