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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迎来了爱情的第二个春天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本该是人生最幸福的事，然而，痛苦也常常伺机而动，令人猝不及防。对田汉来说，1925年是不堪回首的一年，与他青梅竹马、志同道合的妻子易漱瑜病逝。他“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直到4年后，他遇到了安娥。
那时，田汉成立的“南国社”在上海文艺界很有名，他创作的舞台剧，每每演出总是引起轰动，吸引不少学生慕名而来。一天，南国社走进一位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子，她落落大方地向他伸出手：“看了田先生写的戏，就很想当面一见，田先生果然是戏如其人。”
虽然看上去像学生，但她清秀的面容、典雅的气质掩不住眉间的英气。一番交谈后，这个“脱俗的优秀女孩”给田汉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尤其是接过她根据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莫斯科》时，他忍不住击节称赏。丰富的经历、不俗的才情征服了田汉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他当即决定在《南国》半月刊连载，并在《编辑后记》中不吝笔墨重点推荐，高度评价这部署名“苏尼亚”的小说是“独特的、无与伦比的”。
此时的田汉完全没有想到，安娥与他的接触，肩负着地下党的使命。由于田汉在上海的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刚刚留俄归来、在中共特科工作、已有4年党龄的安娥，根据党的指示争取田汉，成为党和田汉之间的联系人。
安娥这个“红色的光明天使”为田汉指明了方向，使他在艺术上由崇尚唯美、浪漫转变成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他改编的《卡门》，对人民革命发出了热烈的呼唤。不料，演出后遭到反动当局禁演，“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在他的住所，安娥常常和他一起探讨艺术，同时，他也开启了她的戏剧灵感之门，并鼓励她创作舞台剧。那个雨夜，他们只顾热烈地谈话，忘记了时间，不知不觉中已是凌晨1点。看看表，她抱歉地说“我该走了”，他望着窗外，轻轻地吟出“下雨天，留客天……”
世界骤然寂静，镜花水月的生命中，他迎来了爱情的第二个春天。
为了他的安宁，她选择放弃
可是不久，甜蜜的同居生活就迎来了沉甸甸的苦涩。
林维中从南洋回来了，她是回来与田汉履行婚约的。5年前，在南洋读书的她从杂志上读到田汉发表的悼妻诗文，颇为感动，遂提笔致信：“我愿意照顾你的母亲，照顾你的孩子。”陌生女子的深情打动了田汉，他们开始鸿雁传情。5年后第一次见面时，得知贫困中的田汉正为没钱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而发愁，林维中立即拿出500元积蓄支持他。田漢感动之余，恋情升级，约定等林维中学业完成就结婚。
一个回来逼婚，一个已有身孕，田汉十分痛苦。“爱情的起点是要对方好”，而时代赋予的责任感也不容安娥过多地迷恋儿女私情，为了他的安宁，她选择放弃。她对林维中说：“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和他结婚吧。”
安娥积极参与到左翼文化运动中，根据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为田汉的左翼剧团改编出了话剧《马特迦》。对田汉她既不躲避，也不纠缠，从小就喜欢民间歌谣的她与聂耳、任光一起，成为田汉组建的音乐小组的骨干。几个月后，儿子出生，为了告别这一不幸的感情经历，她把孩子送回老家河北保定，请母亲代为抚养，并骗田汉说：“孩子已死，勿须挂念。”
只因一句“知己唯你”，她便默默地承担了一切。
这一世，好好爱过已足够
之后，安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任光的介绍下，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她失去了田汉，任光也刚刚失去了法国恋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共同从事的大众音乐运动中，她接受了他的求婚。
凭着对时代的敏锐观察，安娥文思泉涌，亲眼所见的渔民的苦难令她有感而发，落笔成金：“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读到歌词的任光欣喜若狂，感到心中奔腾的旋律有了依附。就这样，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王人美演唱的主题歌，随着电影《渔光曲》的放映，迅速火爆上海滩，风靡了整个中国。
《渔光曲》勾起了田汉对安娥的思念，是安娥这个精神导师，让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激发他写出了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由于领导左翼戏剧运动，1935年春天，田汉被捕关在南京监狱。听到看守们吟唱《渔光曲》，他感伤地写下《狱中怀安娥》：“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而安娥又何尝不思念田汉呢？尽管任光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可3年多的厮守却无法化作灵魂认可的爱情，“欺骗自己，难”。以资助任光去法国留学的形式，安娥与他友好分手。
1937年9月，田汉出狱后回到上海，白天忙于文化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夜晚心潮澎湃地拜读安娥描写农民抗日武装的长篇诗剧《高粱红了》。正是淞沪会战的紧张时刻，上海已被黑暗笼罩，他约安娥出来散步，两颗被民族存亡所牵系的心重新紧贴在一起。他向安娥诉说苦恼：“林维中让我回家厮守，不许我为抗日奔走呼号，如果这样，我田汉还有生存的意义吗？”他越说越激动，猛地捧起她的双手：“你的胸膛里跳动着我的心！”
不久，上海沦陷，在逃难的船上两人再次相遇。国家命运与个人的理想前途都是未知，而生离死别又近在眼前，她忍不住告诉他：“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激动之余，他与她相拥而泣，深埋的情感迅速复苏。
到武汉后，他组编剧团，她奉献作品，彼此独立又相互推动。第二年，他去长沙办《抗战日报》，她以《朝霞曲》和《红焰曲》作为送别：“一缕朝霞/伴著几点炊烟/我送你/在汉水边。”“我愿追上这团焰火/去到抗战的湖南。”
没想到，追着“这团焰火”的首先是林维中。安娥的出现让她怒不可遏，尤其是安娥把儿子接到身边后，林维中多次在大街上与田汉吵闹，到安娥的住处骚扰。
绝望之下，田汉请林维中开价，以高昂的赡养费结束了这段早已撕裂的夫妻关系。然而，林维中并未就此罢休，他们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她投书报纸、张贴传单大肆攻击谩骂，甚至跑到田汉的住处，毁坏书桌、文稿、藏书。舆论纷纷，名誉扫地，迫于无奈，田汉发表了万言字的《告白与自卫》，以“正社会的视听”。
而安娥始终睿智、娴静，接受上海《新民报》的专访时，她认为女子倘若依靠婚姻去取得合法地位和生活资源，是“非常可怜”的，“爱情须建立在合法生活上面，无法争得”。
2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爱得艰难”的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1956年底，安娥到郑州观摩豫剧时，突然脑中风失语，从此半身不遂。病中的她是幸福的，因为有田汉的深情相伴。他为她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出差时也尽可能地带着她。在田汉与艺术家们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她笑得一脸灿烂。
1968年12月，一个飘雪的日子，田汉在“文革”中含冤而死，没有亲人和朋友来告别，名单上用的是假名字。田汉入狱后，安娥一直努力活着，只要他还在，她就愿意忍受一切，以顽强的毅力等待重逢的那一天。7年后，得到他的死讯时，她的心一下子空了，第二年便带着对他的思念离开了人世。
因为彼此，生命不孤独。这一世，好好爱过已足够。
（摘自《各界》） （责编 小夕）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本该是人生最幸福的事，然而，痛苦也常常伺机而动，令人猝不及防。对田汉来说，1925年是不堪回首的一年，与他青梅竹马、志同道合的妻子易漱瑜病逝。他“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直到4年后，他遇到了安娥。
那时，田汉成立的“南国社”在上海文艺界很有名，他创作的舞台剧，每每演出总是引起轰动，吸引不少学生慕名而来。一天，南国社走进一位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子，她落落大方地向他伸出手：“看了田先生写的戏，就很想当面一见，田先生果然是戏如其人。”
虽然看上去像学生，但她清秀的面容、典雅的气质掩不住眉间的英气。一番交谈后，这个“脱俗的优秀女孩”给田汉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尤其是接过她根据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莫斯科》时，他忍不住击节称赏。丰富的经历、不俗的才情征服了田汉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他当即决定在《南国》半月刊连载，并在《编辑后记》中不吝笔墨重点推荐，高度评价这部署名“苏尼亚”的小说是“独特的、无与伦比的”。
此时的田汉完全没有想到，安娥与他的接触，肩负着地下党的使命。由于田汉在上海的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刚刚留俄归来、在中共特科工作、已有4年党龄的安娥，根据党的指示争取田汉，成为党和田汉之间的联系人。
安娥这个“红色的光明天使”为田汉指明了方向，使他在艺术上由崇尚唯美、浪漫转变成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他改编的《卡门》，对人民革命发出了热烈的呼唤。不料，演出后遭到反动当局禁演，“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在他的住所，安娥常常和他一起探讨艺术，同时，他也开启了她的戏剧灵感之门，并鼓励她创作舞台剧。那个雨夜，他们只顾热烈地谈话，忘记了时间，不知不觉中已是凌晨1点。看看表，她抱歉地说“我该走了”，他望着窗外，轻轻地吟出“下雨天，留客天……”
世界骤然寂静，镜花水月的生命中，他迎来了爱情的第二个春天。
为了他的安宁，她选择放弃
可是不久，甜蜜的同居生活就迎来了沉甸甸的苦涩。
林维中从南洋回来了，她是回来与田汉履行婚约的。5年前，在南洋读书的她从杂志上读到田汉发表的悼妻诗文，颇为感动，遂提笔致信：“我愿意照顾你的母亲，照顾你的孩子。”陌生女子的深情打动了田汉，他们开始鸿雁传情。5年后第一次见面时，得知贫困中的田汉正为没钱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而发愁，林维中立即拿出500元积蓄支持他。田漢感动之余，恋情升级，约定等林维中学业完成就结婚。
一个回来逼婚，一个已有身孕，田汉十分痛苦。“爱情的起点是要对方好”，而时代赋予的责任感也不容安娥过多地迷恋儿女私情，为了他的安宁，她选择放弃。她对林维中说：“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和他结婚吧。”
安娥积极参与到左翼文化运动中，根据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为田汉的左翼剧团改编出了话剧《马特迦》。对田汉她既不躲避，也不纠缠，从小就喜欢民间歌谣的她与聂耳、任光一起，成为田汉组建的音乐小组的骨干。几个月后，儿子出生，为了告别这一不幸的感情经历，她把孩子送回老家河北保定，请母亲代为抚养，并骗田汉说：“孩子已死，勿须挂念。”
只因一句“知己唯你”，她便默默地承担了一切。
这一世，好好爱过已足够
之后，安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任光的介绍下，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她失去了田汉，任光也刚刚失去了法国恋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共同从事的大众音乐运动中，她接受了他的求婚。
凭着对时代的敏锐观察，安娥文思泉涌，亲眼所见的渔民的苦难令她有感而发，落笔成金：“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读到歌词的任光欣喜若狂，感到心中奔腾的旋律有了依附。就这样，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王人美演唱的主题歌，随着电影《渔光曲》的放映，迅速火爆上海滩，风靡了整个中国。
《渔光曲》勾起了田汉对安娥的思念，是安娥这个精神导师，让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激发他写出了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由于领导左翼戏剧运动，1935年春天，田汉被捕关在南京监狱。听到看守们吟唱《渔光曲》，他感伤地写下《狱中怀安娥》：“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而安娥又何尝不思念田汉呢？尽管任光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可3年多的厮守却无法化作灵魂认可的爱情，“欺骗自己，难”。以资助任光去法国留学的形式，安娥与他友好分手。
1937年9月，田汉出狱后回到上海，白天忙于文化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夜晚心潮澎湃地拜读安娥描写农民抗日武装的长篇诗剧《高粱红了》。正是淞沪会战的紧张时刻，上海已被黑暗笼罩，他约安娥出来散步，两颗被民族存亡所牵系的心重新紧贴在一起。他向安娥诉说苦恼：“林维中让我回家厮守，不许我为抗日奔走呼号，如果这样，我田汉还有生存的意义吗？”他越说越激动，猛地捧起她的双手：“你的胸膛里跳动着我的心！”
不久，上海沦陷，在逃难的船上两人再次相遇。国家命运与个人的理想前途都是未知，而生离死别又近在眼前，她忍不住告诉他：“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激动之余，他与她相拥而泣，深埋的情感迅速复苏。
到武汉后，他组编剧团，她奉献作品，彼此独立又相互推动。第二年，他去长沙办《抗战日报》，她以《朝霞曲》和《红焰曲》作为送别：“一缕朝霞/伴著几点炊烟/我送你/在汉水边。”“我愿追上这团焰火/去到抗战的湖南。”
没想到，追着“这团焰火”的首先是林维中。安娥的出现让她怒不可遏，尤其是安娥把儿子接到身边后，林维中多次在大街上与田汉吵闹，到安娥的住处骚扰。
绝望之下，田汉请林维中开价，以高昂的赡养费结束了这段早已撕裂的夫妻关系。然而，林维中并未就此罢休，他们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她投书报纸、张贴传单大肆攻击谩骂，甚至跑到田汉的住处，毁坏书桌、文稿、藏书。舆论纷纷，名誉扫地，迫于无奈，田汉发表了万言字的《告白与自卫》，以“正社会的视听”。
而安娥始终睿智、娴静，接受上海《新民报》的专访时，她认为女子倘若依靠婚姻去取得合法地位和生活资源，是“非常可怜”的，“爱情须建立在合法生活上面，无法争得”。
2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爱得艰难”的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1956年底，安娥到郑州观摩豫剧时，突然脑中风失语，从此半身不遂。病中的她是幸福的，因为有田汉的深情相伴。他为她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出差时也尽可能地带着她。在田汉与艺术家们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她笑得一脸灿烂。
1968年12月，一个飘雪的日子，田汉在“文革”中含冤而死，没有亲人和朋友来告别，名单上用的是假名字。田汉入狱后，安娥一直努力活着，只要他还在，她就愿意忍受一切，以顽强的毅力等待重逢的那一天。7年后，得到他的死讯时，她的心一下子空了，第二年便带着对他的思念离开了人世。
因为彼此，生命不孤独。这一世，好好爱过已足够。
（摘自《各界》） （责编 小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