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仇恨、和解以及对于和平的渴望，这类主题的电影已经产生了无数种表现方式。除了那些用角色的口号式台词直接表明观点的笨办法，很多电影都巧妙地寻找到了小切口对接大事件。
　　这部《小男孩》就是典型的这类叙述模式。故事发生在二战最激烈的时期，从珍珠港事件跨越到美国对日本投下了原子弹。但那些宏大的事件只出现在影片人物的口口相传和他们阅读的报纸上。这个静谧的小镇中，人们都叫这个8岁的孩子“小男孩”。他始终长不高，医生半是无奈半是安慰地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他被同龄人欺负，父亲是唯一的朋友。战争迫近，由于小男孩的哥哥是扁平足，所以父亲必须去参军。小男孩从此孤独生活，唯一的希望就是父亲能早日回家。有一天，他偶尔听到神父说起，只要怀有种子那么大小的信念，就能移动大山，达成愿望。这句布道的话语，让小男孩陷入了魔障，他觉得可以凭借自己的信念让父亲回到身旁。神父看到这一切，想帮他，就为他列出了一个行善的单子，包括为流浪汉提供居所，探望病人，等等。告诉他都做到了，就能实现愿望。这个内向的孩子开始怀着信念，挑战自我。

　　通过孩子作为主角反观战争，是个聪明的视角。孩子最弱小，也最能激起普遍的情感，面对残忍的战争机器，孩子们的举动和信念都显得更加令人心碎。更巧妙的是，电影设定了一个大战争背景下的，封闭小镇内的仇人对决与和解模式。这个小镇中，居住了一位移民了数十年的日裔侨民山本。因为毕竟是交战双方，就单单因为那张日本人的面孔，在这个特殊时刻，小镇上的美国人都把这位山本看作仇人。这是人类的普遍情感，仇恨会驱散理性。而在影片中，神父扮演了一个超越人类仇恨的角色，他看到这一切，特意为小男孩的行善单加了一条，“和山本做朋友”。这让整部影片变得有趣了起来，孩子必须为了达成自己更高的目标，而暂时跨越心理的屏障，他必须说服自己与这个“敌人”成为朋友，才能达成更终极的目标。而经过一次次试探，自我否定和最终的接纳，小男孩做到了这一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于理性的训练，它让人们的理性获胜，人性回归。这也是影片最重要的主旨之一。这类影片的目的绝不是煽动仇恨，而是如何超越性的抵达人性和解。
　　当我们在战场以外的世俗生活也被盲目的仇恨笼罩，那种后果或许比战争本身更加可怕。
　　就像我們一样，美国人也给生活在那里的日本人起了外号“Jap”，类似于我们说的“日本鬼子”，但最终，山本对小男孩说，“我不叫Jap。我叫山本。”他们以名字——而不是仇恨的代码相互称呼，那个瞬间，战争的归战争，世俗的归世俗，人性的归于人性。而这其中也渗透着更加复杂的况味，山本独居，小男孩没有父亲，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成为了某种准父子的映射，当他们坐在一起吃冰激凌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两个敌国的人，在战争最盛的时刻，却互相慰藉了彼此。
　　这部电影中的小男孩一直相信自己的超能力，无论遭受多少白眼，也每天对着大海练习，在所有人看来，那就是痴傻，在他自己心中，那就是信念，虽然他自己并不懂得这些。
　　“小男孩”这个绰号是个双关语，一方面因由小孩的身高得来;另一方面，它也是那颗原子弹的代号。当那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遍小镇，人们纷纷觉得那个每天对着大海拼命嘶吼，想用超能力终结战争的傻孩子真的做到了什么。小男孩的父亲幸存了下来。
　　对于战争本身的影像化呈现基本上不会再有太多实质性突破，但是从人性细部展开的体查却有着无尽的空间。这部电影里根本没有口号，但谁都会看出和平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说，它用一个家庭的重聚，替代着写出了战争的终结。战争与和平不是宏大而遥远的事，无非就是一个个家庭的离散与团圆。这不分国度，人性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