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后，疫情在欧洲大反攻，匈牙利老汉学家姑兰女士又被“困在”了波马兹小镇。
　　若在以往，这位八旬老人的文化生活总是很丰富，会隔三差五搭乘直通布达佩斯的小火车进城看展览，听歌剧，参加各种读书活动。但自从新冠肆虐，我只去看望过她一次，而且只在门口，将带去的口罩和她新译的《京剧戏曲故事》样书交给她。不过我们经常通话，因为她亲自出马，为我的长篇小说《纸鱼缸》匈语版做编辑。
　　我与姑兰老师相识多年，非常敬重她。半个世纪来，她不仅翻译过莫言、苏童、鲁迅、周作人、孙犁、三毛、陈村的小说和《秋胡戏妻》《看钱奴》《生金阁》等元曲，还在出版社担任过几十年编辑。匈文版的《西游记》 《道德经》 《孽海花》 《老残游记》等古典作品和鲁迅、林语堂、老舍、谌容、莫言等现当代作品都是由她编辑的，她为此荣获了“第十二届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
　　1956年，18岁的姑兰到北京大学留学，住在一个红门红窗、灰砖灰瓦的中式庭院。据她记忆，从春到秋，从早到晚，院里总能听到蝉鸣。宿舍的窗户朝向带回廊的庭院，室友是一位蒙古姑娘。给他们上课的，都是像王力、林庚、吴组缃、王季思等一代名师。
　　两年后，姑兰和一位比她高两届的留学生在海淀区登记结婚，很快生下长子托马什。当时北大虽允许留学生结婚，但总不能在宿舍里带孩子，晒尿布，所以小夫妇在北大隔壁的村子里租下两间矮房，边带孩子边读书。
　　房东王太太是位小脚寡妇，之所以把小院里的空房租给他们，是担心会“被公家收走”。老屋的木窗只有一小块玻璃，其他部分要糊窗户纸。为了保暖，姑兰在窗棂的内外糊了两层窗纸，因为匈牙利的窗玻璃都是两层，中间有个保温夹层。但王太太看了甚感怪异，一是认为这样很浪费，二是觉得，若想让窗纸厚实，也应该把两层纸糊到一起呀，不管姑兰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
　　那是一段难忘的“中国日子”。他们跟当地村民一样用生铁炉取暖，做饭，打来井水用水壶烧热，在搪瓷脸盆里给孩子洗澡。热心的王太太常帮他们洗衣服，隔壁的陈太太帮忙带孩子，小两口继续寒窗苦读。姑兰很怀念那段清贫、质朴而温暖的时光，左邻右舍处经常叫他们过去吃包子或饺子，小托马什也有好几个中国玩伴。“远亲不如近邻”，她非常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丈夫毕业后留在匈牙利驻京使館工作，他们搬进城里，在有浴室和热水的环境里生下了二儿子，并请一位包太太做保姆，相处得像是一家人。姑兰继续在北大读书，经常去探望王太太和邻居。特别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的日子过得很苦，姑兰每次去，都会带很多食品分给大家，毕竟留学生和外交官能多获得一些副食补助。
　　在姑兰家的老相册里，我看到当年她和王太太、陈太太的合影，矮墙前，柳树下，她们看上去很亲昵。
　　前年夏天，80岁的姑兰到北京领奖，特意让托马什陪同，一为照料自己，二为让儿子“返乡”。母子俩去了托马什出生的协和医院和上过幼儿园的米粮库胡同，当然还去了北大，找到当年的宿舍，现在是“人文社科研究所”。隔壁那片老屋早已拆掉，她对王太太、陈太太和包太太的记忆停留在发黄的照片里。
　　我每次见她，都催她写回忆录，并说中国很鼓励“外写中”。她说她在中国生活的十年正值五六十年代的动荡期，那些都能写吗？我说当然，口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碎片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