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恢复高考35年之后，这种一度曾经备受推崇的公正公平的选拔方式，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批评与质疑。和城乡差别一样，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高考的地域性差别，已经严重降低了高考的公平指数。
　　对高考是否公平的拷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厉，它体现出人们追求公正公平意识的逐渐觉醒。当年高考恢复之际，人们欣喜于获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专注于本区域内的相互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实践中逐步具有了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考，从而发现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学子并不能沐浴到同等的阳光雨露。一块高校招生的蛋糕被人为且随意地分割成大小不同的若干分额，不计人数多寡，不管分数高底，不同省份的考生只能切割属于自己的那份蛋糕，从而出现了答同一张试卷，得同样的分数，却因各省分得的名额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录取标准。同样的分数，在一些地方可以上重点院校，在另一些地方却连一般的学校都上不了。这种严重不公的地域性歧视政策，从高考恢复之日起便已然存在，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改变。不知有多少高等资源缺乏的低录取率省份的高考落榜者，成为了这种不公平的牺牲品，使他们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不应有的改变。
　　有牺牲者就有获利者，那些拥有很多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录取率省市，自然成了这种不公平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极力阻止任何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削弱的改革，想方设法设置各种壁垒和障碍，阻止其他省份的考生挤占属于自己的资源。这已成为影响高考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这种地域性的歧视，或者说整体上的不公平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呢？也许一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在今年高考总分为750分的25个省市区中，北京一本文科线为495分，理科线为477分。如果抛开自主命题等因素，这个录取线仅比内蒙古和青海省的略高，比相邻的河北省的文理科分数线分别低了77分和87分。这种情况从高考恢复之后就一直存在。
　　北京、上海等地拥有的名牌高校数量最多，因而当地考生也就拥有其他省份考生难以企及的“天然”优势。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对此所作的研究表明：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考生的1%,而上海考生考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机会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这种起点上的不公平，是目前高考制度在体现公平方面存在的最大弊端。尽管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但这种不公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随着整个社会公平意识的普遍增强，这样的不公必将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湖南卫视一主播在批判高考不公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在上海建筑工地打工的湖南民工在不经意间了解到，这个工程的建筑设计师和自己都是1999年参加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的考生，他在湖南考了523分落榜了，而那位设计师在北京只考了421分，却上了沈阳建筑工程大学，若干年后他们的命运已经是天壤之别。相信这个湖南民工面对这样的现实，一定会悲愤不已，而造成这种结局的唯一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湖南人。
　　受教育的机会均等，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长期以来，既得利益者们总想用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说辞来掩盖这种显而易见的严重不公，最近依然有人为这种不公进行辩护，声称这种不公有其“合理”性，名校所在地为学校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北大、清华不仅是全国人的，也是北京人的云云，而闭口不谈名校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也不提国家用全国人民的纳税钱给这些学校的巨额投入。从中可以看出，在维护既得利益方面，有些人已经丧失了起码的正义与良知。而那些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高考录取率较低省份的当政者们，大多从自身的利害得失考虑，往往不愿或不敢直面这样的现实，难以在更高层面上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这也是此类问题长期难以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
　　高考是帮助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但现在要实现这个目标却显得越来越困难，城乡差别和地域歧视这两道鸿沟，让许多底层学子的理想破灭。一项统计表明，进入全国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北大录取的农村学生已经由原来的三成下降到一成，其他名校也大致如此。名目繁多的加分和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均和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无缘。《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中指出，家庭条件对学生获得保送、自主招生、优惠加分影响巨大，如管理层子女获得加分的机会是农家子弟的7.5倍。很显然，有权和有钱阶层拥有获得加分的各种资源和手段，甚至包括弄虚作假。“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正在变为一种现实。
　　教育不公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高考改革如果不能在有关公平的领域里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其后果将是难以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