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来的信息看，2013年的宏观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动，而微观层面，城镇化则被提到新的高度。从需求角度，城镇化可以带来大量的基建投资需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则会提高其消费层级，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从供给角度，城镇化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尽管“新型城镇化”不是一个陌生词汇，但近期新一届政府领导人的频繁提及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11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中国城乡差距量大面广，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见新型城镇化已被提上决策层的议事日程。
　　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在国家发展规划中提出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此后十年，中国的城镇化得以低成本快速推进。低成本体现在哪？包括低的地价，低的工资，低的社会保障，以及在发展城市和工业经济的过程中，低的排放污染治理成本。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城市病问题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等等。
　　未来十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框架下，新型城镇化将成为中长期的内需增长动力。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新四化”，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的大框架下，新型城镇化被赋予了“集约、绿色、智能、低碳” 的内涵。
　　城镇化大热，或许同“新型”与“城镇化”两个词的组合有关，让人们好像在困境中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传统城镇化的遗留问题，希望通过新型城镇化做出调整，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但必须清醒地看到，风险与收益是相匹配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将面临风险与挑战。
　　第一个风险是“造城”运动代替“城镇化”进程，这是短期会面临的冲动风险。“化”是一个过程的体现，过去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基本上是“化地”不“化人”。数据显示，从1980—2010年，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大8.2倍，城镇人口只增加2.5倍。“造城”运动可以短期创造投资需求，但农业转移人口要迅速转为市民，就业、住房、社保、随迁子女教育等问题不解决，预期的消费需求始终难以释放。
　　第二个风险是资产价格可能会大幅上涨，这是中期会面临的成本风险。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出人意外。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就业、社保、住房、教育这几件事，都需要相当的财政支撑。地方政府要是继续依靠土地财政，那么住房市场性质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进城农民丧失购房能力，地方债务风险集聚，新政府所要求的新型城镇化主张就很可能落空。
　　第三个风险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晰，这是长期面临的政治风险。城镇化的推进伴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很容易让政府认为城镇建设需凭政府一己之力完成。当仅仅政府有权力将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农村人口转为城市居民，社会矛盾、腐败问题将激化。新型城镇化不能靠政府推动，而要靠市场化运作，其核心是公民参与和公民得利。要有过渡性政策，让农民、让市民、让政府都能够理性和充分的进行选择。
　　需要强调，外延式的传统城镇化道路，导致了大量准市民、浅城市化、半城市化、去城市化现象，必须与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相决裂。新型城镇化若要发挥其经济拉动作用，必须克服上述三大风险，这将牵涉很多领域的体制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征地和用地制度、保障房制度、投融资制度等。
　　大家对新型城镇化寄予了太多期望，如果在这些追捧下导致风险的集聚和暴露，这显然对城镇化发展是不利的。
　　一言以蔽之，应该将新型城镇化看成改革的一个可行切入点，始终与改革和发展相结合，最终发展成为推动全方位改革的一种力量。
　　（《中国经济报告》编辑部根据几位政策专家的观点整理。吴思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