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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决定未来”。本文从教育公平的全球现状、公共经济学分析以及政策建议三方面入手，分析国家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尽力避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通过教育体制导致阶级封闭与恶性循环而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关键词：教育公平 社会公平 公共经济学 改革措施
一、教育公平问题在全球的现状
2013年11月28日各大媒体曝光了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其已交代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达数亿元，校长前秘书胡娟被免职协助调查；2012年高考结束不久湖南电视台经视频道《钟山说事》栏目的一期《高考天问》的视频在网络爆红，栏目中主持人钟山痛斥高考的不公平，慷慨激昂的质问高考重要性，质问高考的地方保护主义、质问北大输给香港高校以及揭秘高考背后的潜规则等新闻：在社会有关高考公平性的讨论中，几乎100%都会将矛头直指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特权”。有人举例说，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只有一人能上北大，而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相比中小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在教育资源方面有很多优势，比如全国共有“211”高校112所，其中北京26所、上海9所，已经占去了近三分之一。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27%，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占40%；非法的高考移民问题……教育行业屡次出现的不公平现象能否避免，值得我们关注。
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出台了高考改革方案：语文考试分值由150分提高到180分，英语考试分值由150分降低到100分且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文理科综合考试分值由300分提高到320分；河南省高考加分项目大减，取消4类保送生、1类待定。不仅河南省，全国多数省份都在推进教育改革。这些重大的改革到底引导社会走向公平与稳定，还是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一轮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对于西方，一期央视经济频道专访牛津大学校长的节目，节目首先提到：“甚至有人曾这样诘问，如果没有了牛津与剑桥，大英帝国还能剩下什么，由此可见牛津和剑桥在英国人的神圣地位。”但是话题一转，节目质疑到牛津大学甚至西方教育的公平问题，它说“独特的教育传统成就了牛津大学的地位和声望，可是在优秀学生的招生和选拔上，牛津大学却经常面临着歧视社会底层的指责。有传言称2010年牛津大学仅招收了一名黑人学生，一时间“牛津大学种族歧视”的话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连从牛津毕业的英国首相卡梅伦都对此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后来英国社会的不景气，他们又需要学生能证明支付起几万英镑的学费，穷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可能会被进一步排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会被进一步排除在的高等教育之外”。当然在节目中牛津大学官方已经证实了此言论的错误与不符，但由此可见，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全球各地。
二、教育公平问题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历史上看，教育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权力公平阶段、能力公平阶段、金钱公平阶段。
1.权利公平
教育资源是社会资源的一种，具有稀缺性和需求性特征。市场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市场导向、利益驱使导致了“农村的想到城市，城市的想到省会，省会的想到北上广”这种教育功利化现象出现；教育行业跳槽、挖人、恶性竞争现象更是比比皆是；知识分子下乡支教的情况可能因为前途原因，有些想当公务员的需要基层经历，有些学校本科生去西部支教可以获得保研等。国家这些政策出发点是为了鼓励教育公平与区域协调发展，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讲究效率与利润的最大化，以及地区条件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过于悬殊，虽然也有自愿为贫困地区献身的同学（社会应鼓励这样），虽然仍存在一线教师坚守贫困地区教导家境贫寒孩子们，但这越来越占少数。市场的现状与家庭的压力让大家不得不被迫做出这样“更为务实的决策”。对于农村孩子来讲，他们的权利公平受到挑战。
2.能力公平
高考看上去是比西方更加公平的考试办法，“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要学生分数达到要求，就能比分数更低的学生进入更好的大学。相反，西方院校招生则是在分数差距不大的门槛上有众多主观测试：领袖气质，个人潜力，口才，价值观，推荐信等，SAT，IELTS，TOEFL，GRE等考试拿满分却无法进入名校的学生不在少数，看上去对他们很不公平，因为谁也不能保证那些主观测试有没有不公平的现象。因此有人说高考是世界上最公平的考试。可是高考的弊端在人才后续的发展上暴露出来。高考的政策有时引导学生误入歧途——仅仅关注分数这一项“硬性指标”，忽略团队精神、奉献精神、完善人格等真正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软性指标”的培养。“分数决定大学，学历造就前途”。
3.金钱公平
教育具有非竞争性与排他性，属于混合物品。新闻上听说过一些同学家境贫寒无法实现自己的上学梦，对于这部分群体的改善，有一个方案旨在解决此问题：可以向出身贵族家庭的学生收取比其他阶层家庭加倍的学费，对他们来讲学费的数额并不重要，换句话说边际成本并不高，甚至忽略不计；而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收取低廉甚至全免的学费，以及补贴更加丰厚的各类奖金。这样就会最大化实现那些优秀孩子的大学梦，而贵族阶级此时也处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最高级：自我超越，即帮助了贫困孩子实现梦想，比自我实现的更高级形式。纵观全局，这样会照顾各个阶层的利益，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但是贵族阶级、低收入家庭的界定会是最大挑战。当然，这种情况需要很高的社会文明程度作为支撑，即使清晰界定各个阶级，也需要确保贵族阶级的慷慨大方而不是打压剥削，低收入阶级的知足务实而不是粗暴哄抢，以及是否出现新一轮的欺诈、暗箱操作等情况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道德滑坡。毕竟这是颠覆整个教育行业的举措，需要极为周密的制度设计才行。
三、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的问题，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丰富教育业的类型多样化，保证教育机会相对平等
首先，强化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管理，保证各类院校对于各地学生入学的机会公平，减少入学机会差距，合理扩招；其次，大力发展中专、大专等职业教育，保证学生的顺利入学与就业，保持技术类行业劳动力市场的充足。同时适当鼓励私立大、中、小学的发展，推出相应优惠政策，增加其在国内外的学术竞争力与影响力，避免教育歧视、就业学历歧视现象，促进国内教育事业的多种类型方式并存。
2.调整相关招生政策，引导学生分数与能力并重
在注重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改革有关招生方案，可以适当学习西式教育招生政策，引导学生“不以分数但以综合能力定前途”的理念，在坚持学习型、研究型人才占多数的原则上，增加能力性考试（如面试、领导力、志愿者经历、知识范围、身体素质、社会适应能力等）所占的比重，保证不同类型、各种特长人才在学校的所占比重，丰富学校风格的多样化，提高教育行业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3.打造市场调节与政府介入相结合的教育行业
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不是弱化而是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但是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其在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同时，利益取向也很明显。政府干预可能会偏离制度优化的方向，政府可能会通过加强对经济社会的管制获取利益，相应的社会上就会出现很多利益集团和寻租活动。市场可以提高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但是不能仅仅发展教育的市场化，使教育带有过多的功利性。
政府可以适当介入，改革教育行业的政策，引导公立、私立学校、各类教育机构往经济市场与教学质量相结合的道路发展，解决各类教育行业市场化现象过重，或僵化的教育体制导致教育行业的积极性受挫的现象。
4.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竞争
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百分之二十的人群中除了靠自己的耕耘获得的经济收益外，部分人群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走私、黑市、走后门、行贿等黑色收入）获取财富，破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政府应大力打击类似不法分子，打造完全竞争市场：保证厂商生产更多高质量产品，各机构信息相对对称，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强《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减少垄断利润空间，降低非正常手段获取财富的人数和金额……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的公平与稳定。尽量把社会经济模型逐渐转移为“椭圆形”较为健全的社会经济模型，扩大中产阶级所占比重，扶持社会底层人群，维护社会公平。
5.建立高等教育收费的分层分级的制度
目前，高校收取学费，不分院校种类级别、区域和专业，采取一刀切，这违背了教育公正合理性。首先，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收费制度应该不一样。国外的私立大学收费高于公立大学。其次，办学水平不同的大学收费也应该不同，而我国目前大学收费水平相差不大。应本着按质论价的原则，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同时，完善弱势补偿制度，建立公平保障体系。高等学校收费政策的实施不能离开相应的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偿制度。
（责任编辑：张彬）
关键词：教育公平 社会公平 公共经济学 改革措施
一、教育公平问题在全球的现状
2013年11月28日各大媒体曝光了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其已交代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达数亿元，校长前秘书胡娟被免职协助调查；2012年高考结束不久湖南电视台经视频道《钟山说事》栏目的一期《高考天问》的视频在网络爆红，栏目中主持人钟山痛斥高考的不公平，慷慨激昂的质问高考重要性，质问高考的地方保护主义、质问北大输给香港高校以及揭秘高考背后的潜规则等新闻：在社会有关高考公平性的讨论中，几乎100%都会将矛头直指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特权”。有人举例说，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只有一人能上北大，而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相比中小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在教育资源方面有很多优势，比如全国共有“211”高校112所，其中北京26所、上海9所，已经占去了近三分之一。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27%，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占40%；非法的高考移民问题……教育行业屡次出现的不公平现象能否避免，值得我们关注。
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出台了高考改革方案：语文考试分值由150分提高到180分，英语考试分值由150分降低到100分且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文理科综合考试分值由300分提高到320分；河南省高考加分项目大减，取消4类保送生、1类待定。不仅河南省，全国多数省份都在推进教育改革。这些重大的改革到底引导社会走向公平与稳定，还是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一轮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对于西方，一期央视经济频道专访牛津大学校长的节目，节目首先提到：“甚至有人曾这样诘问，如果没有了牛津与剑桥，大英帝国还能剩下什么，由此可见牛津和剑桥在英国人的神圣地位。”但是话题一转，节目质疑到牛津大学甚至西方教育的公平问题，它说“独特的教育传统成就了牛津大学的地位和声望，可是在优秀学生的招生和选拔上，牛津大学却经常面临着歧视社会底层的指责。有传言称2010年牛津大学仅招收了一名黑人学生，一时间“牛津大学种族歧视”的话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连从牛津毕业的英国首相卡梅伦都对此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后来英国社会的不景气，他们又需要学生能证明支付起几万英镑的学费，穷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可能会被进一步排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会被进一步排除在的高等教育之外”。当然在节目中牛津大学官方已经证实了此言论的错误与不符，但由此可见，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全球各地。
二、教育公平问题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历史上看，教育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权力公平阶段、能力公平阶段、金钱公平阶段。
1.权利公平
教育资源是社会资源的一种，具有稀缺性和需求性特征。市场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市场导向、利益驱使导致了“农村的想到城市，城市的想到省会，省会的想到北上广”这种教育功利化现象出现；教育行业跳槽、挖人、恶性竞争现象更是比比皆是；知识分子下乡支教的情况可能因为前途原因，有些想当公务员的需要基层经历，有些学校本科生去西部支教可以获得保研等。国家这些政策出发点是为了鼓励教育公平与区域协调发展，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讲究效率与利润的最大化，以及地区条件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过于悬殊，虽然也有自愿为贫困地区献身的同学（社会应鼓励这样），虽然仍存在一线教师坚守贫困地区教导家境贫寒孩子们，但这越来越占少数。市场的现状与家庭的压力让大家不得不被迫做出这样“更为务实的决策”。对于农村孩子来讲，他们的权利公平受到挑战。
2.能力公平
高考看上去是比西方更加公平的考试办法，“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要学生分数达到要求，就能比分数更低的学生进入更好的大学。相反，西方院校招生则是在分数差距不大的门槛上有众多主观测试：领袖气质，个人潜力，口才，价值观，推荐信等，SAT，IELTS，TOEFL，GRE等考试拿满分却无法进入名校的学生不在少数，看上去对他们很不公平，因为谁也不能保证那些主观测试有没有不公平的现象。因此有人说高考是世界上最公平的考试。可是高考的弊端在人才后续的发展上暴露出来。高考的政策有时引导学生误入歧途——仅仅关注分数这一项“硬性指标”，忽略团队精神、奉献精神、完善人格等真正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软性指标”的培养。“分数决定大学，学历造就前途”。
3.金钱公平
教育具有非竞争性与排他性，属于混合物品。新闻上听说过一些同学家境贫寒无法实现自己的上学梦，对于这部分群体的改善，有一个方案旨在解决此问题：可以向出身贵族家庭的学生收取比其他阶层家庭加倍的学费，对他们来讲学费的数额并不重要，换句话说边际成本并不高，甚至忽略不计；而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收取低廉甚至全免的学费，以及补贴更加丰厚的各类奖金。这样就会最大化实现那些优秀孩子的大学梦，而贵族阶级此时也处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最高级：自我超越，即帮助了贫困孩子实现梦想，比自我实现的更高级形式。纵观全局，这样会照顾各个阶层的利益，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但是贵族阶级、低收入家庭的界定会是最大挑战。当然，这种情况需要很高的社会文明程度作为支撑，即使清晰界定各个阶级，也需要确保贵族阶级的慷慨大方而不是打压剥削，低收入阶级的知足务实而不是粗暴哄抢，以及是否出现新一轮的欺诈、暗箱操作等情况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甚至道德滑坡。毕竟这是颠覆整个教育行业的举措，需要极为周密的制度设计才行。
三、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的问题，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丰富教育业的类型多样化，保证教育机会相对平等
首先，强化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管理，保证各类院校对于各地学生入学的机会公平，减少入学机会差距，合理扩招；其次，大力发展中专、大专等职业教育，保证学生的顺利入学与就业，保持技术类行业劳动力市场的充足。同时适当鼓励私立大、中、小学的发展，推出相应优惠政策，增加其在国内外的学术竞争力与影响力，避免教育歧视、就业学历歧视现象，促进国内教育事业的多种类型方式并存。
2.调整相关招生政策，引导学生分数与能力并重
在注重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改革有关招生方案，可以适当学习西式教育招生政策，引导学生“不以分数但以综合能力定前途”的理念，在坚持学习型、研究型人才占多数的原则上，增加能力性考试（如面试、领导力、志愿者经历、知识范围、身体素质、社会适应能力等）所占的比重，保证不同类型、各种特长人才在学校的所占比重，丰富学校风格的多样化，提高教育行业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3.打造市场调节与政府介入相结合的教育行业
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不是弱化而是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但是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其在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同时，利益取向也很明显。政府干预可能会偏离制度优化的方向，政府可能会通过加强对经济社会的管制获取利益，相应的社会上就会出现很多利益集团和寻租活动。市场可以提高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但是不能仅仅发展教育的市场化，使教育带有过多的功利性。
政府可以适当介入，改革教育行业的政策，引导公立、私立学校、各类教育机构往经济市场与教学质量相结合的道路发展，解决各类教育行业市场化现象过重，或僵化的教育体制导致教育行业的积极性受挫的现象。
4.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竞争
我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百分之二十的人群中除了靠自己的耕耘获得的经济收益外，部分人群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走私、黑市、走后门、行贿等黑色收入）获取财富，破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政府应大力打击类似不法分子，打造完全竞争市场：保证厂商生产更多高质量产品，各机构信息相对对称，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强《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减少垄断利润空间，降低非正常手段获取财富的人数和金额……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的公平与稳定。尽量把社会经济模型逐渐转移为“椭圆形”较为健全的社会经济模型，扩大中产阶级所占比重，扶持社会底层人群，维护社会公平。
5.建立高等教育收费的分层分级的制度
目前，高校收取学费，不分院校种类级别、区域和专业，采取一刀切，这违背了教育公正合理性。首先，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收费制度应该不一样。国外的私立大学收费高于公立大学。其次，办学水平不同的大学收费也应该不同，而我国目前大学收费水平相差不大。应本着按质论价的原则，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同时，完善弱势补偿制度，建立公平保障体系。高等学校收费政策的实施不能离开相应的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偿制度。
（责任编辑：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