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则多辱。这是周作人说过的话，也是周作人晚年的自况。与兄长周树人相比，周作人是长寿的，若没有“文革”，也许他还会再多活许多年，但即便如此，他在同时代的文人中，也可以说是长寿了。
　　假若当年去世的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不管鲁迅活到后来如何，有一点可以確定，周作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是和鲁迅反目，也仍会以“五四”新文学尤其是在散文创作上的贡献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而不会留下汉奸的骂名。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对待历史人物尤其不能假设当年如何如何。对于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已有定论。人归人，文归文。
　　读周作人晚年的文章，关于鲁迅的记忆和知堂回想录，文字平淡朴拙，很难看出他晚年真实的心境。但是，若读他晚年的书信，尤其是他写给海外友人的书信，一个“寿则多辱”的老人真实地跃然纸上。
　　1961年3月9日，周作人在写给海外友人的信里，曾呈上一张自己的近照，并说明“此系本年二月所照，枯木朽株呈其本相，回顾五五年照相，犹未脱尽油滑之相，此像虽老丑，却是病后真我，故以奉呈尊览，不虞见笑也”。晚年的周作人和海外友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周作人在写给友人的信里，内容不外两项：一是谈书，或是回答来信对于自己著作的询问，或是关于约稿和代买图书等；二是拜托友人代买食物（主要是罐头食品）等，尤其是后者，更是成了晚年周作人写给海外友人的重要内容。鲍耀明编的《周作人晚年书信》里收入的书信里让海外友人代买食物几乎每信必谈。
　　生活在新加坡的鲍耀明是周作人的“弟子”，更是周作人作品的热心读者，从通信交往上，两人其实是不对等的，一方是名家，尽管已经是戴上汉奸帽子的老人，但在粉丝眼里仍是心仪的文化老人，一方是海外的“弟子”，热衷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但是，两人的通信，很快就有了对等的关系，各取所需。鲍耀明在信里询问的往往是关于知堂的书的话题，求索的是周作人以往出版的书签名本，或是求索周作人的书法墨迹，给自己要，或是代别的朋友求书。而周作人在信里除了答疑解难之外，就是一次次麻烦鲍耀明代他买各种食物，尤其是一些日本风味的食品，如煎饼、海苔等。
　　晚年的周作人其实并不开心，如在1960年7月31日的日记里说：“午前入浴，又复不快，宿业殆无已时，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死后才能结束也。”在稍后8月14日的日记里，又说：“拟工作又以不快而止，似宿疾又发也。午前洗浴，下午勉力译书，得二纸，晚换内衣。”在同年11月15日日记里说：“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晚又大不快，八时始得了事大吉。”
　　这样的内容，在晚年周作人的日记里，时常出现，主要是他的日籍太太不仅身体患病，精神也出了问题。这成了周作人最大的负担。当然周作人也并非天天在痛苦中度日，他晚年的日记有些还是充满了生活情趣的——文字虽然平淡但情景和心景历历在目，如1960年12月9日的日记：“晨零三度，微雪，上午晴。得邮局小包通知。下午乘无轨电车往前门领来，纳税一元八角，内蒲烧二罐，鲍耀明所寄。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已有细目，拟写至五四为止。”这则日记里内容丰富，一则是又领取了海外友人邮寄来的罐头，这是他晚年很重要的一个营养补充的来源；二则是应香港曹聚仁之约写回想录，这也构成他晚年在翻译之外的一个重要写作内容。
　　再如1961年3月30日的日记，周作人先记录了收到鲍耀明邮寄来的诺威沙丁鱼一罐，最后感叹：“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稍后的4月20日，周作人记道：“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下午勉力写谈往一节。”尽管在日记里周作人对太太发牢骚“如遭遇恶魔然”，其实周作人麻烦海外友人所买的食品又大多是为了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