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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7日，一群农民和关心台湾农业的学生、老师和社会人士，约3000多人，聚集在“总统府”前面的凯达格兰大道，以夜宿活动，抗议政府以筹设科学园区为由。强制征收农地，危害农业永续发展，图利工业财团。这抗议活动以苗栗大埔农民自救会为首，竹东二重埔、苗栗湾宝、彰化相思寮等农民自救会共同串联声援，他们来自不同的农村，却有共同的主张：反对地方政府强制征收土地，兴建新的科学园区。
进入8月，另外一起反对科学园区的行动震撼台湾社会。中台湾的农民和环保团体透过法律诉讼程序，台湾“高等行政法院”宣判裁定，中部科学园区第三期台中后里基地由于缺乏环境影响评估、居民健康风险评估，需立即停工。
这两件事情加起来，不仅震撼马英九当局，更引发台湾社会重新思考环境保护、农业及工业发展的关系。长期关注台湾民间社会力量的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副教授陈信行说：“这是台湾民间社会酝酿已久，对于台湾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长期反省的结果。”
大埔农民的死谏
善良又认命的农民如果不是政府不给饭吃。根本不会造反。
6月9日凌晨，苗栗县政府忽然出动庞大警力限制竹南大埔居民进出，挖土机直接开入已结穗的稻田，一名记者将整个过程拍摄成影片放上网络，引发社会大众关注。同时，台湾社会大众开始质疑苗栗县长刘政鸿给付主流媒体广告费用，为自己包装政治形象，主流媒体偏袒苗栗县政府而封杀农民的声音，此事件不断发酵，大埔农民自救会与社会民间团体于是在7月17日发起夜宿凯达格兰大道，高喊“还我们祖先的土地和房子”，成为全台湾关注的焦点。
由于此事件将冲击台湾中南部农业县民意和选票，台湾府院党高层被迫回应，“行政院”阁揆吴敦义口头宣布将“以地换地”，让大埔农民换取另外一片土地，能继续耕作，以安抚民怨。
大埔农户抗议的理由之一，是他们一辈子赖以维生的农地，被政府低价征收全是为了符合工业财团的需求。大埔农户被编入竹科竹南基地计划，起因于鸿海集团(富士康总部)旗下的群创光电向苗栗县政府表达希望扩大事业专用区，苗栗县政府决定原本计划之外，再扩征5公顷土地，才纳入大埔农户的私人土地。
农民抗议的另外一项原因，是苗栗县政府征地过程极为草率与粗暴。苗栗县政府未与地方协调、沟通，仅发公文要求农民领取现金补偿或换地，强迫农户二选一，农户担忧换取土地缺乏保障，多数选择领微薄的补偿金，仅剩下20多户农民选择保留农地，但按照台湾的“土地征收法”，即使居民不同意征收计划，地方政府只要在一定期限之后，提存补偿金，就可以将土地权状直接从原地主改成地方政府。
这群大埔农民都不愿意放弃农耕，不愿意卖地。实际上，台湾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的确不少农民选择离农，当时，农地只要被划人工业用地或都市计划用地，土地价格立刻飙涨，农民可以领取公告价格的四成到六成补偿金，也可以跟建商合作，兴建为大楼收租获利，成为暴发户。不过，台湾农村阵线发言人蔡培慧观察到，经过这么多年，越来越多农民不愿意离农，他们眼见前面三四十年离农的农民暴发户坐吃山空，他们始终选择留在农村，多年以来已然对农地有一份敬重，对耕作生活有一份情感，“是台湾不愿意离农的最后一群农民”。
大埔农民的抗争终于在8月初发生悲剧。73岁的朱冯敏老太太在一个清晨，巡过自家农田之后，就回到家里喝下农药自杀。抗议苗栗县政府强制圈地的蛮横，抗议吴敦义未兑现的政治承诺，她家中的5间房子和一片田地都在征收范围，心情长期郁闷，终于酿成悲剧。
在朱冯敏老太太的头七(民间习俗说亡者灵魂在死后第七日会回家)和告别式上，更多关注台湾农村和农业议题的年轻学生和社会团体加入祭悼行列。蔡培慧说，这事件显示台湾民主社会仍有遗憾，所有关注农村的人士都会更加努力，继续继承朱阿嬷捍卫农地的意志和勇气，不再让憾事发生。
相思寮的愁与恨
相思寮的28户农民、100多名居民，静静地被遗忘在台湾地图上，直到他们走出来抗争。相思寮位于彰化二林地区，是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随着日本制糖会社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农业移民聚落，见证早期台湾农业发展的历史，占地约两公顷。
相思寮却被划入中科四期彰化二林基地，中科四期主要是提供给华映、友达等光电产业作为工业厂房。主导征地的中科管理局，在征收规划当中，压根就把相思寮当作无人居住的地段，未曾与居民沟通，更未列出任何配套计划。
温驯的相思寮农民终于不再沉默，他们从去年起迄今，几度上街头抗议，搭游览车北上到“立法院”等机构陈情，高喊“相思寮不卖地”、“我们要种田”等诉求，希望保留农地，排除在征收范围，希望继续务农。让全家仍有赖以维生的农地和生计，他们甚至到凯达格兰大道撕毁钞票，以象征不卖地的决心。
中台湾的环保和农民抗议烽火
除了大埔和相思索农民反对征地的抗争之外，中台湾有另外一波环境运动和农渔民团体对中部科学园区三、四期计划的大反扑，与农民自救会的反土地征收行动相互呼应。
中部科学园区的产业以光电产业为主。其中最知名的是友达光电、华映光电等。其中，友达光电把总部设在中科，透过台中港的船运与对岸的厦门翔安厂串联。生产TFT-LCD面板，运用两岸资源进行产业布局。友达光电在中科第三期后里基地计划区，投资8.5代厂，已进入装机试产阶段。另外，友达承诺将于中科第四期彰化二林基地投资设立两座面板11代厂及两座太阳能模组厂。
然而，中台湾却是台湾的粮仓，台湾吃的鸡蛋、蔬菜、肉类等农产品，超过一半以上由中台湾供应。随着中科三期、四期加速扩张，光电产业进驻，开始跟农业抢夺土地，瓜分更多水、电资源。更令人担忧的是，光电产业生产过程使用大量化学物品，排放物污染空气和水，都难以处理，不仅对环境和居民健康产生极大风险，对粮食安全更有虞虑。
环保团体彰化环保联盟很早就意识到中科可能造成環境问题，于是长期监督中科三、四期的环境影响评估、使用水资源计划、排放污水计划等开发配套，从2009年起，当地农渔民团体得到更多资讯，包括后里的花农、彰化的蚵农、酪农等组成自救会，开始到“行政院”前抗议陈情，要求捍卫台湾粮食安全。除了抗争陈情，他们在维权律师詹顺贵协助下，以法律途径打这场维权战役。
中台湾的环保团体和农渔民自救会在8月打赢法律维权的一役。按照台湾法规，重大建设必须经由主管环境的“环保署”邀集环评委员，进行一份环境影响评估，中科三期在2006年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审核时，相关厂商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废水成分，环评报告不能确实落实，“环保署”在“行政院”施压下，仍旧通过环评，不过有 两项附带条件：一是必须做第二阶段环评，第二是必须做一份居民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不过，“环保署”迟迟未履行两项附带条件，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厂商进驻三期大兴土木。
詹顺贵律师以此行政疏失为由，一状告上“行政法院”，经过“行政法院”初审和二审，“高等行政法院”于8月宣判，“环保署”败诉，中科三期必须全面停工，以避免造成环境损害，“最高行政法院”日前驳回“环保署”抗告，确定全案定谳。中科三期必须停工，不得营运。
中科三期停工事件，成为中台湾环保团体和农民抗争的初胜利，同时凸显台湾政治圈的两幕荒谬剧，一幕是“环保署”作为环境保护的主管机关，却杠上环保团体，“环保署”紧急在9月强势通过新的一份环评，用草率的行政动作补足环评流程，未来可能埋下更大的争议点。另外一幕是引发宪政危机，尽管“高等行政法院”判定中科三期停止开发，“行政院”不理判决，“环保署长”沈世宏更在媒体上放话“后果法院自行负责”，“行政院长”吴敦义则扭曲判决，指出厂房可以继续兴建，厂商仍能继续生产。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认为，大埔事件及中科诉讼重要的意义，就是农民和民间团体社运已打破过去仅仅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抗争策略。詹顺贵进一步指出：“过往环保运动不断地挑战行政部门的合法性，但总有限制，透过司法诉讼，不仅确立政府违法，也是让法院按照更进步的法律精神解释法令。”
科学园区开发谁获利?
农民自救会和环保团体的烽烟已起，民怨正在扩大，然而，开发科学园区的脚步仍快而急。到底，开发科学园区是谁真正获利呢?台湾真的需要那么多科学园区吗?
实际上，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已在1990年代，逐步转移到大陆，早已出现科学园区与其它工业区闲置现象。根据“审计部”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台湾核定的13座科学园区，到2009年底，已完成开发可出租设厂土地约1478公顷，尚未出租土地面积约323公顷，闲置超过两成，其中，铜锣园区闲置率为64.96％、高雄园区为53.47％、虎尾园区为47.43％。
为何地方政府和政治人物积极开发科学园区?政大地政系主任徐世荣说，地方政治人物参与选举，台面下买选票、养桩脚等都需要经费，台面上需要提出符合民意期待的政见，所以筹设科学园区和广设大学既成为地方派系养地获利的手段，又是吸票口号。
台湾地方派系的获利模式，是便宜购入科学园区内周边即将征收的农地，再透过行政手段，将农地改划为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土地价格马上翻涨10倍、20倍。而对县市政府来说，透过大规模的区段征收，再进行地目变更，就可以将原本收不到税的农地，转为能收取地价税、房屋税的住商用地，自然解决财政困窘，这是地方政府开发为科学园区的诱因之一。
这种以工业牺牲农业环保、以养土地获利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核心。
科学园区的迷思正被揭露
沉寂多年的台湾农民运动，在大埔农民抗争和中科争议都显见已迸发出新的能量。台湾农村阵线发言人蔡培慧指出，这几起农业抗议陈情，都有学生、老师、律师、社会民众等声援支持农民自救会，这些新生力量主要是农业社区营造工作和社区大学系统，长期扎根和进行基层教育，累积出关注农业的队伍。这群人，已不是热心有余、能力不足的社会新鲜人，他们来自各个领域，共同讨论对农业议题的观察和想法，彼此以分进合击的态度就事论事，发起政策讨论、声援陈情等行动，有成果就尽可能互补，成为极有活力的串联方式。
“以农养工的发展模式，有必要检讨和改变。”蔡培慧说。她指出，台湾农业产值不断萎缩。已形成粮食危机和土地安全危机，目前台湾的粮食自给率仅达到30.6％，台湾有必要重新检讨整体产业政策，以及土地规划政策。
面对地方政府粗暴而强势的征地手段，徐世荣批评，“土地征收法给予地方政府过大的权限”。他建议，土地征收必须强制要求做公共利益与私人成本的必要性评估，必须加人听证行政程序，规范地方政府非不得已，不得动用征地手段，以保障人民权益。
科学园区的发展光环正在消褪。陈信行认为，台湾社会大众开始质疑科学园区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因为这几次的环保、农业议题，更因为“高科技”等于“高薪”的神話，早在2009年全球性金融风暴被打破，科学园区内的大企业都强迫员工休无薪假，爆发多起劳资争议，再次减损科学园区的光环。
台湾有经济自主发展之梦，憧憬高新科技产业可以带来产业转型。然而，一座座的科学园区，是牺牲农村良田、供给大量水电资源、生产高污染，它带给社会的到底是美梦还是噩梦?在竹科发展30年之后的台湾，固守土地的农民和更多的社会大众，开始质疑和反省科学园区的迷思，要求农业和环境保护的永续发展。
进入8月，另外一起反对科学园区的行动震撼台湾社会。中台湾的农民和环保团体透过法律诉讼程序，台湾“高等行政法院”宣判裁定，中部科学园区第三期台中后里基地由于缺乏环境影响评估、居民健康风险评估，需立即停工。
这两件事情加起来，不仅震撼马英九当局，更引发台湾社会重新思考环境保护、农业及工业发展的关系。长期关注台湾民间社会力量的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副教授陈信行说：“这是台湾民间社会酝酿已久，对于台湾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长期反省的结果。”
大埔农民的死谏
善良又认命的农民如果不是政府不给饭吃。根本不会造反。
6月9日凌晨，苗栗县政府忽然出动庞大警力限制竹南大埔居民进出，挖土机直接开入已结穗的稻田，一名记者将整个过程拍摄成影片放上网络，引发社会大众关注。同时，台湾社会大众开始质疑苗栗县长刘政鸿给付主流媒体广告费用，为自己包装政治形象，主流媒体偏袒苗栗县政府而封杀农民的声音，此事件不断发酵，大埔农民自救会与社会民间团体于是在7月17日发起夜宿凯达格兰大道，高喊“还我们祖先的土地和房子”，成为全台湾关注的焦点。
由于此事件将冲击台湾中南部农业县民意和选票，台湾府院党高层被迫回应，“行政院”阁揆吴敦义口头宣布将“以地换地”，让大埔农民换取另外一片土地，能继续耕作，以安抚民怨。
大埔农户抗议的理由之一，是他们一辈子赖以维生的农地，被政府低价征收全是为了符合工业财团的需求。大埔农户被编入竹科竹南基地计划，起因于鸿海集团(富士康总部)旗下的群创光电向苗栗县政府表达希望扩大事业专用区，苗栗县政府决定原本计划之外，再扩征5公顷土地，才纳入大埔农户的私人土地。
农民抗议的另外一项原因，是苗栗县政府征地过程极为草率与粗暴。苗栗县政府未与地方协调、沟通，仅发公文要求农民领取现金补偿或换地，强迫农户二选一，农户担忧换取土地缺乏保障，多数选择领微薄的补偿金，仅剩下20多户农民选择保留农地，但按照台湾的“土地征收法”，即使居民不同意征收计划，地方政府只要在一定期限之后，提存补偿金，就可以将土地权状直接从原地主改成地方政府。
这群大埔农民都不愿意放弃农耕，不愿意卖地。实际上，台湾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的确不少农民选择离农，当时，农地只要被划人工业用地或都市计划用地，土地价格立刻飙涨，农民可以领取公告价格的四成到六成补偿金，也可以跟建商合作，兴建为大楼收租获利，成为暴发户。不过，台湾农村阵线发言人蔡培慧观察到，经过这么多年，越来越多农民不愿意离农，他们眼见前面三四十年离农的农民暴发户坐吃山空，他们始终选择留在农村，多年以来已然对农地有一份敬重，对耕作生活有一份情感，“是台湾不愿意离农的最后一群农民”。
大埔农民的抗争终于在8月初发生悲剧。73岁的朱冯敏老太太在一个清晨，巡过自家农田之后，就回到家里喝下农药自杀。抗议苗栗县政府强制圈地的蛮横，抗议吴敦义未兑现的政治承诺，她家中的5间房子和一片田地都在征收范围，心情长期郁闷，终于酿成悲剧。
在朱冯敏老太太的头七(民间习俗说亡者灵魂在死后第七日会回家)和告别式上，更多关注台湾农村和农业议题的年轻学生和社会团体加入祭悼行列。蔡培慧说，这事件显示台湾民主社会仍有遗憾，所有关注农村的人士都会更加努力，继续继承朱阿嬷捍卫农地的意志和勇气，不再让憾事发生。
相思寮的愁与恨
相思寮的28户农民、100多名居民，静静地被遗忘在台湾地图上，直到他们走出来抗争。相思寮位于彰化二林地区，是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随着日本制糖会社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农业移民聚落，见证早期台湾农业发展的历史，占地约两公顷。
相思寮却被划入中科四期彰化二林基地，中科四期主要是提供给华映、友达等光电产业作为工业厂房。主导征地的中科管理局，在征收规划当中，压根就把相思寮当作无人居住的地段，未曾与居民沟通，更未列出任何配套计划。
温驯的相思寮农民终于不再沉默，他们从去年起迄今，几度上街头抗议，搭游览车北上到“立法院”等机构陈情，高喊“相思寮不卖地”、“我们要种田”等诉求，希望保留农地，排除在征收范围，希望继续务农。让全家仍有赖以维生的农地和生计，他们甚至到凯达格兰大道撕毁钞票，以象征不卖地的决心。
中台湾的环保和农民抗议烽火
除了大埔和相思索农民反对征地的抗争之外，中台湾有另外一波环境运动和农渔民团体对中部科学园区三、四期计划的大反扑，与农民自救会的反土地征收行动相互呼应。
中部科学园区的产业以光电产业为主。其中最知名的是友达光电、华映光电等。其中，友达光电把总部设在中科，透过台中港的船运与对岸的厦门翔安厂串联。生产TFT-LCD面板，运用两岸资源进行产业布局。友达光电在中科第三期后里基地计划区，投资8.5代厂，已进入装机试产阶段。另外，友达承诺将于中科第四期彰化二林基地投资设立两座面板11代厂及两座太阳能模组厂。
然而，中台湾却是台湾的粮仓，台湾吃的鸡蛋、蔬菜、肉类等农产品，超过一半以上由中台湾供应。随着中科三期、四期加速扩张，光电产业进驻，开始跟农业抢夺土地，瓜分更多水、电资源。更令人担忧的是，光电产业生产过程使用大量化学物品，排放物污染空气和水，都难以处理，不仅对环境和居民健康产生极大风险，对粮食安全更有虞虑。
环保团体彰化环保联盟很早就意识到中科可能造成環境问题，于是长期监督中科三、四期的环境影响评估、使用水资源计划、排放污水计划等开发配套，从2009年起，当地农渔民团体得到更多资讯，包括后里的花农、彰化的蚵农、酪农等组成自救会，开始到“行政院”前抗议陈情，要求捍卫台湾粮食安全。除了抗争陈情，他们在维权律师詹顺贵协助下，以法律途径打这场维权战役。
中台湾的环保团体和农渔民自救会在8月打赢法律维权的一役。按照台湾法规，重大建设必须经由主管环境的“环保署”邀集环评委员，进行一份环境影响评估，中科三期在2006年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审核时，相关厂商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废水成分，环评报告不能确实落实，“环保署”在“行政院”施压下，仍旧通过环评，不过有 两项附带条件：一是必须做第二阶段环评，第二是必须做一份居民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不过，“环保署”迟迟未履行两项附带条件，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厂商进驻三期大兴土木。
詹顺贵律师以此行政疏失为由，一状告上“行政法院”，经过“行政法院”初审和二审，“高等行政法院”于8月宣判，“环保署”败诉，中科三期必须全面停工，以避免造成环境损害，“最高行政法院”日前驳回“环保署”抗告，确定全案定谳。中科三期必须停工，不得营运。
中科三期停工事件，成为中台湾环保团体和农民抗争的初胜利，同时凸显台湾政治圈的两幕荒谬剧，一幕是“环保署”作为环境保护的主管机关，却杠上环保团体，“环保署”紧急在9月强势通过新的一份环评，用草率的行政动作补足环评流程，未来可能埋下更大的争议点。另外一幕是引发宪政危机，尽管“高等行政法院”判定中科三期停止开发，“行政院”不理判决，“环保署长”沈世宏更在媒体上放话“后果法院自行负责”，“行政院长”吴敦义则扭曲判决，指出厂房可以继续兴建，厂商仍能继续生产。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认为，大埔事件及中科诉讼重要的意义，就是农民和民间团体社运已打破过去仅仅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抗争策略。詹顺贵进一步指出：“过往环保运动不断地挑战行政部门的合法性，但总有限制，透过司法诉讼，不仅确立政府违法，也是让法院按照更进步的法律精神解释法令。”
科学园区开发谁获利?
农民自救会和环保团体的烽烟已起，民怨正在扩大，然而，开发科学园区的脚步仍快而急。到底，开发科学园区是谁真正获利呢?台湾真的需要那么多科学园区吗?
实际上，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已在1990年代，逐步转移到大陆，早已出现科学园区与其它工业区闲置现象。根据“审计部”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台湾核定的13座科学园区，到2009年底，已完成开发可出租设厂土地约1478公顷，尚未出租土地面积约323公顷，闲置超过两成，其中，铜锣园区闲置率为64.96％、高雄园区为53.47％、虎尾园区为47.43％。
为何地方政府和政治人物积极开发科学园区?政大地政系主任徐世荣说，地方政治人物参与选举，台面下买选票、养桩脚等都需要经费，台面上需要提出符合民意期待的政见，所以筹设科学园区和广设大学既成为地方派系养地获利的手段，又是吸票口号。
台湾地方派系的获利模式，是便宜购入科学园区内周边即将征收的农地，再透过行政手段，将农地改划为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土地价格马上翻涨10倍、20倍。而对县市政府来说，透过大规模的区段征收，再进行地目变更，就可以将原本收不到税的农地，转为能收取地价税、房屋税的住商用地，自然解决财政困窘，这是地方政府开发为科学园区的诱因之一。
这种以工业牺牲农业环保、以养土地获利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核心。
科学园区的迷思正被揭露
沉寂多年的台湾农民运动，在大埔农民抗争和中科争议都显见已迸发出新的能量。台湾农村阵线发言人蔡培慧指出，这几起农业抗议陈情，都有学生、老师、律师、社会民众等声援支持农民自救会，这些新生力量主要是农业社区营造工作和社区大学系统，长期扎根和进行基层教育，累积出关注农业的队伍。这群人，已不是热心有余、能力不足的社会新鲜人，他们来自各个领域，共同讨论对农业议题的观察和想法，彼此以分进合击的态度就事论事，发起政策讨论、声援陈情等行动，有成果就尽可能互补，成为极有活力的串联方式。
“以农养工的发展模式，有必要检讨和改变。”蔡培慧说。她指出，台湾农业产值不断萎缩。已形成粮食危机和土地安全危机，目前台湾的粮食自给率仅达到30.6％，台湾有必要重新检讨整体产业政策，以及土地规划政策。
面对地方政府粗暴而强势的征地手段，徐世荣批评，“土地征收法给予地方政府过大的权限”。他建议，土地征收必须强制要求做公共利益与私人成本的必要性评估，必须加人听证行政程序，规范地方政府非不得已，不得动用征地手段，以保障人民权益。
科学园区的发展光环正在消褪。陈信行认为，台湾社会大众开始质疑科学园区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因为这几次的环保、农业议题，更因为“高科技”等于“高薪”的神話，早在2009年全球性金融风暴被打破，科学园区内的大企业都强迫员工休无薪假，爆发多起劳资争议，再次减损科学园区的光环。
台湾有经济自主发展之梦，憧憬高新科技产业可以带来产业转型。然而，一座座的科学园区，是牺牲农村良田、供给大量水电资源、生产高污染，它带给社会的到底是美梦还是噩梦?在竹科发展30年之后的台湾，固守土地的农民和更多的社会大众，开始质疑和反省科学园区的迷思，要求农业和环境保护的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