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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职业教育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还是从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看，社会职业培训都是职业教育应有之义。新出台的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也强化了职业技能培训职能。开展职业培训需要全社会相关方面共同做出努力，职业院校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当前，职业院校的培训状况如何?本刊对此进行了采访。
职业院校瘸了一条“腿”?
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树雨将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形象地比喻为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两条腿”，他认为，“政府这两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学校学历教育这条“腿”越来越粗了，可相比之下，技能培训这条‘腿’却越发微细了。”
河南化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杨箴立认为，职业学校理应承担社会技能培训之责，尤其是国家出资兴办的职业学校。然而，日前，记者走访了北京几所职业学校，发现目前我国职业院校教育对象主要还是在校学生，只有少数学校零星开展了一些技能培训，技能培训在职业院校中的分量微乎其微，用一位中职校长的话说就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瘸了技能培训这条“腿”的职业教育最明显的一个后果就是“吃不饱”。尽管国家大力提倡发展职业教育，并加大了对入读职业学校学生的资助力度，但职业院校，尤其是部分中职学校依然面临着招生难的问题。为此，年复一年，各级职业教育主管部门都会早早地进行招生动员，职业学校间也会上演一幕幕近乎惨烈的招生大战。迫于招生压力，一些老师们也不得不放下教鞭，奔赴招生“战场”。一些学者担忧，随着基础教育阶段入学人数的逐渐减少，只靠学历教育支撑的职业教育能否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发展?
而另一方面，我国劳动者总体技能水平偏低，尤其缺乏高技能人才，人才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技能劳动老的总量、结构和素质与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截止2007年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为9890万人，占全国城镇从业人员的33.7％，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429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4.3％，高、中、初级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为22.6％、37.9％、39.5％，高级技能劳动者的比例偏低。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董事长李希认为，我国粗放型经济的结构失调、消耗资源、依赖投资和出口，生产率低下问题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倒逼”效果，中国企业和行业的竞争力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上，而这一切都要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靠技能培训的有效开展。
实际上，我国法律对于劳动者技能培训已有明确规定。比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法》第67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发展职业培训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那么，职工技能培训现状如何呢?在一项调查中，48.4％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所在单位没有对技术工人实行中长期培训计划或措施。在问及“您参加工作后获取新知识、新技术主要来源”时，90.2％的被调查者表示是自己在工作中的积累。培训不足显然是不争的事实。技能培训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
一方面是瘸了技能培训这条“腿”的职业院校吃不饱，另一方面是劳动者技能培训市场大片空白。如此矛盾的客观现实引人深思。
能否分得培训市场一杯羹?
随着我国不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政府相继出台一些政策，力图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力度。
2009年1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保持就业局势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门联合部署实施2009～2010年特别职业培训计划，提出要围绕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各类劳动者的就业需求，依托技工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大力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10年开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一个异常庞大的群体。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第一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现。在今年“两会”上，“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问题引起代表和委员们的热议。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这批人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随着我国城市(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预计lO年左右，该群体的总人数就将突破2亿甚至更多。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培训需求显而易见。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单靠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的培训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对专注于生产的企业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那么，面对着技能培训这块大蛋糕，拥有师资、场所、环境等优越条件的职业学校能否分得一杯羹呢?从一项法规征求意见过程中，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点答案。
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其官方网站公布《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最夺人眼球的就是两组数字：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列入成本费用，依法在税前扣除；用人单位用于一线职工教育培训的经费不得低于本单位职工教育培训经费总额的70％。而对于承担技能培训任务的主体，征求意见稿中也有明确提及：“鼓励和支持各类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
无疑，在承担技能培训任务的各类主体中，职业院校首当其冲。然而，记者就此采访部分职业学校负责人时却发现，对于这个关系职业院校发展前途的重要文件，多数负责人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知。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负责人并不看好这个文件会给职业学校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职业高中兴职培训学校校长白英杰认为，职业学校虽然排序上在第一位，但目前职业学校在技能培训上“分量很轻”，开展技能培训的主要还是技能培训机构以及企业。因为国家的政策、资金都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相关的职业培训，比如外出务工人员的培训等，都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技能培训机构来做的，而大型企业也都有自己的培训机构。目前，职业学校开展企业培训，基本上都靠学校自己联系企业，而且这一块效益并不好。未来这一格局能否改变，她并不乐观。
记者了解到，困扰职业学校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目前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权限都攥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手里，“肥水不流外人田”，市场化、产业化的思路驱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成立了大量的职业培训机构，抢占了大部分的培训市场。而职业学校大多属于教育部门管理，教育部门在技能培训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尽管这项 法规赋予了职业学校培训职能，但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而这，就是职业校长们不看好的根本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劳动部门主管的职业学校负责人则强调了自身的技能培训优势。杨箴立认为，在社会培训方面，教育部门主管的职业学校在两个方面有所欠缺，却恰恰是其他职业学校与培训机构的优势所在：一是具有更多的生产经验，与企业生产联系更加紧密；二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着天然的企业人脉积累，而这两点，职业学校在开展技能培训时显得至关重要。
杨树雨还列举了建国以来我国职工培训的相关法规。记者发现，早在2006年6月19日，全国总工会、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税务总局等11个部委印发的《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中，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已经达到1.5％～2.5％。但由于缺乏政策连续性和落实，这个数字一直以来只停留在了纸面上。对于此次条例，杨树雨同样担忧配套措施能否跟上，是否有必要监督与监管。
“首先，政策推手是不是真的发挥效用；其次，职业院校按目前这个市场分割状况能不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两个问题都打着问号。”有专家如是说。
如何破解培训困局?
社会技能培训是一个涉及“上下游”的链式工程，“上”需要国家对技能培训的政策支持、资金保障、监督监管等，“下”需要培训主体，包括各类职业学校、培训机构、行业、企业关系的理顺，利益的分割等。但是，套用一句老话，“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职业技能培训的市场开拓上，职业学校“等、靠、要”是不可取的。未来与现实的连接，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付出与努力。
职业院校要练好内功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面对着诱人的技能培训市场，职业院校是否有能力担负这一使命?是否做好了准备?如何协调好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技能培训挺难搞的，但是肯定得做”，白英杰说。她所在的学校在北京中职学校当中，技能培训工作是开展得比较好的，技能培训已经达到了300人的规模，并与海信等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白英杰认为，劳动部门擅长职业技能鉴定，但职业学校开展技能培训有一定的优势，在她看来，学校是天然的优质教学场所，有着良好的接受培训的环境与氛围，而且近年来职业学校都加大了实训基地建设，实践的“短板”逐渐补足，与社会需求也有了比较好的“对接”。因此，相比于其他培训机构，职业学校的比较优势是明显的。
此外，白英杰指出，职业学校开展技能培训是多渠道办学的尝试，如果成功，能够达到多赢的局面。单就学校和企业两方面来说，学校不用付出大的招生成本，企业也能够借助学校获得高质量的人才。杨箴立坦言，目前学校开展的一些企业培训并非都能赚到钱，但作为一种社会公益，是对学校品牌形象正面的“宣传”，利于学校长远发展。
事实上，即使是在目前并不成熟、理想的政策环境下，一些职业学校依据自身条件也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比如，北京市交通学校依托行业主管部门优势，在地铁、汽修等方面与相关企业进行了有效的对接，实训基地建设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列。
福建省福清市职业技术学校也开了一个“先河”。2009年2月，该校与驻闽某部队联合创办了全国首个“士兵职业教育基地”，士兵服役期间，可以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接受职业技术学校专业老师的授课和培训指导，也可到该校进行培训学习。士兵学员只需支付必要的教材费、技能鉴定费等，其他费用均由学校和部队进行补贴。开展士兵职业培训的举措一经推出，便深受广大战士的欢迎，第一期培训就有近千名士兵报名。
权责明确，理顺关系
“把脉”职校的技能培训，很容易发现，困扰职校技能培训的并不只是学校本身，很大程度上学校主管部门没有理顺关系，权责不明确。在社会技能培训上，教育主管部门缺少“话语权”，多数职业学校在开展技能培训过程中处处受阻。
在采访中，面对招生难题，许多职业学校校长都有加大技能培训的盘算，但因为没有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权，于是一种尴尬的局面就呈现出来：国家有政策，学校有愿望，就是没权力。或许，这是职业学校技能培训之困的“症结”所在。
对职业学校而言，拥有技能鉴定权意味着什么呢?不妨看一下河南化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的技能培训情况。该校隶属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因为具有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权，且有行业优势，目前社会培训规模为1600人左右。据杨箴立介绍，刚开始做社会培训，是学校出去找企业，现在是企业主动来找学校。
对此，隶属于教育部门主管的学校则感觉有些不平。有校长认为“责任与权力应该对等”，既然国家明确了职业学校承担技能培训的职责，就应该赋予其相应的技能鉴定权利，只培训，不鉴定，不但培训很难开展，而且会让职业学校丧失“信度”。应该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职业技能鉴定权进行必要的分割，涉及培训主体都应该拥有。也有学者提出，职业技能鉴定，应该发挥行业、企业的优势。
显然，技能培训政策的落实，涉及部门职能的交叉、错位，部门利益的纠结、条块分割，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作为技能培训的“源头”，相关各方只有权责明确了，关系理顺了，才会为所有职业学校开展技能培训扫清障碍。
可喜的是，目前河南省已经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据杨箴立介绍，目前，河南省一些像黄河职业学院这样的综合实力比较强的职业学校，也具有了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权。
终身教育带来的新契机
4月1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个经过广泛讨论，广为国民关注的教育规划纲要将进一步巩固近年来对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并将重点放在了相关政策的落实以及强化上。
值得重视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把“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作为未来十年教育战略目标之一，这对于职业院校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而与本文相关的，则是职业院校将在企业职工继续教育，以及农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力转移培训方面有一展拳脚的空间。
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强调的那样“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最终还要依靠人人，依靠社会。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具备其他教育形式所不具备的灵活性、职业性特点，因此，职业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和价值。
职业院校究竟如何才能在终身教育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办好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在内的职业教育?其实老一辈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一番话中，已存真谛：“以我八九年的经验，很想武断地提出三句话，就是：(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概念，并指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好。”
斯人已逝，斯事已久，然而，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因其揭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对于今天职业学校的办学和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链接]西方国家构建终身职业教育体系一览
发展终身教育，建立学习型社会，这一全新的教育理念来自于西方。而且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很成功的做法。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会议主题是“终身学习与培训——通向来来的桥梁”，这表明职业教育终身化的趋势已被国际社会所重视。世界各国职业教育正逐渐融入终身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不再被看做是终结性教育，过去那种认为只靠一次教育或培训就能享用终身的想法或做法已经过时了。
20世纪90年代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终身学习”或“继续学习”计划。例如，瑞士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包括更新知识和技能，获得新资格的职业继续培训和高级专业考试，面向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等。英国于1998年提出了建立“产业大学”和“个人学习账户”的设想，以便使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地接受开放式的远程教育和实施“终身教育”计划。日本提出终身职业训练及终身技能评价是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并努力建设面向21世纪的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美国早在1971年就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终身化的职业教育——生计教育。生计教育作为一种终身意义的职业教育，它的推行实施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及美国职业协会等组织的广泛支持。
职业院校瘸了一条“腿”?
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树雨将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形象地比喻为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两条腿”，他认为，“政府这两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学校学历教育这条“腿”越来越粗了，可相比之下，技能培训这条‘腿’却越发微细了。”
河南化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杨箴立认为，职业学校理应承担社会技能培训之责，尤其是国家出资兴办的职业学校。然而，日前，记者走访了北京几所职业学校，发现目前我国职业院校教育对象主要还是在校学生，只有少数学校零星开展了一些技能培训，技能培训在职业院校中的分量微乎其微，用一位中职校长的话说就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瘸了技能培训这条“腿”的职业教育最明显的一个后果就是“吃不饱”。尽管国家大力提倡发展职业教育，并加大了对入读职业学校学生的资助力度，但职业院校，尤其是部分中职学校依然面临着招生难的问题。为此，年复一年，各级职业教育主管部门都会早早地进行招生动员，职业学校间也会上演一幕幕近乎惨烈的招生大战。迫于招生压力，一些老师们也不得不放下教鞭，奔赴招生“战场”。一些学者担忧，随着基础教育阶段入学人数的逐渐减少，只靠学历教育支撑的职业教育能否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发展?
而另一方面，我国劳动者总体技能水平偏低，尤其缺乏高技能人才，人才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技能劳动老的总量、结构和素质与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截止2007年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为9890万人，占全国城镇从业人员的33.7％，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429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4.3％，高、中、初级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为22.6％、37.9％、39.5％，高级技能劳动者的比例偏低。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董事长李希认为，我国粗放型经济的结构失调、消耗资源、依赖投资和出口，生产率低下问题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倒逼”效果，中国企业和行业的竞争力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上，而这一切都要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靠技能培训的有效开展。
实际上，我国法律对于劳动者技能培训已有明确规定。比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法》第67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发展职业培训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那么，职工技能培训现状如何呢?在一项调查中，48.4％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所在单位没有对技术工人实行中长期培训计划或措施。在问及“您参加工作后获取新知识、新技术主要来源”时，90.2％的被调查者表示是自己在工作中的积累。培训不足显然是不争的事实。技能培训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
一方面是瘸了技能培训这条“腿”的职业院校吃不饱，另一方面是劳动者技能培训市场大片空白。如此矛盾的客观现实引人深思。
能否分得培训市场一杯羹?
随着我国不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政府相继出台一些政策，力图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力度。
2009年1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保持就业局势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门联合部署实施2009～2010年特别职业培训计划，提出要围绕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各类劳动者的就业需求，依托技工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大力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10年开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一个异常庞大的群体。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第一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现。在今年“两会”上，“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问题引起代表和委员们的热议。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这批人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随着我国城市(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预计lO年左右，该群体的总人数就将突破2亿甚至更多。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培训需求显而易见。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单靠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的培训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对专注于生产的企业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那么，面对着技能培训这块大蛋糕，拥有师资、场所、环境等优越条件的职业学校能否分得一杯羹呢?从一项法规征求意见过程中，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点答案。
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其官方网站公布《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最夺人眼球的就是两组数字：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列入成本费用，依法在税前扣除；用人单位用于一线职工教育培训的经费不得低于本单位职工教育培训经费总额的70％。而对于承担技能培训任务的主体，征求意见稿中也有明确提及：“鼓励和支持各类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依法开展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
无疑，在承担技能培训任务的各类主体中，职业院校首当其冲。然而，记者就此采访部分职业学校负责人时却发现，对于这个关系职业院校发展前途的重要文件，多数负责人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知。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负责人并不看好这个文件会给职业学校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北京市大兴区第五职业高中兴职培训学校校长白英杰认为，职业学校虽然排序上在第一位，但目前职业学校在技能培训上“分量很轻”，开展技能培训的主要还是技能培训机构以及企业。因为国家的政策、资金都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相关的职业培训，比如外出务工人员的培训等，都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技能培训机构来做的，而大型企业也都有自己的培训机构。目前，职业学校开展企业培训，基本上都靠学校自己联系企业，而且这一块效益并不好。未来这一格局能否改变，她并不乐观。
记者了解到，困扰职业学校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目前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权限都攥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手里，“肥水不流外人田”，市场化、产业化的思路驱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成立了大量的职业培训机构，抢占了大部分的培训市场。而职业学校大多属于教育部门管理，教育部门在技能培训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尽管这项 法规赋予了职业学校培训职能，但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而这，就是职业校长们不看好的根本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劳动部门主管的职业学校负责人则强调了自身的技能培训优势。杨箴立认为，在社会培训方面，教育部门主管的职业学校在两个方面有所欠缺，却恰恰是其他职业学校与培训机构的优势所在：一是具有更多的生产经验，与企业生产联系更加紧密；二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着天然的企业人脉积累，而这两点，职业学校在开展技能培训时显得至关重要。
杨树雨还列举了建国以来我国职工培训的相关法规。记者发现，早在2006年6月19日，全国总工会、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税务总局等11个部委印发的《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中，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已经达到1.5％～2.5％。但由于缺乏政策连续性和落实，这个数字一直以来只停留在了纸面上。对于此次条例，杨树雨同样担忧配套措施能否跟上，是否有必要监督与监管。
“首先，政策推手是不是真的发挥效用；其次，职业院校按目前这个市场分割状况能不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两个问题都打着问号。”有专家如是说。
如何破解培训困局?
社会技能培训是一个涉及“上下游”的链式工程，“上”需要国家对技能培训的政策支持、资金保障、监督监管等，“下”需要培训主体，包括各类职业学校、培训机构、行业、企业关系的理顺，利益的分割等。但是，套用一句老话，“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职业技能培训的市场开拓上，职业学校“等、靠、要”是不可取的。未来与现实的连接，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付出与努力。
职业院校要练好内功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面对着诱人的技能培训市场，职业院校是否有能力担负这一使命?是否做好了准备?如何协调好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技能培训挺难搞的，但是肯定得做”，白英杰说。她所在的学校在北京中职学校当中，技能培训工作是开展得比较好的，技能培训已经达到了300人的规模，并与海信等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白英杰认为，劳动部门擅长职业技能鉴定，但职业学校开展技能培训有一定的优势，在她看来，学校是天然的优质教学场所，有着良好的接受培训的环境与氛围，而且近年来职业学校都加大了实训基地建设，实践的“短板”逐渐补足，与社会需求也有了比较好的“对接”。因此，相比于其他培训机构，职业学校的比较优势是明显的。
此外，白英杰指出，职业学校开展技能培训是多渠道办学的尝试，如果成功，能够达到多赢的局面。单就学校和企业两方面来说，学校不用付出大的招生成本，企业也能够借助学校获得高质量的人才。杨箴立坦言，目前学校开展的一些企业培训并非都能赚到钱，但作为一种社会公益，是对学校品牌形象正面的“宣传”，利于学校长远发展。
事实上，即使是在目前并不成熟、理想的政策环境下，一些职业学校依据自身条件也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比如，北京市交通学校依托行业主管部门优势，在地铁、汽修等方面与相关企业进行了有效的对接，实训基地建设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列。
福建省福清市职业技术学校也开了一个“先河”。2009年2月，该校与驻闽某部队联合创办了全国首个“士兵职业教育基地”，士兵服役期间，可以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接受职业技术学校专业老师的授课和培训指导，也可到该校进行培训学习。士兵学员只需支付必要的教材费、技能鉴定费等，其他费用均由学校和部队进行补贴。开展士兵职业培训的举措一经推出，便深受广大战士的欢迎，第一期培训就有近千名士兵报名。
权责明确，理顺关系
“把脉”职校的技能培训，很容易发现，困扰职校技能培训的并不只是学校本身，很大程度上学校主管部门没有理顺关系，权责不明确。在社会技能培训上，教育主管部门缺少“话语权”，多数职业学校在开展技能培训过程中处处受阻。
在采访中，面对招生难题，许多职业学校校长都有加大技能培训的盘算，但因为没有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权，于是一种尴尬的局面就呈现出来：国家有政策，学校有愿望，就是没权力。或许，这是职业学校技能培训之困的“症结”所在。
对职业学校而言，拥有技能鉴定权意味着什么呢?不妨看一下河南化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的技能培训情况。该校隶属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因为具有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权，且有行业优势，目前社会培训规模为1600人左右。据杨箴立介绍，刚开始做社会培训，是学校出去找企业，现在是企业主动来找学校。
对此，隶属于教育部门主管的学校则感觉有些不平。有校长认为“责任与权力应该对等”，既然国家明确了职业学校承担技能培训的职责，就应该赋予其相应的技能鉴定权利，只培训，不鉴定，不但培训很难开展，而且会让职业学校丧失“信度”。应该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职业技能鉴定权进行必要的分割，涉及培训主体都应该拥有。也有学者提出，职业技能鉴定，应该发挥行业、企业的优势。
显然，技能培训政策的落实，涉及部门职能的交叉、错位，部门利益的纠结、条块分割，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作为技能培训的“源头”，相关各方只有权责明确了，关系理顺了，才会为所有职业学校开展技能培训扫清障碍。
可喜的是，目前河南省已经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据杨箴立介绍，目前，河南省一些像黄河职业学院这样的综合实力比较强的职业学校，也具有了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权。
终身教育带来的新契机
4月1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个经过广泛讨论，广为国民关注的教育规划纲要将进一步巩固近年来对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并将重点放在了相关政策的落实以及强化上。
值得重视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把“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作为未来十年教育战略目标之一，这对于职业院校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而与本文相关的，则是职业院校将在企业职工继续教育，以及农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力转移培训方面有一展拳脚的空间。
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强调的那样“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最终还要依靠人人，依靠社会。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具备其他教育形式所不具备的灵活性、职业性特点，因此，职业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和价值。
职业院校究竟如何才能在终身教育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办好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在内的职业教育?其实老一辈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一番话中，已存真谛：“以我八九年的经验，很想武断地提出三句话，就是：(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概念，并指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好。”
斯人已逝，斯事已久，然而，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因其揭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对于今天职业学校的办学和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链接]西方国家构建终身职业教育体系一览
发展终身教育，建立学习型社会，这一全新的教育理念来自于西方。而且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很成功的做法。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会议主题是“终身学习与培训——通向来来的桥梁”，这表明职业教育终身化的趋势已被国际社会所重视。世界各国职业教育正逐渐融入终身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不再被看做是终结性教育，过去那种认为只靠一次教育或培训就能享用终身的想法或做法已经过时了。
20世纪90年代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终身学习”或“继续学习”计划。例如，瑞士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包括更新知识和技能，获得新资格的职业继续培训和高级专业考试，面向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等。英国于1998年提出了建立“产业大学”和“个人学习账户”的设想，以便使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地接受开放式的远程教育和实施“终身教育”计划。日本提出终身职业训练及终身技能评价是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并努力建设面向21世纪的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美国早在1971年就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终身化的职业教育——生计教育。生计教育作为一种终身意义的职业教育，它的推行实施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及美国职业协会等组织的广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