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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坡的诗，从语言、思想和内容方面，表现出佛教影响的印记。这些佛教印记，传达出东坡所特有的人生观。东坡站在灵魂的高度，用辩证的方法审视人生，观照世间的万物。他超然于肉体与外物之外，理性地审视生命，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
关键词：东坡诗；佛教印记；人生观；生活态度
众所周知，苏东坡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是宋代有名的佛学家，佛教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人生观，而且影响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总观他一生所创作的诗，我们不难发现，他总是站在佛教思想的基础上，来观照生活和世间万物，在他的诗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他理性地观照万物的独特视角。
一、佛教对东坡诗的影响
东坡深爱佛教，一生曾与多位僧人有过交往，创作了大量与僧人交往的酬唱诗，这些酬唱诗在思想和语言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佛教特点。他的许多诗，有的直接引用佛经语言和词汇入诗，以此或赞扬高僧的修为，或表达自己学佛的心得体会。其中赞扬高僧的诗如《赠上天竺辩才师》。在诗中东坡将佛教术语“三毒烦恼”化为自己的语言“烦恼毒”，用“碧眼照山谷”“洗盡烦恼毒”赞扬天竺辩才师的智慧和清净心境，以儿子被辩才师治愈病这一事实，进一步赞扬和证明辩才师的修行境界。整首诗，融佛经词汇于其中，将诗人对辩才师的敬慕、感激和佛法不可思议的“妙用”，诉诸笔端。
东坡的一些诗，内容直接来自佛经，如《吉祥寺僧求阁名》。其中“过眼荣枯电与风”一句，是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来，“观色观空色即空”是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句而来。这两句诗，前一句表达了佛教人生的荣华富贵皆如过眼云烟般无常、如昙花般不能久长的观点，后一句表达了佛教世间的一切物质都是空有和虚幻不实的观点。这首诗，将僧人的居所与佛教思想、僧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既阐释了“观空阁”的含义——观照佛法空性的阁，又点明了“观空阁”的独特之处——为佛家僧人修行的处所，融佛法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阁中。
东坡的诗，有时还直接引用佛经词汇和佛教典故入诗。如：“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将维摩诘示病的故事和谢灵运学佛的故事引用到诗中。东坡有时直接以佛经的词汇入诗，举凡“无生”、“定慧”、“浮屠”、“两足尊”、“法界”、“六客”这些佛经中的专用词汇，都曾在他的诗中出现过，至于“空”、“虚”、“梦”之类的表达佛教思想的言辞，在他的诗中出现的频率则更高。
二、东坡的人生观
东坡是一个非常达观的人，对人生的看法也有其独到之处，总观他的诗，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诗中多处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如“欲访浮云起灭因，无缘却见梦中身”、“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这些诗句都透露出东坡的人生观：人生和人身都如梦幻一般，既不能长久驻世，也是虚幻不实的。他认为短促的人生就在“一俯仰”（《今和》）和“臂屈伸”（《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之间，转瞬即逝。不仅人的身体会很快从这个世间消失，而且随着人的生命的逝去，就连身外之物也会随之不再属于自己，因此他说“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初秋寄子由》）、“此身常拟同外物，浮云变化无踪迹”（《赠写真何充秀才》）。由于东坡把人在世间的这个身体与物等同视为外在的东西，因此他对人生所持的态度是“人生如朝露，要作百年客”，这种从容淡泊的人生态度，充分体现了东坡的人生观，即把人在世间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作做客一般，不作过多的留恋。
东坡诗中所表现的人生如梦思想，不同于以往文人的诗中所表现的人生苦短思想，以往的文人多是在饱经人世的风霜后，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诉诸笔端的，在以往文人的诗中所出现的消极的人生态度，在东坡的诗中，是绝对见不到的。例如曹操也写人生，但他面对“譬如朝露”的短暂人生（《短歌行》），所发出的是“去日苦多”（《短歌行》）的感慨，采取的是及时行乐的“对酒当歌”态度，无奈与感伤是曹操面对人力所不能左右的短暂人生的基调，他跳不出对死亡的忧虑，只能抓住有限的人生，尽情享乐，以此增加生命的密度。陶渊明也曾写过他不畏死亡的态度，但他是持“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的观点，貌似达观，却总给人一种故作乐观的感觉。
陶渊明与苏东坡面对死亡虽然都持达观的态度，但细究起来，还是可发现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陶渊明的达观，给人一种既然“有生必有死”（《拟挽歌辞三首。其一》），死亡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那么与其惧怕这一必将到来的结局，倒不如顺其自然地承受的感觉，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其中也包含了些许无奈。而东坡的达观却是一种在佛教思想指导下的达观，他设立了一个独立于肉体之外的“我”，并把这个“我”当作主体，把肉体和自己所拥有的物当作客体，因此当他观照人生的时候，便站在主体“我”的角度，来审视作为客体的肉体和自己在世间所拥有的一切，并由此得出：“我”存在于这个世间，犹如在世间作客一般，客人对主人所拥有的一切，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当肉体消亡的时候，“我”不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肉体，而且失去了生时所拥有的一切。由此可见，东坡是站在灵魂的高度，辩证地审视人生、观照死亡的，这一理性地审视人生的高度和深度，是曹操和陶渊明都未曾达到的，也是东坡诗中所表现的人生态度不同于其它诗人的独特之处。
佛教人生如梦，万法皆空的思想，本真自我乃无生无灭的思想，都是东坡人生观形成的思想基础，也是东坡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赖以形成的原因所在。东坡的一生可以说都在躬行实践这一思想，他在艰苦的岭南所作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诗，便是他一生随缘自适的心态的真实描述。
参考文献：
[1]吕大吉主编.宗教学纲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黄文杰.论佛教作为对世界的解释范式的逻辑可能性——一种元佛教研究的思路[J].学术论坛，2004（1）
[3]梁银林.苏轼与佛学[D].四川大学，2005
作者简介：
赵晶（1982.5—），女，学位：硕士；毕业学校：新疆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湖北省十堰市汉江师范学院教育二系；职称：中级。
关键词：东坡诗；佛教印记；人生观；生活态度
众所周知，苏东坡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是宋代有名的佛学家，佛教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人生观，而且影响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总观他一生所创作的诗，我们不难发现，他总是站在佛教思想的基础上，来观照生活和世间万物，在他的诗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他理性地观照万物的独特视角。
一、佛教对东坡诗的影响
东坡深爱佛教，一生曾与多位僧人有过交往，创作了大量与僧人交往的酬唱诗，这些酬唱诗在思想和语言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佛教特点。他的许多诗，有的直接引用佛经语言和词汇入诗，以此或赞扬高僧的修为，或表达自己学佛的心得体会。其中赞扬高僧的诗如《赠上天竺辩才师》。在诗中东坡将佛教术语“三毒烦恼”化为自己的语言“烦恼毒”，用“碧眼照山谷”“洗盡烦恼毒”赞扬天竺辩才师的智慧和清净心境，以儿子被辩才师治愈病这一事实，进一步赞扬和证明辩才师的修行境界。整首诗，融佛经词汇于其中，将诗人对辩才师的敬慕、感激和佛法不可思议的“妙用”，诉诸笔端。
东坡的一些诗，内容直接来自佛经，如《吉祥寺僧求阁名》。其中“过眼荣枯电与风”一句，是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来，“观色观空色即空”是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句而来。这两句诗，前一句表达了佛教人生的荣华富贵皆如过眼云烟般无常、如昙花般不能久长的观点，后一句表达了佛教世间的一切物质都是空有和虚幻不实的观点。这首诗，将僧人的居所与佛教思想、僧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既阐释了“观空阁”的含义——观照佛法空性的阁，又点明了“观空阁”的独特之处——为佛家僧人修行的处所，融佛法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阁中。
东坡的诗，有时还直接引用佛经词汇和佛教典故入诗。如：“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将维摩诘示病的故事和谢灵运学佛的故事引用到诗中。东坡有时直接以佛经的词汇入诗，举凡“无生”、“定慧”、“浮屠”、“两足尊”、“法界”、“六客”这些佛经中的专用词汇，都曾在他的诗中出现过，至于“空”、“虚”、“梦”之类的表达佛教思想的言辞，在他的诗中出现的频率则更高。
二、东坡的人生观
东坡是一个非常达观的人，对人生的看法也有其独到之处，总观他的诗，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诗中多处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如“欲访浮云起灭因，无缘却见梦中身”、“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这些诗句都透露出东坡的人生观：人生和人身都如梦幻一般，既不能长久驻世，也是虚幻不实的。他认为短促的人生就在“一俯仰”（《今和》）和“臂屈伸”（《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之间，转瞬即逝。不仅人的身体会很快从这个世间消失，而且随着人的生命的逝去，就连身外之物也会随之不再属于自己，因此他说“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初秋寄子由》）、“此身常拟同外物，浮云变化无踪迹”（《赠写真何充秀才》）。由于东坡把人在世间的这个身体与物等同视为外在的东西，因此他对人生所持的态度是“人生如朝露，要作百年客”，这种从容淡泊的人生态度，充分体现了东坡的人生观，即把人在世间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作做客一般，不作过多的留恋。
东坡诗中所表现的人生如梦思想，不同于以往文人的诗中所表现的人生苦短思想，以往的文人多是在饱经人世的风霜后，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诉诸笔端的，在以往文人的诗中所出现的消极的人生态度，在东坡的诗中，是绝对见不到的。例如曹操也写人生，但他面对“譬如朝露”的短暂人生（《短歌行》），所发出的是“去日苦多”（《短歌行》）的感慨，采取的是及时行乐的“对酒当歌”态度，无奈与感伤是曹操面对人力所不能左右的短暂人生的基调，他跳不出对死亡的忧虑，只能抓住有限的人生，尽情享乐，以此增加生命的密度。陶渊明也曾写过他不畏死亡的态度，但他是持“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的观点，貌似达观，却总给人一种故作乐观的感觉。
陶渊明与苏东坡面对死亡虽然都持达观的态度，但细究起来，还是可发现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陶渊明的达观，给人一种既然“有生必有死”（《拟挽歌辞三首。其一》），死亡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那么与其惧怕这一必将到来的结局，倒不如顺其自然地承受的感觉，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其中也包含了些许无奈。而东坡的达观却是一种在佛教思想指导下的达观，他设立了一个独立于肉体之外的“我”，并把这个“我”当作主体，把肉体和自己所拥有的物当作客体，因此当他观照人生的时候，便站在主体“我”的角度，来审视作为客体的肉体和自己在世间所拥有的一切，并由此得出：“我”存在于这个世间，犹如在世间作客一般，客人对主人所拥有的一切，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当肉体消亡的时候，“我”不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肉体，而且失去了生时所拥有的一切。由此可见，东坡是站在灵魂的高度，辩证地审视人生、观照死亡的，这一理性地审视人生的高度和深度，是曹操和陶渊明都未曾达到的，也是东坡诗中所表现的人生态度不同于其它诗人的独特之处。
佛教人生如梦，万法皆空的思想，本真自我乃无生无灭的思想，都是东坡人生观形成的思想基础，也是东坡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赖以形成的原因所在。东坡的一生可以说都在躬行实践这一思想，他在艰苦的岭南所作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诗，便是他一生随缘自适的心态的真实描述。
参考文献：
[1]吕大吉主编.宗教学纲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黄文杰.论佛教作为对世界的解释范式的逻辑可能性——一种元佛教研究的思路[J].学术论坛，2004（1）
[3]梁银林.苏轼与佛学[D].四川大学，2005
作者简介：
赵晶（1982.5—），女，学位：硕士；毕业学校：新疆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湖北省十堰市汉江师范学院教育二系；职称：中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