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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Blanchot，1907—2003年）是后结构主义的先驱、现象学在法国的传承者，也是福柯、德里达、杜拉斯、罗伯—格里耶等人最喜爱的作家。目前国内仅译有一本他的评论集《文学空间》。布朗肖的海外影响经历了一个缓慢攀升的过程，这既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难度，也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有关。他是法国文坛的隐士，曾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小镇上独居近10年。他虽以写评论为生，却离群索居，从不接受采访，也不拍照。长久以来，研究者们很难接近他的信件、档案等个人材料，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完整的传记迟至1998年才问世。
然而，布朗肖在战后的法国文坛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被称为“看不见的伙伴”。他越是远离巴黎、远离民众，作品越是深邃难懂，其影响力就越大。这完全体现了布尔迪厄对文化生产场域的判断。在有限生产次场里，文化生产者的被消费对象基本只有其他生产者，也就是他的竞争者，这个场域体现的法则看似与经济无涉，实际上却是建立在“对权力场和经济场的基本原则的一种倒置的基础上的”。用布尔迪厄的另一组术语来说即是，作家越远离经济资本，远离商业利益，他积累的文化资本就越多，在文化生产场域里就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观察，这些文化资本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同时，由于他始终为其他文化生产者写作（小说、书评），与其中一些人保持长期交往，积累的社会资本同样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尽管这一切可能并不是作家本人的初衷。
文学：“介入”还是“存在”？
布朗肖和他的同龄人萨特在上世纪40年代围绕“文学介入”展开过论争，体现了后来被称作“后结构主义”的许多思想，从中可以提炼出布朗肖基本的文学观。“文学介入”的讨论过后，两人声誉渐隆，但布朗肖走的是一条艰苦卓绝、执行“颠倒的经济原则”的道路。
要回应文学是否介入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首先要回答萨特提出的“什么是文学”。这在逻辑上有多种方式，“是”这个词的含义很多，至少包括：A.存在（我思故我在，Ithink，thereforeIam）；B.等同（“海狸”是波伏瓦）；C.类属（萨特是哲学家）；D.本体／属性（“生活是恶心的”）。此外，还可以用其他的提问方式来取消这个问题，比如不去追究何谓文学，只考察使用这个词的具体语境，而语境本身是无止尽的。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里描述了文学活动的性质，“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的激情”，“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这些描述是上述D的形式，却没有说明文学活动的特性，其主语可以用其他词替换，任何一则公告、通知甚至法院传票同样可以是用语言来召唤读者，并通过后者“转化为客观存在”。当《什么是文学》的逻辑落脚到“文学是介入”、“文学是行动”的时候，实际上采用了C的方式，把文学归属到一个更大的范畴里去。
布朗肖的回答方式却是A：语言自身的存在。他在1947年年底发表了回应萨特的长文《文学与死的权利》，“艺术作品还原为存在。这是它的使命所在，存在，即：使‘这词本身，这就是’在场……‘整个奥秘在此’。但是……应说的是作品从不曾以某物或者某个一般意义上的有生命之物那样实存着”。文学语言的建构看起来很像各行各业皆有的“作—品”，但它实际上否定实在，走向虚空，它并非受主体支配的语言工具，“尚存什么呢？‘这词本身：这就是’。这词支撑着所有的词，它在各种词的掩饰中支撑着它们，它被掩饰起来，成了它们的在场，它们的储存，当它们中止时，它显示为‘闪电的瞬间’，‘闪光的爆发’”。这里布朗肖吸收了马拉美“Itis”的诗学观念，德里达在1974年的《马拉美》一文中把它解释为不及物的、能指的运动，布朗肖在《文学空间》里没有走那么远，他对“Itis”的阐发带有海德格尔的色彩，从整体上强化了《文学与死的权利》对文学语言特性的表述。
隐士之路
布朗肖的生活经历与他的文学主张十分契合。二战以前，年轻的布朗肖曾供职于法国的多家右翼政治报刊（他本人并无反犹记录），随着纳粹德国节节胜利，法国民族主义的诉求基本上成为乌托邦，青年右翼知识分子面临抉择：要么依附纳粹，要么出于民族情感转向未来的民主法国。现实政治的失败促使布朗肖反省自己，他的名字逐渐淡出右翼报刊。1937年成为一个转折点，他不再撰写政治评论，和“青年右翼联盟”的大部分朋友决裂。从这时起，布朗肖开始转变为一名撰写文学评论的专栏作家。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出版了一部评论集和两部长篇小说，在文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始为《方舟》《批评》《四季》《七星丛刊》《现代》等刊物写评论。虽然他已经转入左翼，受邀参加对文化界附逆者的审判，他却没有介入政治生活，出人意料地搬到法国最南端的海滨小镇埃泽居住。
布朗肖远离了巴黎社交圈，他的声望反而渐渐达到顶点。整个40年代，他出版了小说《晦暗托马》《至高者》《死亡中止》和《火的部分》《洛特雷阿蒙与萨德》等评论集。从1953年开始，他成为让·波朗主持的《新法兰西文学》的固定作者，较少为其他报刊写稿，此外自战争时期起就一直担任伽利马出版社“七星文学奖”的评审。布朗肖用优美又很含混的笔调讨论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派作家和诗人，也向读者介绍当代德国哲学，他日渐成熟的思想吸引了年轻一代学人，福柯和德里达对他尤其着迷，阅读了他大部分的作品。从《死亡中止》到《避开我的人》，布朗肖的小说也进入一个新阶段，他称之为“叙事”（Récit），故事情节被减至最少，人物与无名的他者在一团浓雾般的环境里相遇。如果说他的早期作品还有些卡夫卡的色彩，这个时期的“叙事”则模糊了现实指涉，主人公的身份很不分明。1962年的《等待遗忘》更是以断片形式写成。德里达后来在《邻地》中说，布朗肖的作品发出时断时续、迷人的微光，仿佛来自海岸上看不见的灯塔。
50年代末，布朗肖回到巴黎居住，后半生只参加过两次政治活动：一次是支持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的“121宣言”运动，一次是1968年“五月风暴”。1968年之后，布朗肖不再为伽利马出版社的杂志写稿。他没有自己的家庭，健康状况也不太好，搬进兄长勒内在郊外的别墅，跟兄嫂一起生活。尊敬和喜爱布朗肖的人很多，但他减少了与朋友的会面，只把地址告诉少数几人。德里达有一个阶段每年都给他打两次电话、定期寄明信片，那是一种老式的风光画片，德里达早年购于埃泽的小巷里。他认为布朗肖住在埃泽这10年，思想穿越了尼采之路，寄明信片这件事充满了“挚爱、仪式般的激情和一点小小的迷信”。
社会资本的转化
布朗肖早年毕业于索邦大学哲学系，但没有像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等人那样取得教职，其拥有的“文化资本”主要是一些受众极少的小说和发表于文学、思想类刊物的书评，缺乏学术体制的保障。“新小说”的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说：“在文学中我所感兴趣的是布朗肖和雷蒙·卢塞尔，他们既不是靠读者的数量，也不像现在传说的那样是靠他们占据的媒介地位来赢得大众。他们的作品在所谓的文学中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位置，然而，我欣赏的正是这些作品。当我开始写作时，我感到自己注定处在这沉默的、严肃而艰苦的以及半秘密的状况中。然而，所发生的一切却完全相反。”罗伯－格里耶出道之时，布朗肖已经完成了他绝大部分的叙事作品，为什么两人对大众的影响有如此大的差别呢？罗伯—格里耶认为是时运所致，他步入文坛的时候，人们已经厌倦了加缪和萨特，即使他们并不真正对他的小说感兴趣，仍然把这些作品当成新鲜的实验品看待。
布朗肖的作品比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对知识分子施加了更大的影响，他不仅是后结构主义和“新小说”的先驱，与福柯、德里达、杜拉斯、罗伯—格里耶等人保持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同时也是巴塔耶和列维纳斯的密友，德勒兹、克罗索维斯基、吕克·南希、保罗·德曼等人都有著作讨论他。90年代初，已名满天下的德里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关于“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演讲，把布朗肖当做一代宗师介绍给美国听众，称布朗肖的文章《马克思的三种声音》“以既审慎又令人眩目的方式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理智光芒，其所表述的意见与其说是对我们必须在今天作出应答的问题的评价，不如说就是对那一问题的充分回答”。这些累积的“社会资本”是从一种自然的文化联系和个人交往中生发出来的，最初并非有利可图；而另一方面，其回报也超过了作家本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的转化还离不开代理人。出版商、作家让·波朗是布朗肖所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重要代理人。两人的相遇有些戏剧性，布朗肖对波朗的著作《塔布之花，或文学中的恐怖》提出了严厉批评，后者却因此发现布朗肖的才华。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晦暗托马》开始，布朗肖大部分的作品都交给了波朗任职的伽利马出版社或该社旗下的报刊。波朗和女编辑多米尼克·奥利负责处理布朗肖的各种文稿，为他争取了优厚的稿酬，战后他的文章越来越晦涩，仍然能顺利通过编审，与知识界的读者见面。
如布尔迪厄所言，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转化有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以“投资策略”的眼光视之，这样的人生充满了极大的风险，而其后的成功也未必就在布朗肖本人的预期之内。从我国目前的文化环境来看，虽然活跃着数量众多的自由撰稿人，却仍然受制于各种他律原则，难以产生像布朗肖、巴塔耶这样对思想界施加重要影响的评论家。
然而，布朗肖在战后的法国文坛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被称为“看不见的伙伴”。他越是远离巴黎、远离民众，作品越是深邃难懂，其影响力就越大。这完全体现了布尔迪厄对文化生产场域的判断。在有限生产次场里，文化生产者的被消费对象基本只有其他生产者，也就是他的竞争者，这个场域体现的法则看似与经济无涉，实际上却是建立在“对权力场和经济场的基本原则的一种倒置的基础上的”。用布尔迪厄的另一组术语来说即是，作家越远离经济资本，远离商业利益，他积累的文化资本就越多，在文化生产场域里就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观察，这些文化资本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同时，由于他始终为其他文化生产者写作（小说、书评），与其中一些人保持长期交往，积累的社会资本同样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尽管这一切可能并不是作家本人的初衷。
文学：“介入”还是“存在”？
布朗肖和他的同龄人萨特在上世纪40年代围绕“文学介入”展开过论争，体现了后来被称作“后结构主义”的许多思想，从中可以提炼出布朗肖基本的文学观。“文学介入”的讨论过后，两人声誉渐隆，但布朗肖走的是一条艰苦卓绝、执行“颠倒的经济原则”的道路。
要回应文学是否介入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首先要回答萨特提出的“什么是文学”。这在逻辑上有多种方式，“是”这个词的含义很多，至少包括：A.存在（我思故我在，Ithink，thereforeIam）；B.等同（“海狸”是波伏瓦）；C.类属（萨特是哲学家）；D.本体／属性（“生活是恶心的”）。此外，还可以用其他的提问方式来取消这个问题，比如不去追究何谓文学，只考察使用这个词的具体语境，而语境本身是无止尽的。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里描述了文学活动的性质，“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的激情”，“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这些描述是上述D的形式，却没有说明文学活动的特性，其主语可以用其他词替换，任何一则公告、通知甚至法院传票同样可以是用语言来召唤读者，并通过后者“转化为客观存在”。当《什么是文学》的逻辑落脚到“文学是介入”、“文学是行动”的时候，实际上采用了C的方式，把文学归属到一个更大的范畴里去。
布朗肖的回答方式却是A：语言自身的存在。他在1947年年底发表了回应萨特的长文《文学与死的权利》，“艺术作品还原为存在。这是它的使命所在，存在，即：使‘这词本身，这就是’在场……‘整个奥秘在此’。但是……应说的是作品从不曾以某物或者某个一般意义上的有生命之物那样实存着”。文学语言的建构看起来很像各行各业皆有的“作—品”，但它实际上否定实在，走向虚空，它并非受主体支配的语言工具，“尚存什么呢？‘这词本身：这就是’。这词支撑着所有的词，它在各种词的掩饰中支撑着它们，它被掩饰起来，成了它们的在场，它们的储存，当它们中止时，它显示为‘闪电的瞬间’，‘闪光的爆发’”。这里布朗肖吸收了马拉美“Itis”的诗学观念，德里达在1974年的《马拉美》一文中把它解释为不及物的、能指的运动，布朗肖在《文学空间》里没有走那么远，他对“Itis”的阐发带有海德格尔的色彩，从整体上强化了《文学与死的权利》对文学语言特性的表述。
隐士之路
布朗肖的生活经历与他的文学主张十分契合。二战以前，年轻的布朗肖曾供职于法国的多家右翼政治报刊（他本人并无反犹记录），随着纳粹德国节节胜利，法国民族主义的诉求基本上成为乌托邦，青年右翼知识分子面临抉择：要么依附纳粹，要么出于民族情感转向未来的民主法国。现实政治的失败促使布朗肖反省自己，他的名字逐渐淡出右翼报刊。1937年成为一个转折点，他不再撰写政治评论，和“青年右翼联盟”的大部分朋友决裂。从这时起，布朗肖开始转变为一名撰写文学评论的专栏作家。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出版了一部评论集和两部长篇小说，在文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始为《方舟》《批评》《四季》《七星丛刊》《现代》等刊物写评论。虽然他已经转入左翼，受邀参加对文化界附逆者的审判，他却没有介入政治生活，出人意料地搬到法国最南端的海滨小镇埃泽居住。
布朗肖远离了巴黎社交圈，他的声望反而渐渐达到顶点。整个40年代，他出版了小说《晦暗托马》《至高者》《死亡中止》和《火的部分》《洛特雷阿蒙与萨德》等评论集。从1953年开始，他成为让·波朗主持的《新法兰西文学》的固定作者，较少为其他报刊写稿，此外自战争时期起就一直担任伽利马出版社“七星文学奖”的评审。布朗肖用优美又很含混的笔调讨论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派作家和诗人，也向读者介绍当代德国哲学，他日渐成熟的思想吸引了年轻一代学人，福柯和德里达对他尤其着迷，阅读了他大部分的作品。从《死亡中止》到《避开我的人》，布朗肖的小说也进入一个新阶段，他称之为“叙事”（Récit），故事情节被减至最少，人物与无名的他者在一团浓雾般的环境里相遇。如果说他的早期作品还有些卡夫卡的色彩，这个时期的“叙事”则模糊了现实指涉，主人公的身份很不分明。1962年的《等待遗忘》更是以断片形式写成。德里达后来在《邻地》中说，布朗肖的作品发出时断时续、迷人的微光，仿佛来自海岸上看不见的灯塔。
50年代末，布朗肖回到巴黎居住，后半生只参加过两次政治活动：一次是支持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的“121宣言”运动，一次是1968年“五月风暴”。1968年之后，布朗肖不再为伽利马出版社的杂志写稿。他没有自己的家庭，健康状况也不太好，搬进兄长勒内在郊外的别墅，跟兄嫂一起生活。尊敬和喜爱布朗肖的人很多，但他减少了与朋友的会面，只把地址告诉少数几人。德里达有一个阶段每年都给他打两次电话、定期寄明信片，那是一种老式的风光画片，德里达早年购于埃泽的小巷里。他认为布朗肖住在埃泽这10年，思想穿越了尼采之路，寄明信片这件事充满了“挚爱、仪式般的激情和一点小小的迷信”。
社会资本的转化
布朗肖早年毕业于索邦大学哲学系，但没有像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等人那样取得教职，其拥有的“文化资本”主要是一些受众极少的小说和发表于文学、思想类刊物的书评，缺乏学术体制的保障。“新小说”的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说：“在文学中我所感兴趣的是布朗肖和雷蒙·卢塞尔，他们既不是靠读者的数量，也不像现在传说的那样是靠他们占据的媒介地位来赢得大众。他们的作品在所谓的文学中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位置，然而，我欣赏的正是这些作品。当我开始写作时，我感到自己注定处在这沉默的、严肃而艰苦的以及半秘密的状况中。然而，所发生的一切却完全相反。”罗伯－格里耶出道之时，布朗肖已经完成了他绝大部分的叙事作品，为什么两人对大众的影响有如此大的差别呢？罗伯—格里耶认为是时运所致，他步入文坛的时候，人们已经厌倦了加缪和萨特，即使他们并不真正对他的小说感兴趣，仍然把这些作品当成新鲜的实验品看待。
布朗肖的作品比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对知识分子施加了更大的影响，他不仅是后结构主义和“新小说”的先驱，与福柯、德里达、杜拉斯、罗伯—格里耶等人保持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同时也是巴塔耶和列维纳斯的密友，德勒兹、克罗索维斯基、吕克·南希、保罗·德曼等人都有著作讨论他。90年代初，已名满天下的德里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关于“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演讲，把布朗肖当做一代宗师介绍给美国听众，称布朗肖的文章《马克思的三种声音》“以既审慎又令人眩目的方式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理智光芒，其所表述的意见与其说是对我们必须在今天作出应答的问题的评价，不如说就是对那一问题的充分回答”。这些累积的“社会资本”是从一种自然的文化联系和个人交往中生发出来的，最初并非有利可图；而另一方面，其回报也超过了作家本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的转化还离不开代理人。出版商、作家让·波朗是布朗肖所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重要代理人。两人的相遇有些戏剧性，布朗肖对波朗的著作《塔布之花，或文学中的恐怖》提出了严厉批评，后者却因此发现布朗肖的才华。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晦暗托马》开始，布朗肖大部分的作品都交给了波朗任职的伽利马出版社或该社旗下的报刊。波朗和女编辑多米尼克·奥利负责处理布朗肖的各种文稿，为他争取了优厚的稿酬，战后他的文章越来越晦涩，仍然能顺利通过编审，与知识界的读者见面。
如布尔迪厄所言，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转化有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以“投资策略”的眼光视之，这样的人生充满了极大的风险，而其后的成功也未必就在布朗肖本人的预期之内。从我国目前的文化环境来看，虽然活跃着数量众多的自由撰稿人，却仍然受制于各种他律原则，难以产生像布朗肖、巴塔耶这样对思想界施加重要影响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