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在今日世界上，一种不同版本的叙事模式正在卷土重来，那就是所谓的“我们和他们”。这在国家间、族群间的关系中尤为明显。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类断语的认知陷阱，那就是一己与他者的关系被推到极致化。当“一己”被自我想象成“无比纯正”“独一无二”，甚至“白璧无瑕”时，他者就自然变成了威胁或敌人，如同英国诗人吉卜林所感叹的那样：“西归西，东归东，难相逢。”
　　但这并非全部的事实真相。相逢是必然的，而且在相逢之后的对话过程中，自我认知也会悄然变化。我们常常忽视这些在身边静悄悄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我举一个中文词为例——文化。我们现在说“文化”两个字，已经习以为常。但是，这个组合的近代出现，并非直接从中国传统古典而来。研究者们发现，它和许多别的词汇一样，来自日文中的“漢字”。在20世纪初，大量外来词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其介绍和引进的模式如出一辙，即把日本翻译的欧洲概念通过“漢字”引入中国。日文“漢字”的字形源于中国，从字体来看，也有千年历史。但是到近代，经过日文“漢字”转化再输入中国的文字有了现代的内涵。在日文中，“文化”被读为“bunka”，它是明治维新后吸收外来语而用“漢字”字体造出的一个现代新词。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经典里，“文化”的意思是“文治与教化”，和我们现在讲的“文化”非常不一样。
　　除了“文化”一词外，还有“宗教”“科学”“经济”等，也是如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语言和概念的来回穿行是何等壮丽的人类文化景观。如同奥德修斯的漫长旅途一样，文字在经过漫长的旅行之后，归来时变得更加丰满、生气勃勃。
　　北京大学的奠基者和知识先驱们为这样的现代化做出了历史贡献。1903年，蔡元培先生翻译出版了日本下田次郎讲述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对哲学概念在中国的普及影响至深。1918年，胡适先生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将现代概念进一步运用到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中。
　　今天，我们已经走在新的征途上。我们不仅继承了沟通东西方的精神和能力，还将在新的时代将其发扬光大。文字和语言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可以拓展的天地更加广阔。2019年，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全球青年中国论坛”的主题是“Wo’men（我们）”。“我们”是有包容性和超越性的，任何人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一起”是对人类团结的召唤。在身份认同之上，应该有更高远的立足处，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2020级的燕京学者用艺术的形式再一次表达了“我们”这个概念。在静园四院，两排夜灯被安置在小径两旁，那是为下晚自习的同学专门设计的，灯光被调到适度，因为“要保持中国园林中诗的意蕴”。窗上用红色元素装点，当阳光照射进来时，光影会在墙上形成一只美丽的蝴蝶。我们从中看到，中国的“文化”展现出新的时代光彩。同时，我们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他的重要。
　　在中国经典著作《诗經》里有这样一行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周虽然是一个旧邦国，但是其使命在革新。晚清末年的改革者康有为在对世界做了考察之后，于1901年发表了《大同书》，这个词出自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土耳其裔历史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对此做过精辟的评论：“乌托邦的理念其实来源于中国，它能够激发起人们激情的秘诀是因为它指向未来。当然这个未来已经超越了人们当时的想象，它已经向全球扩展，中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重新回顾中国近代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互联不仅是未来愿景，它已经是共有历史中的事实，也是全球化和现代化走到今天的一段旅程。我们都在见证历史和时代。
　　最后，我想用中国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话来作为演讲的结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在“2021年全球青年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