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
　　据《新民晚报》等媒体报道，4月25日下午，在南京和燕园小区，发生了一幕当众用柴油焚烧流浪狗的惨剧。已在此安家8个月之久的流浪狗母子一死两伤。据烧狗者朱萍一家讲，烧狗是因为狗叫扰民。事发后，某动物保护机构对伤狗进行了救治，并安葬了死去的小狗。此事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愤怒的网友甚至赶到朱萍工作的医院门前抗议。
　　
　　南京烧狗者似乎认为，她与可怜的流浪狗一家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她的生命中究竟缺少了什么？促使人们挺身救犬的力量又来自于什么？答案其实只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学概念：同理心（Empathy）。
　　简单地说，同理心是以人类天赋的同情心为基础，支撑着个体通过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来扩充自我的心量，释放体谅与关怀。
　　人类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为此常会屏蔽掉内心柔软敏感的同情。当自己的利益受损，私欲没得到满足，甚至是他人的观念和信条与之相左，人们都有可能将其行动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能否以开放的胸襟，批判性地反观自我中心的局限和约束，能否放慢脚步去理解、体会、认同对方的立场和感受，能否从彼此“站位”不同的多元之间培育感通力，这些都要看一个人是否有完好和稳定的同理心。没有基本的同理心，人将无法可持续地生存于世，更不能不断拓展属人的生活世界。
　　从泼熊到虐猫，再到南京烧狗事件，我们看到的是从文明积累向着本能宣泄的可怕退化。烧狗者缺少同理心，幽闭在本能的局限之内而无法成长，其实是可怜的。那些以激烈言辞咒骂烧狗者的网友，其实也并不具备完好的同理心。毕竟，愤怒、暴力和攻击也是一种人尽有之的原始本能。
　　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数千年历史，其实一直伴随着同理心的培育与增长。否则，无法解释孔子“四海承风，畅于异类”的仁德和孟子“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善良，无法读解白居易“谁道群生性命微”的反诘和“物物贪生乐自全”的体认，更无法理解张载“物吾与也”的境界和朱熹“爱惜物命”的襟怀。客观地讲，基本的同理心是内生于古典文明之中的。
　　那么，对那些残害动物的人而言，对我们这些只知愤怒不知反省的看客而言，同理心是怎样丧失的呢？在20世纪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构性冲突之后，在百年反抗暴力与暴力反抗的风雨洗礼之后，同理心的本土精神传承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传统断裂之后，人们会在失衡状态下，一下子向自我中心的方向急剧反弹。在1920年的俄国，哲学家罗素被那些官员、知识分子、文化人陪伴着，坐船游伏尔加河。余秋雨曾在文章中总结了罗素对那些人的厌恶之感：“他们能够评判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既评判人类的所有历史过程，又评判各种政治制度的成败得失，他们似乎已经不必探索未知了，历史规模和人类方向全已经胸有成竹。其实据罗素观察，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他们在钻营中打发日子，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信仰，因此，是站在气泡上的高瞻远瞩、俯视万物。”哪里来的“高瞻远瞩、俯视万物”的气概？不过是丧失了基本的同理心之后的螳臂之狂而已。内心封闭的狭隘生命就像井底之蛙，无知者无畏。听说过全民敲着脸盆打麻雀吗？一声令下，“战天斗地”的人们毫不含糊地将大量山林中的食虫野鸟送上刑场，郭沫若诗云：“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听听看，焚烧流浪狗的暴行不是已经找到了更为激烈和残酷的先驱吗？
　　断裂易，重建难。在一个灵性缺失的年代，外在自我与深层自我之间难以建立正向的关联。外在自我是对抗性的、自私的，而深层自我是开放的，一体性的。余秋雨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以金钱为信仰、以物欲为信仰、以成功为信仰、以地位为信仰、以权术为信仰”。也就是说，外在自我只能在一个完全功利性的领域来缓释压力，麻痹神经，强行压抑失却深层滋养之后的灵性痛苦。这种外在自我的放逐会表现为许多形式，而凶残的折磨动物只是表现形式之一。那么，我们这些谴责烧狗的看客也难免正以其他形式（包括谩骂）放纵着我们的孤独而干涸的外在自我。同理心丧失的问题，既是外在自我与深层自我的分裂的结果，也是其原因。烧狗者也日日夜夜生活在同理心丧失的氛围里。他们脱缰的愤怒，也是以可怕的方式所表达的呼喊：要求被施以同理心，要求被像有尊严的生命那样对待。烧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他们对没有生命的尊严感和实现感的报复。没有对同理心的培育与坚持，没有对深层自我的呼唤与呵护，就不会有自我的和谐，更不会有社会和谐。疗救同理心，这并不是烧狗者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问题。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