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科学救国是他不变的理想。他在美国学习工作了20年，但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却属于中国的科学事业。他不仅是一位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他的成就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一九七九年， 就在中美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不久，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当他们抵达北京时，其中的一位国防部官员赫尔德·布朗先生，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询问起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钱学森的近况，他清楚地记得这位个子不高的中国同学是班里的优等生，也是美国火箭研制的先驱人物，而1955年他回到了中国，此后，所有与他相识的人都没有了他的消息。
　　而此次，赫尔德·布朗并没有见到他的这位老同学，不过，他在参观访问中已经获得了他所期望得到的答案，那就是多年以来主持中国航天技术飞速进展的核心人物正是钱学森。
　　而赫尔德·布朗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此时还担任着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他回国后向学校提名，建议将1979年度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荣誉奖章授予钱学森。
　　1955年，当钱学森离开美国的时侯，他有15000多页的研究手稿留在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办公室里。这是他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20年记录的一部分，后来正当这些手稿就要被当作废纸处理掉时，他当年的一位同事弗兰克·马伯博士发现了它们。他觉得很有价值，于是收集、整理，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钱学森手稿》。
　　但是钱学森当初放弃这些手稿似乎还有另外的原因。
　　从一离开美国开始，钱学森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中外记者无不对这位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后的生活充满好奇。当年一位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正好拍下了钱学森一家从香港步入深圳罗湖桥的（瞬间）镜头。从照片上看这位火箭专家与人们想象中的不同，他一手领着自己6岁的儿子而另一只手却提着一把吉它。
　　1955年10月8日。这天早晨，钱学森一家终于看到了祖国的地平线。中国外交部委托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他们一行三十多名留学生乘火车从香港九龙进入深圳。
　　国内对于钱学森的回国非常重视，当时主管科学和外交工作的陈毅副总理，特别指示中国科学院要派专人前往罗湖口岸迎接。
　　从1956年开始，钱学森担任了这样一些职务：国防部导弹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以及从事相关基础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由于这些机构的建立，中国在1964年成功发射了一颗自行研制的射程为12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中国在1966年10月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导弹核武器，1970年，中国将第一颗重量为173公斤的人造地球卫星顺利送入太空预定轨道。
　　1966年10月27日，中国试验了一颗带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对钱学森来说，意味着《1956年--1967年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由他主持制定的导弹研制的预期目标，提前一年完成了。
　　中国导弹的发展，从现在看来并不稀奇，而在1955年，钱学森的这个建议是超前而大胆的。那时全世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导弹研制成功。不用说中国人对导弹没概念，就连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通人也对导弹没有很清楚的认识。
　　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消息，在美国政府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980年5月20日，美国合众社向全世界提供了一篇专稿，标题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写到，“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慧人物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许多年以前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美国政府因为害怕他回到中国，扣留了他五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钱学森，今年69岁，在这个名字背后有着一段任何侦探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像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次长在钱学森回国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宁可枪毙他，也不愿他回到中国。“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强过五个师。”这句著名的断言，已经被钱学森在1955年返回祖国之后的事实所证明。
　　从1970年开始，钱学森总是穿着一身军装、一双步鞋，奔波于北京与各个试验基地之间。而1980年5月18日这一天，钱学森却平静地坐在国防科委北京的指挥中心一个不太显眼的座位里。此刻，在中国西北大漠深处的发射场里，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整装待发，这枚导弹将跨越万里的，飞向太平洋，这是我国一代导弹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