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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金融行业工作的诸位而言，你们的工作取决于你们评估和管理风险的能力。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很多风险是有形的——它们可以通过分析识别，用模型度量，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本身并不是决策制定的障碍，它仅仅是那些决策的参数罢了。
不过当风险变成不确定性时，情况就不同了。从定义上看，不确定性指无法被预测或量化。因此，它对于决策制定就更像是个阻碍。而且不确定性还带来经济成本：公司推迟投资，家庭推迟消费增加储蓄。
在当前的欧洲经济体，我们面临来自几个方面的不确定性。我们面临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面临对欧洲的走向以及欧洲对于新冲击——英国公投，下一轮移民潮——的弹性的不确定性；以及，与这个会议更贴切的，面临对欧洲金融业前进道路的不确定性。
而这种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危机八年之后，我们仍然处于过渡阶段。相比于2008年，金融机构虽然已经相当强健，却还在不断调整他们的商业模式以适应后危机的世界。我们虽然有了新的监管机制，但我们对于它的轮廓还没有完整的定义。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金融业的新监管机制还存在实质上的遗留问题亟待解决。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摩擦。
但是不确定性有时也可能是自己强加的，而政策决定在其中起到了一些作用。在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仍然脆弱的环境，真正重要的是政策要能够切实降低不确定性，——而不能自己反而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
同时，政策也不能成为金融公司推迟改变其商业模式、进行技术升级的借口。为了重建对欧洲金融业的信心，所有的行动方都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危机后的环境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一个使得金融业更能盈利、更有效率、更稳定的机遇。
经营环境
现在欧洲金融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显然十分严峻。
欧元区银行的收益仍然十分微薄，他们的平均股本收益率（ROE）——虽然危机之后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仍然低于他们的股本成本。2008年起就持续进行的压缩成本和回归理性的行动使得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空间不大。而低利润率限制了银行内部资本形成的能力。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下，新的挑战也随之产生，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在大宗商品生产部门的增长乏力。那么，政策制定者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呢？
当然，货币政策是否是盈利能力不强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个议论的话题。特别是当中央银行将利率降至负利率水平货币政策对银行的影响变得越来越负，这种担忧甚嚣尘上。这是因为银行放贷的利率在线性下降，但由于零售存款利率是刚性的，银行的融资成本却不是线性的，这就会挤压净利差。
我要强调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我们对它进行定期监测，并仔细研究那些其他国家或地区使用的用以减轻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渠道负面影响的措施。不过我同样认为需要对银行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源于货币政策的看法需要好好斟酌。
至今为止，许多银行通过扩大贷款规模、降低利息费用、减少风险拨备和资本回报等手段不仅仅抵消了利息收入的下降而且带来利息收入的增加。举例来说，去年欧元区银行净利息收入总额是增加的，尤其是些原有高利率债务到期需要重新融资的受冲击银行更是如此。负利率与我们的资产购买计划相互补充，对资产价格、信用风险和融资规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负利率政策的出台就是为了抵消央行政策和银行净利差下降对银行带来的直接成本上升的。
此外，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大的环境下，如果货币政策不作出回应，那么金融业要承担的成本将有多大呢？从最近银行的股票价格暴跌中可以看出，银行业对于比预期还要低迷的经济前景高度敏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价格稳定法定责任的承诺对于锁定名义增长的预期至关重要。那些不提倡适应性货币政策的人士必须问问自己，产出停滞、物价下降会给银行放贷量和贷款损失准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更概括地说，嗅着灵敏的市场捡漏者格外关注那些尚有遗留问题的银行，尤其是那些有大量不良贷款（NPL）的银行，以及那些缺乏可持续经营模式的银行。这些挑战与中央银行丝毫没有关系。从这些源头降低不确定性需要其他政策制定者和私有部门参与者的行动。
两件事情需要优先考虑。
第一是更果断地采取行动处理遗留资产。与问题贷款的庞大规模相比，不良贷款的处理工作仍然很慢。在那些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很多银行不良贷款占有形净资产和贷款损失准备的比率——所谓的“德州比率”（Texas Ratio）——目前维持在100%左右。这削弱了大家对这些银行未来承受损失能力的信心，一旦经济运行中有糟糕的事情发生，就会带来巨大的波动，同时阻碍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增长。
现在所有问题解决的先决条件就是加快不良贷款的处理：不良贷款水平和贷款损失准备由欧洲央行的监管部门按资产质量检查计划进行检查。现在的挑战是加快对不良贷款的核销处置。有多种政策措施能够推进这个过程。一是完善“破产制度”，将能够偿还债务的借款人从无力偿还债务的借款人中分离出来，并且使资产能尽快以合理价格出售。二是提高司法体系的效率，加快取消以不良贷款投资组合为标的的抵押品的赎回权。三是我个人认为推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最关键部分分拆出来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过这一办法建立在两个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即假定存在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合理的价格把遗留资产转移到那些有能力并且有意愿管理它们的投资者手中，还假定在那些不良贷款率最高的国家——如塞浦路斯和希腊——行采取果断行动使贷款迅速进入转让市场。
第二，那些公认的经营模式存在风险的银行需要在重新构建业务组合和经营模式上付出更多努力，降低不确定性。在这方面，资产分拆同样可以起到促进作用：与管理剩余资产截然不同，通过资产分拆处置银行资产可以简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得银行集中精力开发新业务，从而避免银行的“僵尸化”。此外，盈利能力差的银行需要想方设法提高非利息收入，并尽可能进一步降低它们的经营成本。不过这一点也有适用范围。 举例来说，从盈利方面，我们观察到银行业有一种通过提高手费续和佣金来弥补利息收入降低的趋势。有证据表明，银行正在为客户提供收费类产品，作为利息产品的补充。从降低成本的角度看，考虑到最近几年广泛的成本合理化进程，要进一步降低成本已经很有挑战性了，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申手可摘的“低挂的果子”，那就是行业整合。
市场集中度指标表明欧洲银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尤其是在那些银行体系更为分散的国家。举例来说，欧元区的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虽然在最近几年有所上升，但仍然处于750以下。而通常情况下，这一指数低于1000时表明集中度较低。有些国家的银行部门成本收入比仍然维持在高位。这说明在不加剧“太大而不能倒”问题的情况下，通过整合合并可以提高效率。
现在欧洲已经有了单一监管和处置机制，这为银行把资本集中到新的跨境并购机会创造了理想条件。我们的经济需要的是欧洲银行在欧洲市场上经营：大到从而实现跨境经营和分散风险，小到使得问题能够利用单一处置基金的资源内得以解决。这样一来，就能够充分利用银行联盟的优势，改善金融稳定和经济效率之间的权衡条件。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取消所有间接支持本土偏好的监管框架残留。举例来说，各国在执行规则时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有多大；跨境的流动性和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监管如何影响成立子银行还是开设分行的决定——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促进银行欧洲化的关键激励要素。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就存在这样一种风险：银行合并最终发生在进入到更为痛苦的处置程序时。
监管环境
下面就到了我演讲的第二部分：监管环境。显然，危机之后欧洲金融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监管环境的变革。变革体现在资本数量和质量、杠杆率、资金配置、自救债券、风险管理实践等方方面面。衍生品市场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遵照全面改革的日程表。监管是不确定性的来源吗？从长期来看，我很难相信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些监管倡议，欧元区银行的资本比率才从2008年的8%左右上升到现在的接近14%的水平。大多数国家的杠杆率也有所提高。并且融资来源也变得更加稳定：贷存比率的中位数从2008年的超过140%下降到现在的110%左右。把场外市场（OTC）衍生品纳入中央结算系统也降低了交易对手风险，并且降低了衍生品持有者在危机中的不确定性。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更稳健、更能承受冲击的金融业。虽然监管总会带来成本，但是大部分研究表明，在稳定的状态下，监管的宏观收益要超过它们的成本。举例来说，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的模拟研究发现新的监管框架会带来相当于欧盟年GDP0.6%～1.1%的宏观收益，而其长期成本只相当于欧盟年GDP的0.3%左右。
但是监管可能从两个方面创造不确定性。第一点是未来监管机制发展成什么模样难以预见；第二，新的监管制度如何落实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近年来，相继出台的各种新监管措施涉及面之广已经给金融部门带来了不确定性。不过我认为现在新监管机制的轮廓比以往清晰很多。巴塞尔协议III中未完成的关键部分，比如杠杆率、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波动性、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和交易账户的基础性评估，预计今年年底在欧洲都能完成。这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后危机时期欧洲的状态将相对稳定。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已经确定，现在的目标是在不进一步提高监管资本要求的前提下如何使巴塞尔协议III更加发挥作用。
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些方面需要多加关注。一个是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的时间表最近被推迟。毫无疑问，监管者在改革的迫切性和监管体系根本性改革所需要满足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之间面临艰难的取舍。但同样重要的是，这项工作的进程并没有失去动力，特别地，这一法案将成为未来“资本市场联盟”的支柱。
还有一个方面是清算机构的弹性、恢复和处置。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拟在今年晚些时候全球性框架出台后再提出相应的方案。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正努力在这方面工作上取得进展，并且会在G20杭州峰会之前出台指导文件。
关于监管的落实，我们也看到在适应磨合新体制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我们观察到最近银行股票的波动性似乎与如何执行巴塞尔协议III中第二支柱的资本要求时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一致的。我认为，最近欧洲银行局（EBA）的说明和单一监管机制（SSM）的额外沟通已经在减轻市场忧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出意外的话，监管资本要求不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现在还需要说明的就是新的处置框架将如何运作。去年，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处置案例激起了对于平等待遇的关注，不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并没有适用欧盟《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中规定的自救工具，而是通过使用欧盟成员国援助规则实现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债权人需要确定自己在新的处置结构中居于什么地位。
我认为，如果确保自有资金及合格负债的最低要求（MREL）和高级无担保银行债券在清偿中的先后顺序能在欧盟范围内等到相同的实施，那么这种情况会就会有所改善。此外，如果能厘清MREL和TLAC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MREL和TLAC在清偿中的先后顺序和在超额资本缓冲的角色的差异，那么情况就更好了。正在进行的MERL的评估工作，也涉及到TLAC的执行，需要解决所有二者之间不一致的情况和不确定性，而在这些明确之后，银行才能启动自救债务工具的发行工作，从而使新的处置机制完全生效。
我相信这些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会在2016年得到关注和完成。
技术环境
最后，请允许我在第三个方面费一些口舌。在我看来，金融业潜在不确定性中最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不断演化的技术环境。这里我所指的是革命性的新技术的涌现——所谓的“金融科技”——似乎将会重塑金融中介的结构。 金融科技沿着价值链在金融市场的各个部分扩散。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金融科技已经出现在支付、信贷发放、投资、财务顾问、保险等环节，涉及到金融的前台部门到后台部门。金融科技创新正在迅速渗透到新领域。举例来说，即时支付基础设施的进步促进了移动P2P、电子商务或销售点（POS）终端支付解决方案的发展，在某些领域这很可能成为新的支付标准。
金融科技对金融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对此我并不怀疑。它为消费者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好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它还蕴含了支持普惠金融的巨大潜力。总而言之，金融科技或许代表了我们的经济面临的那些基本问题——生产力不足、不平等加剧——的部分答案。
这就是对于这些之前不受监管的金融服务业，监管通常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支持其进入金融市场的原因所在。例如，修订后的《支付服务指令（PSD II）》扩展了支付服务供应商可从事的活动清单，其中包括发起支付和提供账户信息服务。然而，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于会对现有金融服务机构带来什么影响。
金融科技为新的初创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们能够与现有金融机构在特定的金融服务方面展开竞争，但是它们却不用承担维护IT系统的成本，也不必建立以合规为导向的企业文化。金融科技还向诸如苹果、谷歌、亚马逊这样的“大科技”公司开放了市场，这些公司在数字技术方面有内在优势。银行传统上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但金融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弱化银行的经营模式，从银行手中抢走生意，对银行造成威胁。
此外，更长期的技术创新，比如分布式账户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ies，DLTs）可能对金融中介带来深远的影响。分配式分类技术有巨大的潜力，它可能从实质上降低市场参与者的协调成本，从而弱化金融价值链中传统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并且提高抵押品的使用效率。通过去中心化的更新和记录验证，它们甚至可能对金融中介的基本经营模式或者中央市场基础设施提出挑战。
那么，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它吗？
总体上来说，这取决于传统金融机构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尤其是，经营模式存在问题的银行应该把创新的新潮流看做机遇——接触新客户、提高效率、改进经营模式的机遇。毕竟，它们还保有小型初创企业无法实现的规模经济以及外部参与者没有的智力资本。金融科技或许正是危机之后金融部门需要重新调整面对的冲击。
但是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对金融科技的发展进行更密切的监测。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金融服务业市场，为提供类似金融服务的实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至关重要。此外，市场分割可能会给单一的欧洲市场带来挑战，因为市场创新者倾向建立闭环式解决方案或“数据孤岛”，从而挑战现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方法。举例来说，在单一欧元支付区（SEPA），某个国家出现一个广受欢迎的零售支付平台，这可能破坏已经实现的市场一体化。
我们必须首先观察市场是如何演进的，然后才能评估监管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前进，才能评估新方法是否能够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充分的法律确定性，才能评估是否在不影响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给创新的发展留出一些监管空间。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沿着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前进了。举例来说，CPMI与IOSCO以及其他监管标准制定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DLT和相关数字技术创新对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的影响。
结论
请允许我对以上言论进行总结。百年一遇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给欧元区留下了深深的伤疤。欧元区仍然在努力地从危机中恢复经济。现在欧元区迫切需要更高的增长以降低高失业率，降低经济体的杠杆水平，以及把重新把通胀率作为物价稳定的目标。然而金融业的不确定性阻碍了经济复苏的进程。
为了降低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需要各司其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们要确保金融体系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能，有能力为经济恢复提供融资。他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待明天。
但有一点我们应该牢记于心：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艰难的经营环境反倒有可能推动银行提高效率。新的、稳定的监管环境会使金融体系更加稳健。而颠覆式的科技创新会带来新的经营模式和更好的金融服务。
迎接挑战，正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本文是2016年3月2日法兰克福2016年金融日上，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伯诺瓦科尔发表的演讲，原文刊登于《南德意志报》。译者：刘戈，外交学院；校者：欧明刚）
不过当风险变成不确定性时，情况就不同了。从定义上看，不确定性指无法被预测或量化。因此，它对于决策制定就更像是个阻碍。而且不确定性还带来经济成本：公司推迟投资，家庭推迟消费增加储蓄。
在当前的欧洲经济体，我们面临来自几个方面的不确定性。我们面临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面临对欧洲的走向以及欧洲对于新冲击——英国公投，下一轮移民潮——的弹性的不确定性；以及，与这个会议更贴切的，面临对欧洲金融业前进道路的不确定性。
而这种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危机八年之后，我们仍然处于过渡阶段。相比于2008年，金融机构虽然已经相当强健，却还在不断调整他们的商业模式以适应后危机的世界。我们虽然有了新的监管机制，但我们对于它的轮廓还没有完整的定义。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金融业的新监管机制还存在实质上的遗留问题亟待解决。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摩擦。
但是不确定性有时也可能是自己强加的，而政策决定在其中起到了一些作用。在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仍然脆弱的环境，真正重要的是政策要能够切实降低不确定性，——而不能自己反而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
同时，政策也不能成为金融公司推迟改变其商业模式、进行技术升级的借口。为了重建对欧洲金融业的信心，所有的行动方都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危机后的环境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一个使得金融业更能盈利、更有效率、更稳定的机遇。
经营环境
现在欧洲金融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显然十分严峻。
欧元区银行的收益仍然十分微薄，他们的平均股本收益率（ROE）——虽然危机之后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仍然低于他们的股本成本。2008年起就持续进行的压缩成本和回归理性的行动使得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空间不大。而低利润率限制了银行内部资本形成的能力。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下，新的挑战也随之产生，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在大宗商品生产部门的增长乏力。那么，政策制定者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呢？
当然，货币政策是否是盈利能力不强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个议论的话题。特别是当中央银行将利率降至负利率水平货币政策对银行的影响变得越来越负，这种担忧甚嚣尘上。这是因为银行放贷的利率在线性下降，但由于零售存款利率是刚性的，银行的融资成本却不是线性的，这就会挤压净利差。
我要强调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我们对它进行定期监测，并仔细研究那些其他国家或地区使用的用以减轻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渠道负面影响的措施。不过我同样认为需要对银行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源于货币政策的看法需要好好斟酌。
至今为止，许多银行通过扩大贷款规模、降低利息费用、减少风险拨备和资本回报等手段不仅仅抵消了利息收入的下降而且带来利息收入的增加。举例来说，去年欧元区银行净利息收入总额是增加的，尤其是些原有高利率债务到期需要重新融资的受冲击银行更是如此。负利率与我们的资产购买计划相互补充，对资产价格、信用风险和融资规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负利率政策的出台就是为了抵消央行政策和银行净利差下降对银行带来的直接成本上升的。
此外，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大的环境下，如果货币政策不作出回应，那么金融业要承担的成本将有多大呢？从最近银行的股票价格暴跌中可以看出，银行业对于比预期还要低迷的经济前景高度敏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价格稳定法定责任的承诺对于锁定名义增长的预期至关重要。那些不提倡适应性货币政策的人士必须问问自己，产出停滞、物价下降会给银行放贷量和贷款损失准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更概括地说，嗅着灵敏的市场捡漏者格外关注那些尚有遗留问题的银行，尤其是那些有大量不良贷款（NPL）的银行，以及那些缺乏可持续经营模式的银行。这些挑战与中央银行丝毫没有关系。从这些源头降低不确定性需要其他政策制定者和私有部门参与者的行动。
两件事情需要优先考虑。
第一是更果断地采取行动处理遗留资产。与问题贷款的庞大规模相比，不良贷款的处理工作仍然很慢。在那些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很多银行不良贷款占有形净资产和贷款损失准备的比率——所谓的“德州比率”（Texas Ratio）——目前维持在100%左右。这削弱了大家对这些银行未来承受损失能力的信心，一旦经济运行中有糟糕的事情发生，就会带来巨大的波动，同时阻碍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增长。
现在所有问题解决的先决条件就是加快不良贷款的处理：不良贷款水平和贷款损失准备由欧洲央行的监管部门按资产质量检查计划进行检查。现在的挑战是加快对不良贷款的核销处置。有多种政策措施能够推进这个过程。一是完善“破产制度”，将能够偿还债务的借款人从无力偿还债务的借款人中分离出来，并且使资产能尽快以合理价格出售。二是提高司法体系的效率，加快取消以不良贷款投资组合为标的的抵押品的赎回权。三是我个人认为推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最关键部分分拆出来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过这一办法建立在两个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即假定存在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合理的价格把遗留资产转移到那些有能力并且有意愿管理它们的投资者手中，还假定在那些不良贷款率最高的国家——如塞浦路斯和希腊——行采取果断行动使贷款迅速进入转让市场。
第二，那些公认的经营模式存在风险的银行需要在重新构建业务组合和经营模式上付出更多努力，降低不确定性。在这方面，资产分拆同样可以起到促进作用：与管理剩余资产截然不同，通过资产分拆处置银行资产可以简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得银行集中精力开发新业务，从而避免银行的“僵尸化”。此外，盈利能力差的银行需要想方设法提高非利息收入，并尽可能进一步降低它们的经营成本。不过这一点也有适用范围。 举例来说，从盈利方面，我们观察到银行业有一种通过提高手费续和佣金来弥补利息收入降低的趋势。有证据表明，银行正在为客户提供收费类产品，作为利息产品的补充。从降低成本的角度看，考虑到最近几年广泛的成本合理化进程，要进一步降低成本已经很有挑战性了，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申手可摘的“低挂的果子”，那就是行业整合。
市场集中度指标表明欧洲银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尤其是在那些银行体系更为分散的国家。举例来说，欧元区的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虽然在最近几年有所上升，但仍然处于750以下。而通常情况下，这一指数低于1000时表明集中度较低。有些国家的银行部门成本收入比仍然维持在高位。这说明在不加剧“太大而不能倒”问题的情况下，通过整合合并可以提高效率。
现在欧洲已经有了单一监管和处置机制，这为银行把资本集中到新的跨境并购机会创造了理想条件。我们的经济需要的是欧洲银行在欧洲市场上经营：大到从而实现跨境经营和分散风险，小到使得问题能够利用单一处置基金的资源内得以解决。这样一来，就能够充分利用银行联盟的优势，改善金融稳定和经济效率之间的权衡条件。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取消所有间接支持本土偏好的监管框架残留。举例来说，各国在执行规则时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有多大；跨境的流动性和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监管如何影响成立子银行还是开设分行的决定——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促进银行欧洲化的关键激励要素。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就存在这样一种风险：银行合并最终发生在进入到更为痛苦的处置程序时。
监管环境
下面就到了我演讲的第二部分：监管环境。显然，危机之后欧洲金融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监管环境的变革。变革体现在资本数量和质量、杠杆率、资金配置、自救债券、风险管理实践等方方面面。衍生品市场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遵照全面改革的日程表。监管是不确定性的来源吗？从长期来看，我很难相信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些监管倡议，欧元区银行的资本比率才从2008年的8%左右上升到现在的接近14%的水平。大多数国家的杠杆率也有所提高。并且融资来源也变得更加稳定：贷存比率的中位数从2008年的超过140%下降到现在的110%左右。把场外市场（OTC）衍生品纳入中央结算系统也降低了交易对手风险，并且降低了衍生品持有者在危机中的不确定性。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更稳健、更能承受冲击的金融业。虽然监管总会带来成本，但是大部分研究表明，在稳定的状态下，监管的宏观收益要超过它们的成本。举例来说，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的模拟研究发现新的监管框架会带来相当于欧盟年GDP0.6%～1.1%的宏观收益，而其长期成本只相当于欧盟年GDP的0.3%左右。
但是监管可能从两个方面创造不确定性。第一点是未来监管机制发展成什么模样难以预见；第二，新的监管制度如何落实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近年来，相继出台的各种新监管措施涉及面之广已经给金融部门带来了不确定性。不过我认为现在新监管机制的轮廓比以往清晰很多。巴塞尔协议III中未完成的关键部分，比如杠杆率、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波动性、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和交易账户的基础性评估，预计今年年底在欧洲都能完成。这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后危机时期欧洲的状态将相对稳定。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已经确定，现在的目标是在不进一步提高监管资本要求的前提下如何使巴塞尔协议III更加发挥作用。
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些方面需要多加关注。一个是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的时间表最近被推迟。毫无疑问，监管者在改革的迫切性和监管体系根本性改革所需要满足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之间面临艰难的取舍。但同样重要的是，这项工作的进程并没有失去动力，特别地，这一法案将成为未来“资本市场联盟”的支柱。
还有一个方面是清算机构的弹性、恢复和处置。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拟在今年晚些时候全球性框架出台后再提出相应的方案。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正努力在这方面工作上取得进展，并且会在G20杭州峰会之前出台指导文件。
关于监管的落实，我们也看到在适应磨合新体制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我们观察到最近银行股票的波动性似乎与如何执行巴塞尔协议III中第二支柱的资本要求时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一致的。我认为，最近欧洲银行局（EBA）的说明和单一监管机制（SSM）的额外沟通已经在减轻市场忧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出意外的话，监管资本要求不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现在还需要说明的就是新的处置框架将如何运作。去年，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处置案例激起了对于平等待遇的关注，不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并没有适用欧盟《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中规定的自救工具，而是通过使用欧盟成员国援助规则实现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债权人需要确定自己在新的处置结构中居于什么地位。
我认为，如果确保自有资金及合格负债的最低要求（MREL）和高级无担保银行债券在清偿中的先后顺序能在欧盟范围内等到相同的实施，那么这种情况会就会有所改善。此外，如果能厘清MREL和TLAC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MREL和TLAC在清偿中的先后顺序和在超额资本缓冲的角色的差异，那么情况就更好了。正在进行的MERL的评估工作，也涉及到TLAC的执行，需要解决所有二者之间不一致的情况和不确定性，而在这些明确之后，银行才能启动自救债务工具的发行工作，从而使新的处置机制完全生效。
我相信这些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会在2016年得到关注和完成。
技术环境
最后，请允许我在第三个方面费一些口舌。在我看来，金融业潜在不确定性中最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不断演化的技术环境。这里我所指的是革命性的新技术的涌现——所谓的“金融科技”——似乎将会重塑金融中介的结构。 金融科技沿着价值链在金融市场的各个部分扩散。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金融科技已经出现在支付、信贷发放、投资、财务顾问、保险等环节，涉及到金融的前台部门到后台部门。金融科技创新正在迅速渗透到新领域。举例来说，即时支付基础设施的进步促进了移动P2P、电子商务或销售点（POS）终端支付解决方案的发展，在某些领域这很可能成为新的支付标准。
金融科技对金融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对此我并不怀疑。它为消费者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好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它还蕴含了支持普惠金融的巨大潜力。总而言之，金融科技或许代表了我们的经济面临的那些基本问题——生产力不足、不平等加剧——的部分答案。
这就是对于这些之前不受监管的金融服务业，监管通常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支持其进入金融市场的原因所在。例如，修订后的《支付服务指令（PSD II）》扩展了支付服务供应商可从事的活动清单，其中包括发起支付和提供账户信息服务。然而，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于会对现有金融服务机构带来什么影响。
金融科技为新的初创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们能够与现有金融机构在特定的金融服务方面展开竞争，但是它们却不用承担维护IT系统的成本，也不必建立以合规为导向的企业文化。金融科技还向诸如苹果、谷歌、亚马逊这样的“大科技”公司开放了市场，这些公司在数字技术方面有内在优势。银行传统上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但金融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弱化银行的经营模式，从银行手中抢走生意，对银行造成威胁。
此外，更长期的技术创新，比如分布式账户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ies，DLTs）可能对金融中介带来深远的影响。分配式分类技术有巨大的潜力，它可能从实质上降低市场参与者的协调成本，从而弱化金融价值链中传统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并且提高抵押品的使用效率。通过去中心化的更新和记录验证，它们甚至可能对金融中介的基本经营模式或者中央市场基础设施提出挑战。
那么，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它吗？
总体上来说，这取决于传统金融机构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尤其是，经营模式存在问题的银行应该把创新的新潮流看做机遇——接触新客户、提高效率、改进经营模式的机遇。毕竟，它们还保有小型初创企业无法实现的规模经济以及外部参与者没有的智力资本。金融科技或许正是危机之后金融部门需要重新调整面对的冲击。
但是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对金融科技的发展进行更密切的监测。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金融服务业市场，为提供类似金融服务的实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至关重要。此外，市场分割可能会给单一的欧洲市场带来挑战，因为市场创新者倾向建立闭环式解决方案或“数据孤岛”，从而挑战现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方法。举例来说，在单一欧元支付区（SEPA），某个国家出现一个广受欢迎的零售支付平台，这可能破坏已经实现的市场一体化。
我们必须首先观察市场是如何演进的，然后才能评估监管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前进，才能评估新方法是否能够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充分的法律确定性，才能评估是否在不影响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给创新的发展留出一些监管空间。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沿着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前进了。举例来说，CPMI与IOSCO以及其他监管标准制定机构开展了合作，研究DLT和相关数字技术创新对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的影响。
结论
请允许我对以上言论进行总结。百年一遇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给欧元区留下了深深的伤疤。欧元区仍然在努力地从危机中恢复经济。现在欧元区迫切需要更高的增长以降低高失业率，降低经济体的杠杆水平，以及把重新把通胀率作为物价稳定的目标。然而金融业的不确定性阻碍了经济复苏的进程。
为了降低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需要各司其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们要确保金融体系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能，有能力为经济恢复提供融资。他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待明天。
但有一点我们应该牢记于心：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艰难的经营环境反倒有可能推动银行提高效率。新的、稳定的监管环境会使金融体系更加稳健。而颠覆式的科技创新会带来新的经营模式和更好的金融服务。
迎接挑战，正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本文是2016年3月2日法兰克福2016年金融日上，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伯诺瓦科尔发表的演讲，原文刊登于《南德意志报》。译者：刘戈，外交学院；校者：欧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