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12月18号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他也是为数不多的上榜作家之一，另一位作家，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路遥。
　　提起蒋子龙，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太了解，但他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只要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就不能不提蒋子龙。对于高校中文系的学生，蒋子龙也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名字。
　　他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为现代化建设进行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
　　面对“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他说：“改革开放40年，我的写作也已40年。用手中的笔去反映现实、讴歌时代，是一名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却没有想到国家给了作家这么大的荣誉。特别激动，更感到欣慰。參加这次大会，可以说是为自己曾经的文学创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天写就成名作

　　1979年，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 “乔厂长”也自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小说人物之一。
　　乔光朴是一个中年干部，他面对“文革”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困难，迎难而上，主动请缨到某电机厂任厂长。
　　他一上任，就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精神，他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对阻挠势力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使工厂在短时期内改变了面貌，并充满了发展的生机。
　　那大概是在1978年前后，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被推至一个临界点。
　　当时，蒋子龙正在天津重型机器厂的锻压车间担任副主任，原本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的他，却发现自己面临重重积弊，用他的话说：“许多地方不对劲儿了。”
　　“没有自主权”成为蒋子龙作为企业中层管理者最大的困惑。
　　他只能像个消防员一样，到处连轴转地去“救火”： “我的车间里虽然有1000多人，但是管理者没有自主权，就连扣个奖金、设备想要大修、申请技术人员都不行。”
　　这不是蒋子龙一个人的困惑，而是当时国有企业的普遍问题—如何对旧有的陋习陈规进行改造，从而走出困局，成为了人民和时代的共同呼声。
　　或许是时势造英雄。因为久拖未治的肠胃病，蒋子龙去医院做了个手术。在病床上，三天时间，一天一万字，他几乎是一气呵成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
　　他结合了自己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经验，设计了一种“乔厂长管理模式”，实际上就是将他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苦恼与理想付诸纸上。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乔厂长”火了。蒋子龙感慨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过程非常简单，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了乔厂长，而是乔厂长找到了我。”

人人争说乔厂长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主动要求到濒临破产的重型电机厂担任厂长、并以铁腕手段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乔光朴厂长，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一时间，整个社会几乎到是“人人争说乔厂长，举国皆知蒋子龙”。
　　《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纷纷对小说进行转载，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很多读者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甚至还参与其中来完善“乔厂长”。全国上下渴望变革的人们从这本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与此同时，工业战线上，还涌现出了不少“乔厂长”。
　　蒋子龙曾收到一封兰州石化总厂办公室主任的来信，十几页的信中讲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故事。
　　兰州石化总厂的一位领导，有一天上班后，看到办公桌上摆着一本《人民文学》，并且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一页，书页中有办公室主任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请你读读，中央有新精神。
　　于是，这位领导，拿起书来研究了几天后，立马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按照书中“乔厂长”的路子改革公司。随后企业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
　　后来，那位留字条的办公室主任特意给蒋子龙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讲述了事件过程，并诚挚表示：“我们经理感谢你救了我们厂。”
　　蒋子龙回忆道：“当时甚至有人贴出大标语，欢迎我的‘乔厂长’到他们那里去‘上任’。”
　　可见，乔厂长这个人物形象出现得恰逢其时，寄托了当时人们对现实变革的热切期待，而蒋子龙也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改革文学”的扛旗者。
　　后来，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蒋子龙总会被人问到：“作为‘改革文学’的缔造者和工业题材的代表作家，您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每当此时，直爽的蒋子龙就会实话实说：“其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学’的概念，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只有当‘改革’真的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时，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干遍工农兵，不舍文学梦

　　1941年，蒋子龙出生于河北沧州豆店村。童年的他听到最多的，就是怪力乱神的故事，在那里，他滋生了对文学的最初兴趣。
　　小学四年级，初步“识文断字”的他，便迫不及待地做起了“念故事的人”。夜灯初上，他便给村民念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济公传》都是他翻来覆去演习的读物。
　　14岁时，蒋子龙转到天津念中学。一脚从农村跨到城市，难免受到一些歧视。一向成绩优异的他在“整团运动”中成了全校重点“帮助对象”，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原因是他有着“想当作家”的名利思想。
　　突然遭此“莫须有”的罪名，使得生性倔强的蒋子龙暗下决心，要发几篇货真价实的文章给这些人看。可惜他投出的稿件全都如泥牛入海，对文学的首轮冲击宣告“惨败”。
　　1960年，蒋子龙中学毕业，进入了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学习，他对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同样有着强烈的兴趣。
　　从技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作。此时的他将“大工匠”作为人生目标，只有在每天闲暇时刻，他才能翻上几页书。
　　同年，在工厂生活刚开始不久时，蒋子龙应征入伍，考取了海军测绘训练学校，加入到新中国领海绘制的事业中。用他的话说，是“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正是在部队的时候，蒋子龙再度与自己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想重逢。
　　当时，部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蒋子龙被认为是最会“摇笔杆子”的人，话剧、相声、快板、歌词，无所不能。
　　这些闲暇时间的文艺创作，却改变了蒋子龙的一生—他亲眼目睹一位农村社员因他写的诗而感动落泪。他被深深地震撼了，开始重新看待手中的笔，更加敬重文学的力量。
　　经过长期的坚持与努力，他的小说处女作《新站长》终于在1965年的《甘肃文艺》发表。这篇小说源于真人真事，讲述了一位气象站站长在战时状态下不敢预报天气，不想承担责任，进而延误战机的故事。
　　从这篇作品开始，蒋子龙的创作模式已经很明确了，那便是生活“逼”着他去写下最真实的观察和思考。
　　1965年，蒋子龙复员转业，重回天津重型机器厂。他从基层做起，先后任过工人、厂长秘书、车间主任等职，因而对工厂生活非常熟悉，拥有扎实的生活基础。
　　1976年初，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塑造了在极“左”时代敢于冲破阻力致力于工作的老干部霍大道形象，并开始初具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创作力更见旺盛，1979年发表成名作《乔厂长上任记》，此后在新时期反映现实工业题材的创作中独领风骚，成为这一题材创作者的优秀代表。其《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分获数年的全国优秀小说奖。
　　有文学评论文章指出：“《乔厂长上任记》展现了作者对工业体制改革的文学想象，本来是非常枯燥的工业题材，但蒋子龙却写得活灵活现，激昂起伏，快意恩仇。”
　　在叙述方法上，蒋子龙一般少作细描和心理活动刻画，而是营设波澜壮阔的剧烈矛盾冲突，将人物置身于漩涡中，着重从人物行为和语言上表现人物；在语言上，他崇尚气势的雄浑和雄辩力，与工厂生活语言也较为切近。这使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充满激情和阳刚之美。
　　他的小说关注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大胆描摹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中篇小说《开拓者》中，德才兼备的车篷宽具有改革远见，对现实经济体制的缺陷有明确体察并提出改革设想，但结局却是以无奈退出政治舞台而告终。《拜年》也對现存干部体制的弊端有所揭示和抨击，从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权力的追求与维护已经异化了不少领导干部的心灵。《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也同样提出了干部体制改革的问题。《赤橙黄绿青蓝紫》则关注工厂青年的思想和生活，展现当代青年工人的新风貌和思想现状，要求社会予以理解和关怀。
　　蒋子龙的这些作品，表明蒋子龙对改革的思考具有相当的深度，也显示了他在强烈激情之下蕴含的内在理性。

文学给我的自省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经历，使得蒋子龙的作品浓缩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矛盾冲突。他要的是催动读者精神上的觉醒，而不是用粉饰太平来哄骗读者。
　　他笔下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许多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1982年底，时值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峰期，蒋子龙却毅然放下了这类创作。众人无法理解他的举动，但在他看来，他只是做出了符合创作规律的一次选择。
　　他在《“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一文中写道：“登上了文坛，一定还要懂得什么时候离开文坛。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我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它束缚了我。我受到我所表现的生活、我所创造的人物的压迫……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材拉开点‘历史的距离’，对工业生活及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
　　这是蒋子龙作为一位清醒的作家的可贵自省——因为熟悉工业生活，而对这一切产生警醒；拥有独特的写作风格，但要打破领域与题材对创作的限制。写作对于蒋子龙而言，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可以自由驰骋。
　　因此，从1984年开始，他写下了以医生邵南孙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蛇神》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征”系列小说。
　　《蛇神》脱离了改革小说的轨迹，塑造了“蛇神”邵南孙这个人物形象。他有重情崇美的理想主义个性，亦有游迹于现实的人情练达，更有与白露婵的情缘、铁弓岭行医的传奇经历。“文革”前，他以善良者多情者形象出现，“文革”后，却表现出恶意报复与道德的沦丧。善与恶、美与丑的循环，交织在他的身上，使这一形象充满了正反性，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而对于蒋子龙来说，他只是不再想驾驭文学，而是自愿且自如地被文学所驾驭。也正是得益于这一阶段的积累，使得蒋子龙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对作家来讲，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想象力打开了。想象力打开表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题材的深度挖掘；还有一个是对文体的放开，各种各样的文体，各种各样的花样，意识流、先锋派，你怎么玩都可以。”
　　2000年，蒋子龙开始创作小说《农民帝国》。这部作品传递了蒋子龙对于农村生活变革与农民性格的深刻思考，也折射了他深入骨髓的农民本色以及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浓烈乡愁。
　　为此，他专程去农村采风，让自己重新变回一个农村人，在农村的天然氛围里写作。
　　每一个作家都喜欢构建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也希望一个人物或一个故事让人家记得住，我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就是《农民帝国》。这篇是我下工夫最大、拖得时间最长的，实际就写农民怎样向工业人生转变，如果转变不成功就成悲剧。
　　从《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直到《农民帝国》的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在一次次锤打与磨砺中走向成熟。
　　回头望去，蒋子龙感慨道：“磨砺总是最具有积极意义，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道路，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了。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但是，写的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写作成了保持做人尊严的手段。”
　　当年写《乔厂长上任记》的年轻小伙子，如今已是77岁。可于蒋子龙而言，写作依旧是精神动力，是生命跳动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