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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命运’赋予我的地貌上，搭建我的人生舞台。而这也是我的天堂，虽然很无趣，但很简单，很真实。”蒋友柏在最近出版的中文自传《悬崖下的小道》中这样总结自己。
顶着蒋家后代的光环，配上天生帅气的面庞和极富个性的言行，并非娱乐圈出身的蒋友柏，却早已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甚至被称为“台湾的威廉王子”。然而8年前，蒋友柏就一路喊着“不做蒋家第四代”、“远离政治”，创立了一间名为“橙果”的设计公司，此举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近期，在台湾一项上班族心中“创业标杆”的调查里，蒋友柏排名第三，而前两位是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蒋友柏创办的橙果设计公司，已经拥有索尼、摩托罗拉、微软和雷诺车队等国际知名大客户。人们也终于将他的称呼改为——台湾橙果设计公司创始人蒋友柏。
“神灯”被拿走了
在我12岁以前，我真的享受过“政治贵族”的待遇。我的成长过程就像一个虚幻的梦，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市蜃楼。小时候，我真的就像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似的，心想事必成，要什么有什么……直到有一天，有人把我手上那个神灯拿走，大精灵不再出现，我好像一下子被丢到一个看不到边界的沙漠里，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之后的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大家以为我手上还有那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灯，但其实我没有。假如我的命格里一定有“贵”这个字的话，那我会说是“贵人”而不是“贵族”。《悬崖下的小道》
1976年，当蒋友柏在台北出生时，他的曾祖父蒋介石刚去世一年，这个台湾第一家族正沉寂在守孝悲哀的气氛中。虽然蒋介石没能见到小曾孙，但早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取好了名字。男孩依次叫“松柏常青”，女孩依次叫“梅兰竹菊”。在蒋友柏出生前，蒋经国的大儿子蒋孝文有一女蒋友梅，二儿子蒋孝武有一子蒋友松，一女蒋友兰。如今，蒋家三公子蒋孝勇和夫人蒋方智怡又为蒋家添一丁，蒋经国欣喜不已。
蒋友柏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母亲蒋方智怡曾用3年时间为他挑选小学，而曾祖母蒋宋美龄在世时，全家人每年都在纽约过圣诞，蒋宋美龄为孩子们买玩具，甚至还辅导蒋友柏的英文功课。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4月，蒋孝勇一家搬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这在蒋友柏的人生轨迹中，是第一次变化。
环球人物杂志：你提到小时候就像拥有阿拉丁的神灯，神灯指谁？
蒋友柏：我已过世的曾祖蒋介石。在台湾，我的孩童时代，曾祖就只有一个名字叫“蒋公”，也因为这个尊称，在台湾的学校生活，我永远是老大。无论到哪里都有两个随从跟在后面，在教室上课，他们就坐在后面等我。上课忘了带课本，还可以叫他们回家拿。整个童年的记忆，让我感觉姓“蒋”还是挺牛的。
环球人物杂志：他们叫你“威廉王子”，很享受那个过程吗？
蒋友柏：他秃头（笑），我没有吧。我这个人比较随性，不会很在意这些。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蒋友柏： 1988年，祖父蒋经国去世，我们全家搬到蒙特利尔。那时候很小，感觉好像是匆忙间逃出去的，一夜之间司机、管家、保镖全都不见了，起床后变成了说英文。直到父亲得了癌症，在病床前我们有过一段长谈，听父亲讲，祖父去世后，他在政治、事业和家族里，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所以决定离开台湾。他这个决定对我倒是一件好事，让我有机会做一个“凡人”。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台湾，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吗？
蒋友柏：加拿大历史课的说法与台湾完全不一样。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比如：过去几百年，几乎平均每50年欧洲地区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如何避免战争再度发生？为什么每一个国家的“敌国”通常都是他的“邻国”？一个国家应该如何与“邻国”相处，才不会变成“敌国”？
因为语言不通，我不能进入班上的主流团体，只能安静地在一旁观察同学和班上的活动。后来，班里来了一个大陆的同学，我们很快交往起来。但当他知道我的曾祖父是谁后，有一天来跟我说，他父亲不许他与我交往，因为我是“蒋匪”、“蒋贼”的后代，我当场痛骂他一顿并与他绝交。回到家，我不敢跟父亲提这件事，因为“蒋匪”、“蒋贼”这样的字眼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办法从我嘴巴讲出来的。而且，我也觉得这样的字眼会污辱我的家族。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还会听到这个字眼吗？
蒋友柏：没有。我2001年回到台湾，几乎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称我曾祖父为“蒋公”，就连那些当年靠高喊“蒋总统万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爱国爱党”中坚分子，大部分时候称呼我曾祖父与祖父的名号也只是“老蒋”与“小蒋”。“经国先生”这个称呼偶尔有。
人生没有应该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全家去海边（好像是野柳）游玩，父亲指着海边岩岸的海浪告诉我：“想要浪花美丽，必须用力地冲击岩石，虽然痛，但是值得。”那一天的情景，我是全忘了，但是父亲留给我的这一句话我却牢牢记住了。《悬崖下的小道》
当记者问蒋友柏，谁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父亲。蒋家有一套独特的“蒋氏训练”法：蒋孝勇会用带孩子爬山的机会，在他们爬完千层台阶而没有用心数数时，告诫他们：“虽然只是踏一小步，但每一步都要放在心上，每一步都要好好走，这样才可以走得更远更稳。”除了数台阶，开车时经过多少路灯，一群鸟飞过共有多少只，都是他经常和孩子们玩的“即兴游戏”。他一方面在培养孩子随时随地的观察能力；一方面也在强化他们对环境的快速反应能力。
蒋友柏告诉记者，父亲蒋孝勇念过5年陆军军校，后来担任过中华民国射击协会理事长，因此蒋家还有一项特别的活动：打靶。从枪管的结构，到如何安全拆解一把枪，清理后再装回去，蒋友柏都非常清楚。“要命中目标，其实要将天、地、人及手中那把枪合而为一。就看你要准度，还是要速度。像K47的射程远，后坐力强，每击发一次要恢复平衡的状态，这和用精巧的左轮枪不同，如果要连中目标，抓住平衡感的速度，可能比准度更难练。你要能控制呼吸、肌肉和意志力。”
1996年12月22日，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因食道癌病逝，终年48岁。父亲病重期间，蒋友柏特意从纽约大学休学回来，陪在他身边。
环球人物杂志：你父亲和你谈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蒋友柏：我爸告诉我，人的一生很像一张布满了点的图表，每一点都是机会和选择。可以往上下连、往左右连；借由这些“点”才能决定目的地，才能决定自己是谁；它绝不是一条直线。如果我爸一直健康，我“应该”会去他的公司实习、上班，他“应该”会介绍许多人给我认识，“应该”会有人找我参与更多的计划。但是，人生没有“应该”，我突然觉得要赶快为家人做些什么。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父母留给你最珍贵的是什么？
蒋友柏：我爸像朋友，真的像朋友一样教导我。我妈比较厉害的是，不管我们怎么叛逆，她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这点就是最好的教诲。用“放”的方法让我们去探索人生，而不是“收”。
环球人物杂志：父母对你说做蒋家人很难，你也说人生要学会说“不要”，哪些东西是你决定不要的？
蒋友柏：对我来说，姓蒋是不可以不要的，它永远都会在，我也要努力把它做到好。其他，因为我不喜欢的东西很多，不喜欢的客户不接，钱不够的客户不接。但好玩的是，现在反而发现要经过什么都“要”的阶段。我跟以前的差别在于，现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可以给你什么，你拿到了会帮助你什么，所以我有选择权，以前不是。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美国学经济专业，最终为什么选择做设计？
蒋友柏：因为这条路别人没走过。而且我发现，原来的人生选择那么现实，所以决定去做一个人家想不到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因为那时候设计在台湾真的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所以才会想做，不服输。
环球人物杂志：为何远离政治？
蒋友柏：我诚实地讲，身为蒋家人，你要远离政治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你要做的是你不要被政治所左右，不要被政治所利用。我不会再靠近政治，如若不然，我这辈子积累的东西就毁了，而且现在有小孩，想让他们安静地长大。
要做大拇指
为了把橙果的设计服务卖出去，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台湾企业的老板谈天要订单……我发觉只要把诚意拿出来，他们通常很快就会忽略我姓蒋，而很愿意把我当成是一个创业的后辈，把他们的宝贵经验教给我，尤其是那些失败的、东山再起的经验……过去，我常常因为怕失败而患得患失，现在的我，不是不怕失败，而是这些别人失败、东山再起的经验，壮了我的胆子，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悬崖下的小道》
身为蒋家的后裔，蒋友柏在看过历史如何呼吸、如何脉动，伟大的成就和民族的光辉如何变成了历史，在经历了巅峰和低谷的猛烈撞击后，2003年7月，他和二弟友常共同成立了台湾第一家拥有国际设计师团队长期进驻的设计公司——橙果设计公司（DEM）。蒋友柏陆续请来了当红的设计师迈克·杨（Michael Young）、前Gucci设计师艾伯特·普切堤（Alberto Puchetti）、日本音乐制作人小宫山雄飞等人加入，这在台湾设计界中，相当少见。一方面要管理这些国际一流人才、与他们合作，一方面要解决客户在创意上的难题，直接切入客户的广大消费者市场。蒋友柏就这样大胆上阵了。8年中，公司曾面临过倒闭的危机，在一次次化险为夷的过程里，蒋友柏在台湾设计界立住了脚跟。
环球人物杂志：当年你只有27岁，怎么请得动这些大师呢？
蒋友柏：比如迈克·杨，得知他在英国时尚界的地位后，我找到了他的电话。我虽然不知天高地厚，但却有行动迅速果决的优点，从此每天给他一个电话，劝他到台湾加入我刚登记成立的公司。那段时间，橙果唯一的业务只有室内装潢，而迈克·杨的专长是概念式的产品设计，我连客户在哪里都不知道。硬着头皮，狂call（打电话）了他6个月，每天一讲就是一小时的电话，最后我用“你的前途在亚洲，而台湾是你最佳的跳板”这个理由把他请到台湾来。迈克·杨真的来了，他跟我一起翻开橙果的第一页。
环球人物杂志：经营这么多年，你对设计的体会是什么？
蒋友柏：我认为，所谓的品牌设计是为消费者设计一个新的体验，这个体验不是围绕产品，而是要建立趋势。苹果公司的成功是因为它设计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重新定位了这种体验的意义，那就是苹果的生活方式。没有苹果产品，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但你很可能会被贴上“落伍、不懂生活”的标签。像哈利·波特、魔戒，甚至是星球大战，都是建立在“诠释体验”的基础上风行全球的。我把它称为“设计体验”，它将会是橙果在未来几年要努力追求的设计目标。
环球人物杂志：在经营管理上，你有什么心得体会？
蒋友柏：我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让橙果长久经营的市场定位，突然无意间看到了拿着香烟的右手指，橙果市场的定位应该是“大拇指”。因为与中型客户的内部创意部门比起来，橙果的专业知识一定远远不如他们；在大型企业面前，甚至连专业设计技能也不一定能够超越；就算超越他们，你也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否则还存在恶性竞争。当你伸出大拇指，是不是发现他的起点比起其他四只手指要低很多？但一个人假如没有了大拇指，其他四根指头，就没有办法做抓、捏、拿、弹等动作，橙果的定位就是做大拇指，在各个局面中，掌握“运动方向”。
还有几年可活
对于我的“年纪”与“成熟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我太太说我是50岁的奸商，我妈说我是思想清楚的30岁青年，我小孩的干爹认为我是一个同时集40岁的心智与20岁的叛逆于一身的恶魔；而有认识很久的客户一直不相信我超过30岁；最妙的是有的员工认为我31岁就已经几乎到达“神”的领域。《悬崖下的小道》
蒋友柏发现，他的曾祖父活了88岁，祖父过世时是78岁，而他的父亲则只活了48岁。如果寿命长短在家族里存在某种逻辑关联的话，他担心延续到他这一代时，可能更不妙了。蒋友柏认真地“活着”，他喜欢用这个词形容自己的状态。他每天8点前准时上班，下午2点准时下班，这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给自己和家庭制定的“设计体验”。
环球人物杂志：你平时怎样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时间？
蒋友柏：我的人生曾经是“没有心跳的风花雪月”，就连成家之后也时常躲避人生，不愿意去面对繁琐的事情。当我发现我已经深深地伤害了生活中所有对我来说重要的人时，我决定试着用“设计体验”。我定下下午2点下班，逼我自己必须在工作时把每分钟的生产力发挥到极致；接着定下了不应酬的原则，让我必须无选择性地参与“家里的一切”的生活模式。这其实是我太太教我的，她不断地告诉我，物质上的满足无法成就一个家的幸福。花钱买体验很简单，但是不花钱去创造有意义的愉快才真正具有价值。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心理年龄和成熟度？
蒋友柏：父亲曾对我说：“人生的长度是神定的，但宽度是人定的。”有时候我会对着镜子问，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活？当死亡的概念遥不可及时，你会发现好多事是现在不做，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做了。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不愿做蒋家第四代？
蒋友柏：我不喜欢人家称我是“蒋家第四代”，我喜欢当我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宁愿抛弃那“第四代”残留的政治贵族利益，从零开始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将来不管我是事业有成，还是终生一事无成，以后我儿子问我希不希望他是“蒋家第二代”，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他说：“我希望你做你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不过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个人对“年龄”的看法，通常不是从“几岁”的角度来看，而是从“还有几年可活”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我病态、悲观、庸人自扰，但这就是我。
环球人物杂志：你目前对自己还有什么目标和打算？
蒋友柏：我目前只是想慢慢学怎么做个生意人，越来越知道生意该怎么做。我想挣更多钱让我的员工和家人生活更好。现在也是自找麻烦的状况。我的愿望就是把所有老外的设计公司打垮，最近他们常常用中华文化的设计概念，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读过，和我谈中国文化我就很不爽。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两本书，都用了“悬崖”这个词，为什么对它有特殊的感觉？
蒋友柏：因为悬崖让你没有退路，站在悬崖边，不管往上还是往下，你都想要拼命抓住。在崖上，有最清的风；在崖边，有最秀的景，在崖下，有粉身碎骨的失败。学会拥抱前方和上方的美景，一边接受下方的现实。我想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活得太舒服了，否则就会死掉。
编辑：刘畅 美编：陈思璐 编审：吴迎春
顶着蒋家后代的光环，配上天生帅气的面庞和极富个性的言行，并非娱乐圈出身的蒋友柏，却早已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甚至被称为“台湾的威廉王子”。然而8年前，蒋友柏就一路喊着“不做蒋家第四代”、“远离政治”，创立了一间名为“橙果”的设计公司，此举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近期，在台湾一项上班族心中“创业标杆”的调查里，蒋友柏排名第三，而前两位是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蒋友柏创办的橙果设计公司，已经拥有索尼、摩托罗拉、微软和雷诺车队等国际知名大客户。人们也终于将他的称呼改为——台湾橙果设计公司创始人蒋友柏。
“神灯”被拿走了
在我12岁以前，我真的享受过“政治贵族”的待遇。我的成长过程就像一个虚幻的梦，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市蜃楼。小时候，我真的就像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似的，心想事必成，要什么有什么……直到有一天，有人把我手上那个神灯拿走，大精灵不再出现，我好像一下子被丢到一个看不到边界的沙漠里，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之后的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大家以为我手上还有那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灯，但其实我没有。假如我的命格里一定有“贵”这个字的话，那我会说是“贵人”而不是“贵族”。《悬崖下的小道》
1976年，当蒋友柏在台北出生时，他的曾祖父蒋介石刚去世一年，这个台湾第一家族正沉寂在守孝悲哀的气氛中。虽然蒋介石没能见到小曾孙，但早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取好了名字。男孩依次叫“松柏常青”，女孩依次叫“梅兰竹菊”。在蒋友柏出生前，蒋经国的大儿子蒋孝文有一女蒋友梅，二儿子蒋孝武有一子蒋友松，一女蒋友兰。如今，蒋家三公子蒋孝勇和夫人蒋方智怡又为蒋家添一丁，蒋经国欣喜不已。
蒋友柏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母亲蒋方智怡曾用3年时间为他挑选小学，而曾祖母蒋宋美龄在世时，全家人每年都在纽约过圣诞，蒋宋美龄为孩子们买玩具，甚至还辅导蒋友柏的英文功课。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4月，蒋孝勇一家搬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这在蒋友柏的人生轨迹中，是第一次变化。
环球人物杂志：你提到小时候就像拥有阿拉丁的神灯，神灯指谁？
蒋友柏：我已过世的曾祖蒋介石。在台湾，我的孩童时代，曾祖就只有一个名字叫“蒋公”，也因为这个尊称，在台湾的学校生活，我永远是老大。无论到哪里都有两个随从跟在后面，在教室上课，他们就坐在后面等我。上课忘了带课本，还可以叫他们回家拿。整个童年的记忆，让我感觉姓“蒋”还是挺牛的。
环球人物杂志：他们叫你“威廉王子”，很享受那个过程吗？
蒋友柏：他秃头（笑），我没有吧。我这个人比较随性，不会很在意这些。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蒋友柏： 1988年，祖父蒋经国去世，我们全家搬到蒙特利尔。那时候很小，感觉好像是匆忙间逃出去的，一夜之间司机、管家、保镖全都不见了，起床后变成了说英文。直到父亲得了癌症，在病床前我们有过一段长谈，听父亲讲，祖父去世后，他在政治、事业和家族里，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所以决定离开台湾。他这个决定对我倒是一件好事，让我有机会做一个“凡人”。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台湾，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吗？
蒋友柏：加拿大历史课的说法与台湾完全不一样。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比如：过去几百年，几乎平均每50年欧洲地区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如何避免战争再度发生？为什么每一个国家的“敌国”通常都是他的“邻国”？一个国家应该如何与“邻国”相处，才不会变成“敌国”？
因为语言不通，我不能进入班上的主流团体，只能安静地在一旁观察同学和班上的活动。后来，班里来了一个大陆的同学，我们很快交往起来。但当他知道我的曾祖父是谁后，有一天来跟我说，他父亲不许他与我交往，因为我是“蒋匪”、“蒋贼”的后代，我当场痛骂他一顿并与他绝交。回到家，我不敢跟父亲提这件事，因为“蒋匪”、“蒋贼”这样的字眼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办法从我嘴巴讲出来的。而且，我也觉得这样的字眼会污辱我的家族。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还会听到这个字眼吗？
蒋友柏：没有。我2001年回到台湾，几乎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称我曾祖父为“蒋公”，就连那些当年靠高喊“蒋总统万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爱国爱党”中坚分子，大部分时候称呼我曾祖父与祖父的名号也只是“老蒋”与“小蒋”。“经国先生”这个称呼偶尔有。
人生没有应该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全家去海边（好像是野柳）游玩，父亲指着海边岩岸的海浪告诉我：“想要浪花美丽，必须用力地冲击岩石，虽然痛，但是值得。”那一天的情景，我是全忘了，但是父亲留给我的这一句话我却牢牢记住了。《悬崖下的小道》
当记者问蒋友柏，谁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父亲。蒋家有一套独特的“蒋氏训练”法：蒋孝勇会用带孩子爬山的机会，在他们爬完千层台阶而没有用心数数时，告诫他们：“虽然只是踏一小步，但每一步都要放在心上，每一步都要好好走，这样才可以走得更远更稳。”除了数台阶，开车时经过多少路灯，一群鸟飞过共有多少只，都是他经常和孩子们玩的“即兴游戏”。他一方面在培养孩子随时随地的观察能力；一方面也在强化他们对环境的快速反应能力。
蒋友柏告诉记者，父亲蒋孝勇念过5年陆军军校，后来担任过中华民国射击协会理事长，因此蒋家还有一项特别的活动：打靶。从枪管的结构，到如何安全拆解一把枪，清理后再装回去，蒋友柏都非常清楚。“要命中目标，其实要将天、地、人及手中那把枪合而为一。就看你要准度，还是要速度。像K47的射程远，后坐力强，每击发一次要恢复平衡的状态，这和用精巧的左轮枪不同，如果要连中目标，抓住平衡感的速度，可能比准度更难练。你要能控制呼吸、肌肉和意志力。”
1996年12月22日，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因食道癌病逝，终年48岁。父亲病重期间，蒋友柏特意从纽约大学休学回来，陪在他身边。
环球人物杂志：你父亲和你谈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蒋友柏：我爸告诉我，人的一生很像一张布满了点的图表，每一点都是机会和选择。可以往上下连、往左右连；借由这些“点”才能决定目的地，才能决定自己是谁；它绝不是一条直线。如果我爸一直健康，我“应该”会去他的公司实习、上班，他“应该”会介绍许多人给我认识，“应该”会有人找我参与更多的计划。但是，人生没有“应该”，我突然觉得要赶快为家人做些什么。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父母留给你最珍贵的是什么？
蒋友柏：我爸像朋友，真的像朋友一样教导我。我妈比较厉害的是，不管我们怎么叛逆，她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这点就是最好的教诲。用“放”的方法让我们去探索人生，而不是“收”。
环球人物杂志：父母对你说做蒋家人很难，你也说人生要学会说“不要”，哪些东西是你决定不要的？
蒋友柏：对我来说，姓蒋是不可以不要的，它永远都会在，我也要努力把它做到好。其他，因为我不喜欢的东西很多，不喜欢的客户不接，钱不够的客户不接。但好玩的是，现在反而发现要经过什么都“要”的阶段。我跟以前的差别在于，现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可以给你什么，你拿到了会帮助你什么，所以我有选择权，以前不是。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美国学经济专业，最终为什么选择做设计？
蒋友柏：因为这条路别人没走过。而且我发现，原来的人生选择那么现实，所以决定去做一个人家想不到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因为那时候设计在台湾真的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所以才会想做，不服输。
环球人物杂志：为何远离政治？
蒋友柏：我诚实地讲，身为蒋家人，你要远离政治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你要做的是你不要被政治所左右，不要被政治所利用。我不会再靠近政治，如若不然，我这辈子积累的东西就毁了，而且现在有小孩，想让他们安静地长大。
要做大拇指
为了把橙果的设计服务卖出去，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台湾企业的老板谈天要订单……我发觉只要把诚意拿出来，他们通常很快就会忽略我姓蒋，而很愿意把我当成是一个创业的后辈，把他们的宝贵经验教给我，尤其是那些失败的、东山再起的经验……过去，我常常因为怕失败而患得患失，现在的我，不是不怕失败，而是这些别人失败、东山再起的经验，壮了我的胆子，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悬崖下的小道》
身为蒋家的后裔，蒋友柏在看过历史如何呼吸、如何脉动，伟大的成就和民族的光辉如何变成了历史，在经历了巅峰和低谷的猛烈撞击后，2003年7月，他和二弟友常共同成立了台湾第一家拥有国际设计师团队长期进驻的设计公司——橙果设计公司（DEM）。蒋友柏陆续请来了当红的设计师迈克·杨（Michael Young）、前Gucci设计师艾伯特·普切堤（Alberto Puchetti）、日本音乐制作人小宫山雄飞等人加入，这在台湾设计界中，相当少见。一方面要管理这些国际一流人才、与他们合作，一方面要解决客户在创意上的难题，直接切入客户的广大消费者市场。蒋友柏就这样大胆上阵了。8年中，公司曾面临过倒闭的危机，在一次次化险为夷的过程里，蒋友柏在台湾设计界立住了脚跟。
环球人物杂志：当年你只有27岁，怎么请得动这些大师呢？
蒋友柏：比如迈克·杨，得知他在英国时尚界的地位后，我找到了他的电话。我虽然不知天高地厚，但却有行动迅速果决的优点，从此每天给他一个电话，劝他到台湾加入我刚登记成立的公司。那段时间，橙果唯一的业务只有室内装潢，而迈克·杨的专长是概念式的产品设计，我连客户在哪里都不知道。硬着头皮，狂call（打电话）了他6个月，每天一讲就是一小时的电话，最后我用“你的前途在亚洲，而台湾是你最佳的跳板”这个理由把他请到台湾来。迈克·杨真的来了，他跟我一起翻开橙果的第一页。
环球人物杂志：经营这么多年，你对设计的体会是什么？
蒋友柏：我认为，所谓的品牌设计是为消费者设计一个新的体验，这个体验不是围绕产品，而是要建立趋势。苹果公司的成功是因为它设计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重新定位了这种体验的意义，那就是苹果的生活方式。没有苹果产品，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但你很可能会被贴上“落伍、不懂生活”的标签。像哈利·波特、魔戒，甚至是星球大战，都是建立在“诠释体验”的基础上风行全球的。我把它称为“设计体验”，它将会是橙果在未来几年要努力追求的设计目标。
环球人物杂志：在经营管理上，你有什么心得体会？
蒋友柏：我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让橙果长久经营的市场定位，突然无意间看到了拿着香烟的右手指，橙果市场的定位应该是“大拇指”。因为与中型客户的内部创意部门比起来，橙果的专业知识一定远远不如他们；在大型企业面前，甚至连专业设计技能也不一定能够超越；就算超越他们，你也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否则还存在恶性竞争。当你伸出大拇指，是不是发现他的起点比起其他四只手指要低很多？但一个人假如没有了大拇指，其他四根指头，就没有办法做抓、捏、拿、弹等动作，橙果的定位就是做大拇指，在各个局面中，掌握“运动方向”。
还有几年可活
对于我的“年纪”与“成熟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我太太说我是50岁的奸商，我妈说我是思想清楚的30岁青年，我小孩的干爹认为我是一个同时集40岁的心智与20岁的叛逆于一身的恶魔；而有认识很久的客户一直不相信我超过30岁；最妙的是有的员工认为我31岁就已经几乎到达“神”的领域。《悬崖下的小道》
蒋友柏发现，他的曾祖父活了88岁，祖父过世时是78岁，而他的父亲则只活了48岁。如果寿命长短在家族里存在某种逻辑关联的话，他担心延续到他这一代时，可能更不妙了。蒋友柏认真地“活着”，他喜欢用这个词形容自己的状态。他每天8点前准时上班，下午2点准时下班，这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给自己和家庭制定的“设计体验”。
环球人物杂志：你平时怎样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时间？
蒋友柏：我的人生曾经是“没有心跳的风花雪月”，就连成家之后也时常躲避人生，不愿意去面对繁琐的事情。当我发现我已经深深地伤害了生活中所有对我来说重要的人时，我决定试着用“设计体验”。我定下下午2点下班，逼我自己必须在工作时把每分钟的生产力发挥到极致；接着定下了不应酬的原则，让我必须无选择性地参与“家里的一切”的生活模式。这其实是我太太教我的，她不断地告诉我，物质上的满足无法成就一个家的幸福。花钱买体验很简单，但是不花钱去创造有意义的愉快才真正具有价值。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心理年龄和成熟度？
蒋友柏：父亲曾对我说：“人生的长度是神定的，但宽度是人定的。”有时候我会对着镜子问，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活？当死亡的概念遥不可及时，你会发现好多事是现在不做，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做了。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不愿做蒋家第四代？
蒋友柏：我不喜欢人家称我是“蒋家第四代”，我喜欢当我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宁愿抛弃那“第四代”残留的政治贵族利益，从零开始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将来不管我是事业有成，还是终生一事无成，以后我儿子问我希不希望他是“蒋家第二代”，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他说：“我希望你做你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不过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个人对“年龄”的看法，通常不是从“几岁”的角度来看，而是从“还有几年可活”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我病态、悲观、庸人自扰，但这就是我。
环球人物杂志：你目前对自己还有什么目标和打算？
蒋友柏：我目前只是想慢慢学怎么做个生意人，越来越知道生意该怎么做。我想挣更多钱让我的员工和家人生活更好。现在也是自找麻烦的状况。我的愿望就是把所有老外的设计公司打垮，最近他们常常用中华文化的设计概念，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读过，和我谈中国文化我就很不爽。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两本书，都用了“悬崖”这个词，为什么对它有特殊的感觉？
蒋友柏：因为悬崖让你没有退路，站在悬崖边，不管往上还是往下，你都想要拼命抓住。在崖上，有最清的风；在崖边，有最秀的景，在崖下，有粉身碎骨的失败。学会拥抱前方和上方的美景，一边接受下方的现实。我想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活得太舒服了，否则就会死掉。
编辑：刘畅 美编：陈思璐 编审：吴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