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当西方列强挟现代文明之势侵凌东方各国之时,东方各国便有民族危亡之忧,便有被西方强势文化湮没之虞。因此,近代中国的先进人士际遇东西方文明碰撞,就萌生了学习西方的理性思考。可是,西学传播一度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命运。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思潮,有其突破旧的藩篱,在思想文化上破旧立新的启蒙意义。可是,冷静地分析,也应当看到,其中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可见,时人将民主和科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并不一定都是本意,在许多情况下也许只是一种激进的策略性的举措,算不上理性的思想方法。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及至近代,儒学遭遇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解构。但是一种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文化哪能被轻易否定呢?在现代化语境下,儒学的命运也是不可能被终结的。儒学的因子,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实际上早已积淀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次的心理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核心理念同现代文明的发展走向并不矛盾。譬如“和”的理念,完全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对于当今竞争激烈、你争我夺的社会而言,更是一帖清醒剂。如何协调人际关系,如何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如何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的理念中都可以得到智慧的启迪。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师法自然”的观念,绘画艺术如此,工程技术也如此。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中始终强调:东方自然观是现代科技的重要思想来源。古代都江堰“鱼嘴”分流,无坝引水的工程,就是这种自然观在工程技术上的运用。仅从技术水平上看,都江堰恐怕也胜过许多炸山筑坝,堵水引流的现代水利工程。
　　如果说,“西方”意指新式或现代,“东方”意指老式或传统,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中,完全可能出现东西方混搭的局面。因为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所谓“老式”或“传统”,常常更符合人性之需,更符合自然之势。
　　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原本来自西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等等就是现代化的实际内容。但是,如果真的全盘照搬西方那些“化”,又常常会水土不服。人们常说的“要符合国情”,实际上就是要在这些“化”的过程中传承中国文化。因为,所谓传统文化就是国情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与这些“化”的结合点,就能使现代化顺利地推进。如市场化,讲自由竞争,但是在中国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缺乏市场主体和规范,缺乏资本实力和监控,传统文化所重视的政府调控就该起较大的作用。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双重结构,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家庭手工业同国际市场的接轨;现代大工业同中小企业并举;国家资本与民营企业同步发展等等都是如此。
　　晚清搞洋务运动,其官督商办的方针颇遭诟病。但是历史地看问题,官督商办有客观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因为在中国新式企业兴起之初,如舍此方针而全由商办,实无法承受来自封建官府、外国资本和社会习惯势力的重重压力。
　　孙中山是“民生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他主张“节制资本”,即发展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大资本,符合中国国情,在民主革命中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晚清政府一度开放民间资本投资川汉铁路,由于监控不力、经营不善,出现巨资虚耗而铁路未建一里的低效率局面。而后清政府又改变政策,企图收回民资的筑路权,于是激起地方士绅和广大民众的反对。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并没有反清政府之道而行之,他是铁路国有的积极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1912年孙中山在同《纽约先驱报》驻华记者端纳的谈话中,详述了他10年筑路20万里的铁路建设规划,雄心勃勃,气势恢宏。端纳质疑孙中山的规划,认为“满清即因铁路国有而致覆亡,今何能采相同方式?”其实,清朝倒台并不能归因于采取铁路国有政策,研读辛亥革命史,应能明了其中的道理。
　　经历近现代的种种革命和运动,传统文化所遭受的冲击是十分严重的,可是传统之所以为传统,是由于传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有很多优点是无法用时髦来替代的。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决不能抛弃传统文化,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届时,中华文明仍然是中华文明,但是她是现代化强国的新型文明,既吸纳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又传承中华传统文明的所有优秀成就和丰厚的历史积累。届时,也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刻。我们翘首期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