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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作者在“2017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整理，文中分享了浦东新区开发和管理的经验及体会，指出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产业园区重任在肩。
如果对外讲不好中国故事，人家就不会承认中国的成就。如果没有今天的成绩，也就不可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清楚，于是在跟外国人对话的时候，就会缺乏信心。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果想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在哪儿还得找一找，不知水深浅，先要探测，再谨慎下水。
必须讲好中国故事
回忆浦东开发的初期，当时缺少有关法制、体制和机制的规定，当然也没有经验，我们就是依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指导思想去创新。
1990年，虽然宣布了将进行浦东开发，但并没有成立浦东新区，只在地图上有一个勾画的区域，实际上不存在这个地区的党的机構和行政机构。我是1992年下半年去的，为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成立，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刚开始浦东开发的时候，我们不仅遭遇到法制、体制、机制三个方面不清晰的困难，更受到国外政治环境的困扰。今天这种困扰仍旧存在，不过因为中国现在强大了，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些不和谐的外部声音。
1996年1月，美国的第四大报纸《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一篇超过半版的文章，还配了一幅漫画，题目是《我们该怕中国吗》。作者在文章里写道：“我访问了上海市的副市长赵启正，他坐在旧式的沙发上操作着新式的多媒体，向我们介绍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假如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话，中国就不仅是政治大国、技术大国，也是经济强国了，我们该怕中国吗？”实际上，这是最早的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里还作了很多论证，觉得中国有可能威胁到他们。因此，配文章的一张漫画，画的是一双筷子夹着油炒的美国国旗。
我给该报总编写了一封信。我说，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美曾是盟国，在这个时候我们理应提升中美关系，但你们却发表了这样的文章和漫画，我希望你能刊登我的不满。结果，他真把我的信给登报了，并加了一个标题《中国人不喜欢弱肉强食》。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经来到上海，他说：“浦东开发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一个‘波将金村’”。大家知道，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建造的波将金村是一个只建了墙壁的假村庄。我很想请他回来看看，不过他不幸去世了。当时一些西方媒体说“浦东新区开发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行动”，于是，我们不断向外展示浦东新区实际的建设进展，以事实来说明问题。
如果我们对外讲不好中国故事，人家就不承认我们的成就。现在，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飞速发展。2010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的网络上看到有网友，第一个人说，你看这二十几年中国人做了多少事，上海世博会就相当于一个国际建筑的展览，而我们美国仅喊口号，没有做什么；第二个人说，不要为中国人吹，他们建了房子，污染了空气，你看天空有多黑；第三个人反驳说，你看看清楚，这是夜景。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逐渐被外国人承认。
如果没有今天的成绩，我们就不可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得那么清楚，我们跟外国人对话的时候，也就会缺乏信心。
不仅要有硬成果，更要有软成果
说起浦东开发的成果，可以分为硬成果和软成果两个部分。
浦东开发到今天取得了很多成就，凡是可以用数字描述的，我把它们叫硬成果。从硬成果来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差不多，以数字的形式向大家汇报，实际上不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浦东开发的硬成果，我只说一个数字，到2009年南汇区并入之前，浦东新区的经济规模相当于1990年整个上海市经济规模的两倍，这里去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并且浦东新区的产业结构远远好于当时其他地方。
而软成果就是那些不能用数字描述的成果，也就是我们说的法制、体制、机制，等等，具体表现为，浦东新区管委会能不能有一个实现目标的思路，有没有一个开拓和建设的办法或逻辑，以及这些思路能不能顺利地执行。当初我们提出来很多观点，实际上就是浦东开发的思路。比如，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能进行世界经济对话的城市。当时中国没有像纽约、法兰克福、东京这样能够进行世界经济对话的城市，而开发浦东，就可能使上海具有这样的资格，所以我们提出要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浦东开发不是建立一个单纯的工业地区，而是建成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地区。还比如，浦东开发不只是项目开发，而是社会进步，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浦东开发不仅吸收世界的资金和技术，还要吸收世界的智慧；法规和规划先行，避免因为更换领导班子而较随意地变动规划；各种项目中，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先行；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勤政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这些软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也有经济开发区，也有高新技术区，但西方对于亚洲四小龙是比较支持的，高科技肯给它们，金融支持也肯给它们，几乎没有经济的遏制和制裁。然而对中国就完全不同，对中国，西方是比较刻薄的，很怕中国崛起。所以我们浦东开发的做法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蕴藏在这些软成果之中。这些软成果是我们当时就提出来的，并不是现在总结出来的。
“一带一路”是中国智慧和力量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智慧和力量的集中体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016年，中国企业输出资本1380亿美元，同比增长44%，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这是很了不起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想过会输出资本，那时我们都是拼命地吸收资本。
“一带一路”走出去并不容易，会有很多障碍。今年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之后，我带领一个高层智囊代表团去美国，在纽约和美国的亚洲协会以及当地的智库作交流。陆克文是原澳大利亚总理，现在他在美国当教授，是亚洲协会的副主席，他以一个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而是中美之间桥梁的姿态出现。他问我很多问题，你们搞“一带一路”那么大的计划是为了什么？这个计划规模比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还大三倍，沿途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怎么应对？项目的金融服务怎么做？美国可以充当什么角色……他还说，美国一定会继续提出尖锐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走出去”的一个优先路径，是中国智慧的表现，是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协同的创新之举。但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果想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在哪儿还得找一找，不知水深浅，先要探测，再谨慎下水。要去看看我们以往在国外做的项目，吸取经验和教训，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产业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据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产业园区重任在肩。
赵启正：本刊总编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如果对外讲不好中国故事，人家就不会承认中国的成就。如果没有今天的成绩，也就不可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清楚，于是在跟外国人对话的时候，就会缺乏信心。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果想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在哪儿还得找一找，不知水深浅，先要探测，再谨慎下水。
必须讲好中国故事
回忆浦东开发的初期，当时缺少有关法制、体制和机制的规定，当然也没有经验，我们就是依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指导思想去创新。
1990年，虽然宣布了将进行浦东开发，但并没有成立浦东新区，只在地图上有一个勾画的区域，实际上不存在这个地区的党的机構和行政机构。我是1992年下半年去的，为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成立，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刚开始浦东开发的时候，我们不仅遭遇到法制、体制、机制三个方面不清晰的困难，更受到国外政治环境的困扰。今天这种困扰仍旧存在，不过因为中国现在强大了，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些不和谐的外部声音。
1996年1月，美国的第四大报纸《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一篇超过半版的文章，还配了一幅漫画，题目是《我们该怕中国吗》。作者在文章里写道：“我访问了上海市的副市长赵启正，他坐在旧式的沙发上操作着新式的多媒体，向我们介绍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假如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话，中国就不仅是政治大国、技术大国，也是经济强国了，我们该怕中国吗？”实际上，这是最早的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里还作了很多论证，觉得中国有可能威胁到他们。因此，配文章的一张漫画，画的是一双筷子夹着油炒的美国国旗。
我给该报总编写了一封信。我说，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美曾是盟国，在这个时候我们理应提升中美关系，但你们却发表了这样的文章和漫画，我希望你能刊登我的不满。结果，他真把我的信给登报了，并加了一个标题《中国人不喜欢弱肉强食》。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经来到上海，他说：“浦东开发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一个‘波将金村’”。大家知道，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建造的波将金村是一个只建了墙壁的假村庄。我很想请他回来看看，不过他不幸去世了。当时一些西方媒体说“浦东新区开发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行动”，于是，我们不断向外展示浦东新区实际的建设进展，以事实来说明问题。
如果我们对外讲不好中国故事，人家就不承认我们的成就。现在，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飞速发展。2010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的网络上看到有网友，第一个人说，你看这二十几年中国人做了多少事，上海世博会就相当于一个国际建筑的展览，而我们美国仅喊口号，没有做什么；第二个人说，不要为中国人吹，他们建了房子，污染了空气，你看天空有多黑；第三个人反驳说，你看看清楚，这是夜景。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逐渐被外国人承认。
如果没有今天的成绩，我们就不可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得那么清楚，我们跟外国人对话的时候，也就会缺乏信心。
不仅要有硬成果，更要有软成果
说起浦东开发的成果，可以分为硬成果和软成果两个部分。
浦东开发到今天取得了很多成就，凡是可以用数字描述的，我把它们叫硬成果。从硬成果来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差不多，以数字的形式向大家汇报，实际上不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浦东开发的硬成果，我只说一个数字，到2009年南汇区并入之前，浦东新区的经济规模相当于1990年整个上海市经济规模的两倍，这里去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并且浦东新区的产业结构远远好于当时其他地方。
而软成果就是那些不能用数字描述的成果，也就是我们说的法制、体制、机制，等等，具体表现为，浦东新区管委会能不能有一个实现目标的思路，有没有一个开拓和建设的办法或逻辑，以及这些思路能不能顺利地执行。当初我们提出来很多观点，实际上就是浦东开发的思路。比如，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能进行世界经济对话的城市。当时中国没有像纽约、法兰克福、东京这样能够进行世界经济对话的城市，而开发浦东，就可能使上海具有这样的资格，所以我们提出要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浦东开发不是建立一个单纯的工业地区，而是建成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地区。还比如，浦东开发不只是项目开发，而是社会进步，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浦东开发不仅吸收世界的资金和技术，还要吸收世界的智慧；法规和规划先行，避免因为更换领导班子而较随意地变动规划；各种项目中，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先行；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勤政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这些软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也有经济开发区，也有高新技术区，但西方对于亚洲四小龙是比较支持的，高科技肯给它们，金融支持也肯给它们，几乎没有经济的遏制和制裁。然而对中国就完全不同，对中国，西方是比较刻薄的，很怕中国崛起。所以我们浦东开发的做法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蕴藏在这些软成果之中。这些软成果是我们当时就提出来的，并不是现在总结出来的。
“一带一路”是中国智慧和力量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智慧和力量的集中体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016年，中国企业输出资本1380亿美元，同比增长44%，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这是很了不起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想过会输出资本，那时我们都是拼命地吸收资本。
“一带一路”走出去并不容易，会有很多障碍。今年习近平主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之后，我带领一个高层智囊代表团去美国，在纽约和美国的亚洲协会以及当地的智库作交流。陆克文是原澳大利亚总理，现在他在美国当教授，是亚洲协会的副主席，他以一个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而是中美之间桥梁的姿态出现。他问我很多问题，你们搞“一带一路”那么大的计划是为了什么？这个计划规模比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还大三倍，沿途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怎么应对？项目的金融服务怎么做？美国可以充当什么角色……他还说，美国一定会继续提出尖锐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走出去”的一个优先路径，是中国智慧的表现，是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协同的创新之举。但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果想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在哪儿还得找一找，不知水深浅，先要探测，再谨慎下水。要去看看我们以往在国外做的项目，吸取经验和教训，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产业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据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产业园区重任在肩。
赵启正：本刊总编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