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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潜艇，这一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海军装备，至今依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占据着特殊地位。拥有现代化的核潜艇部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却很少有人了解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诞生的艰难历程。这是一段不可忘怀的岁月。
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诞生于1954年。至1958年，美国已先后有“鹦鹉螺”号、“舡鱼”号、“海狼”号等多艘攻击型核潜艇投入军中。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也已下水。尤其是美国经过改进后的“鳐鱼”号核潜艇，在成功地横渡大西洋后，潜行北冰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更令新中国领导人警觉的是，有信息表明，美国已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今韩国），妄图使南朝鲜成为其原子武器在亚洲的战略据点。与此同时，美国军界公开宣称，要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编五个“原子师”。其时，美国“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已开进台湾……不折不扣的核威胁，核讹诈！
反对核威胁，首先要打破核垄断！1958年6月13日，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达到正常运行水平。中央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果断决定：即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可携带导弹的核潜艇（时称“原子潜艇”）！
1958年6月1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研制核潜艇的会议，在军委会议室举行。聂帅亲自主持会议。参加人员都是军队、国家主管船舶、核工业、导弹、装备计划等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最后，聂帅综合大家的意见说：下一步由海军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起草一个报送中央的请示报告。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就要集中考虑这个问题，搜集资料，考虑参加工作的人选，使核潜艇研制工作能尽快启动，展开！
6月27日一早，海军起草的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的第一份文件《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送到了聂帅案前。报告说明了研制工作的大体方案、组织机构、任务分工、进度设想等。同时，建议成立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小组，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任组长，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任副组长。
报告全文不足千字，聂帅稍作订正，便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绝密”件呈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接到报告的第二天，即6月28日，在文件上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局常委批准。”短短几天，中央政治局各常委、毛泽东主席圈阅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核潜艇研制工程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至同年10月，各项筹备工作相继落实，核潜艇工程在中国大地上秘密拉开了序幕。为保守机密，核潜艇工程取代号为“07”工程。年底，由于一位工作人员在一次会议上无意中泄露了“07”工程的性质，遂改称“09”工程。据此，各研究机构均冠以“09”称之，如“09”工程领导小组、“09”技术研究室等。
核潜艇与常规潜艇相比，最大特点是续航能力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将蓄电池改为核动力。但就是这一改，艇上的诸多部件、设备，全不一样了。核潜艇到底是什么样子，参研人员，包括彭士禄、黄旭华、赵仁恺这些专业骨干，大家谁也没见过。即使是常规潜艇，中国当时也还在研制中。为争取技术帮助，海军政委苏振华于1958年10月率中国专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但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提供任何书面、口头的资料，连参观一下下水的核潜艇的要求，也被礼貌地拒绝。有人说核潜艇启动时是“三无”，无图纸资料、无专家权威、无外来援助，完全是“自己探索着干”。若干年后，从开始即参与核潜艇总体设计工作，后来担任了总设计师的黄旭华院士回忆说：“当时没有计算机，大量的数据都是用计算尺甚至算盘计算的；技术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单位的领导就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哪怕是得到一张有参考价值的照片都如获至宝，反复琢磨研究。”
经过半年多的研究，大家初步叩开了核潜艇研制的门径。一天开会，罗舜初传达了周总理的话：“美国人在我们鼻子上示威，我们什么时候能示威？”罗舜初要求大家必须加倍努力！
1959年10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抵达北京。毛主席与其会谈时，当面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并且接着宣布准备撤回援华专家。毛主席冷静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撤不撤专家是你们的事。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试！
时过不久，一句气壮山河的名言迅速在海军机关、部队和全国军、地科研单位传开，毛主席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领导人谈到尖端武器研制时，斩钉截铁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毛主席讲话的鼓舞下，承担核潜艇研制任务的科研院所的专家、技术人员，都怀着满腔激情掀起攻坚克难的高潮。赵仁恺院士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为完成任务，为全国人民争气，大家日日夜夜努力学习工作。每晚办公室都是灯火通明，一般都是晚上11点以后才回宿舍休息，而第二天早上7点又都出现在办公室里。那种奋发图强、废寝忘食、出成果、出人才，战斗成长的日日夜夜，至今我们仍难以忘怀。
特殊时期，《特别公函》发挥“特别作用”
1960年3月，国防科委召开会议，总结了核潜艇研制工程启动一年多来的工作，成立了以苏振华为组长的核潜艇研制工程领导小组（又称“09”小组，原中央4人小组撤销），下辖总体组、反应堆组、电子设备组、导弹组等。并确定了核潜艇研制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即：以反应堆为纲，船、机、电、弹紧跟上；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指标要先进、做法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等等。这些决策有力地推动了研制工程的进展。总体组通过专家、技术人员协力攻关、共同努力，于1960年6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方案。时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钱三强和二机部领导，看到设计方案十分高兴。钱三强连说：“有门！有门！”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听完汇报，沉吟片刻，道：“这是第一稿，还是留点余地，就叫‘初步设计草案’吧！”随即签字，以《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为题，正式上报国防科委。 1962年初，设在海军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并入新成立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舰艇研究院），改称“09”技术室。当年3月，“09”技术室也提交了《原子导弹潜艇初步设计基本方案（初稿）》。粗略统计，经过对全艇、反应堆和关键配套设备的初步设计，至此已经探索到关键技术157项，试验课题254项，为后续课题设计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然而就在这时，有消息传到核潜艇研制相关单位：核潜艇研制工程有“下马”的可能。这是所有从事“09”工程的人员不愿面对但可以想得到的。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加之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中断一切技术援助，撤回所有专家、顾问，尖端武器装备建设已陷入极大困境。在严峻形势下，党中央调整国防科研工作方针，决定“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在经过了长达八个月的调查、分析、权衡后，中央于1963年3月19日作出了最后决策。这天，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成立于1962年底，由国务院副总理、有关部长组成，周总理任主任，负责原子能工业领导工作）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核潜艇问题。会后，中央专委正式下发通知，宣布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除保留简编机构集中从事部分主要项目研究外，整体工程暂时“下马”。
1965年3月20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以总结原子弹研制经验为主要议题的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会上，研究决定将核潜艇工程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全面展开研制工作。
会后，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刘华清与七院副院长于笑虹分头行动，就核潜艇工程启动后的工作原则、任务分工及需请中央专委统筹解决的问题，听取了海军、国防科委、国防工办领导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关于核潜艇研究制造的请示报告》。7月10日，报告以六机部党组的名义上报中央专委和有关中央领导。与此同时，二机部通过调查上报了《关于原子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地点和协作的报告》，对陆上模式堆建设地点、建成时间和要求，及有关部门承担的任务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8月15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研究批准了六机部、二机部的报告。
就这样，核潜艇研制工程再次“上马”。由于专家、科研人员进一步集中，且有了研制原子弹的经验，核潜艇工程再次启动后进展相当快。
这种局面保持了不到一年。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鉴于国家机关大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中央军委于1966年秋作出决定，将核潜艇研制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原负责核潜艇工程领导、协调工作的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刘华清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样，设在六机部办公楼的“09工程办公室”移师国防科委，刘华清以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身份继续负责核潜艇工程的领导、协调工作。这种调整，减少了社会动乱对核潜艇工程高层机构的冲击，但对遍布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和工厂无济于事，起不了任何保护作用。
如果说导弹、原子弹是尖端技术的话，核潜艇则是尖端的尖端。它不仅兼有“两弹”所包含的技术，还有在深水下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所以参与研制工作的科研机构遍及全国二十几个省市，承担研制生产任务的工厂上千家。至1967年初，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冲击影响下，全国动乱达到高潮，参与核潜艇研制的多数单位党委、领导班子瘫痪，无法开展工作。3月18日，刘华清主持召开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海军等单位领导参加的工作协调会，研究核潜艇方案论证等问题。会开完了，文件上报下发了，但会议精神无法贯彻。进入攻坚阶段的核潜艇工程，面临着夭折的危险。经慎重思考，刘华清如实将情况报告了聂帅。
是时，聂帅处境也异常困难。由于年初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林彪、江青一伙假文化大革命之名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已几次受到冲击和批判，被迫作检查。但听了刘华清的汇报，他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并且明确规定：所有接到通知的人，厂长、书记，不管是谁，即使正在接受批斗和审查的，也必须按时到会，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身边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处境，提出“现在开这样的会是否合适”，聂帅说：“就是带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6月25日，协调会在民族文化宫会议大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数百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和专家、技术员，济济一堂。他们大都是刚刚摘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从批斗会场赶来的。大家彼此相见，感慨万千。上午9时许，聂帅在刘华清陪同下，一身戎装走进会场。几句问候过了，聂帅以临战的姿态，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他说，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这项工程，不能等，不能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一切干扰、延误这一任务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他特别强调：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都是经过组织认真选拔的，是可以信赖的。有意见可以提，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随便揪斗，更不准停止工作。讲到最后，聂帅使劲一挥手，大声说：“党和人民是信任你们的！”
这些“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心里都清楚，聂帅的话是讲给他们听的，更是讲给另外一些人听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使劲鼓起掌来。会议结束当天，与会人员就纷纷返回各自工作岗位。
8月30日，为了使会议精神得以顺利贯彻，刘华清接受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佑铭的建议，根据当时的形势特点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军委特别公函》，指出：“09”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希望有关方面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路线；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 《特别公函》拟好后，刘华清亲自送到聂帅办公室。聂帅当即签发。
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接到《特别公函》，立即组织人分赴有关科研院所、工厂宣讲。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佑铭等人，则兵分几路，揣着这一“尚方宝剑”和宣讲提纲，跑遍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工厂、科研机构，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传达贯彻军委核潜艇工程协调会精神。
实践证明，协调会召开非常及时。《特别公函》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藉此，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安然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进行最后“冲刺”；全国范围内承担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在空前的政治风暴中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大批军工企业严格按照设计质量要求有序地进行着研制生产。
陆上模式堆建设，是核潜艇研制的关键一步，工程量非常大。为了加快模式堆基地（代号“909”基地）施工进度，“09”办公室建议军委与中央文革发文，调动部队官兵给予支持。中央机关接受建议，正式起草了调部队指战员支援陆上模式堆建设的通知。这一文件于1968年7月18日经毛主席签发，后来通称“718”批示。
毛主席“718”批示，给了四川省某地模式堆基地施工现场所有人员以极大鼓舞。8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工人和技术人员战胜山高、闷热、多雨等重重困难，不分昼夜忘我劳动。至1969年底，“909”工地主体工程即基本完工，开始进入安装和调试阶段。
核潜艇艇体研究设计在工程重新启动后，也进展迅速。1968年初开始施工设计，同年11月通过设计审查，在东北某造船厂正式开工建造。
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破浪下水，正式入列
1970年夏，核潜艇研制进入最后关头——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在“909”基地举行。
这是关键的试验，也是惊心动魄的试验。陆上模式堆是一个由数万台（件）设备、部件组成的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其质量、效能必须经过启动试验运行考核，才能最后作出结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与原子弹、氢弹试验不同：原子弹、氢弹试验，参试人员可以远离现场用无线电操纵，而模式堆试验操作必须在设备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参试人员将和整个装置一起化为灰烬。所以，身为国务院总理、中央专委主任的周恩来，对这一试验始终极为关注。从“909”基地定点、动工，到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他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研究解决建设中的经费、设备器材供应等问题。
1970年7月10日，周总理接到“09”工程领导小组关于模式堆启动试验的报告，当即与现场的副总工程师彭士禄等专家、领导通电话，询问准备情况，尔后在报告上批示：“先向专委汇报，科委和‘09’工程领导小组派人领导这次启动。”
模式堆启动试验开始后，在即将启动升温、升压的关键时刻，周总理于7月15日、16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再次详细听取“909”基地军管会领导和施工专家关于现场准备情况的汇报。在彭士禄、陈佑铭和基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等汇报过程中，他多次插话，询问工作细节，反复强调“不要赶时间，不能有自满情绪，工作中容不得半点马虎”。汇报结束，他又郑重地强调了16个字：“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以后多年里，这16个字成为核潜艇研制建造及使用中的警语。
7月18日下午18时，模拟堆启动升温升压试验开始。模式堆控制室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既有收获的激动、欣喜，也难免有几分担心、恐惧，各种思想情绪交织在一起，整个控制室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在缓缓提升，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心控制台一排排闪亮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着的仪表。操作人员紧张、有序地记录着各种参数……
同一时刻，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也灯火通明。多少天来，周总理一直与前线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每隔一段时间就询问一次试验进展情况，对试验现场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指示，提出要求。
试验在人们激动和焦灼的期待中进行着。一天又一天，40天过去了。8月28日，反应堆达到了设计额定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了！顿时，模式堆大厅内外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在场的所有参试人员都热泪盈眶，大声呼喊：“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了！”
在“909”基地为进行模式堆试验奋斗的同时，在东北某造船厂，核潜艇艇体建造也在日夜兼程地进行着。早在同年4月份，已完成核潜艇总体试水，进入了设备安装阶段。至8月，舱室机械、管路、电气和各种仪表等，业已基本安装完毕，只等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安装艇堆。陆上模式堆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全厂沸腾了。长期顶着“唯生产力”的帽子，克服工作、生活上重重困难默默奋战的厂领导和职工们，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所有“09”人最期盼的一天终于到来了！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77周岁诞辰这一天，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性核潜艇，胜利地下水了！
此后，按照计划，核潜艇（时称核潜艇1型）进入试航阶段。一年多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20多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顺利地完成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等各阶段200多个项目的试验，为进一步改进、完善设计投入定型建造，积累了大量可靠的经验和数据资料。
1974年8月1日，东北某造船厂船台码头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交艇命名大会在这里举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将该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至此，历史庄严地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人民海军进入了核海军的行列！
（责任编辑 王浩钟）
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诞生于1954年。至1958年，美国已先后有“鹦鹉螺”号、“舡鱼”号、“海狼”号等多艘攻击型核潜艇投入军中。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也已下水。尤其是美国经过改进后的“鳐鱼”号核潜艇，在成功地横渡大西洋后，潜行北冰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更令新中国领导人警觉的是，有信息表明，美国已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今韩国），妄图使南朝鲜成为其原子武器在亚洲的战略据点。与此同时，美国军界公开宣称，要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编五个“原子师”。其时，美国“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已开进台湾……不折不扣的核威胁，核讹诈！
反对核威胁，首先要打破核垄断！1958年6月13日，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达到正常运行水平。中央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果断决定：即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可携带导弹的核潜艇（时称“原子潜艇”）！
1958年6月1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研制核潜艇的会议，在军委会议室举行。聂帅亲自主持会议。参加人员都是军队、国家主管船舶、核工业、导弹、装备计划等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最后，聂帅综合大家的意见说：下一步由海军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起草一个报送中央的请示报告。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就要集中考虑这个问题，搜集资料，考虑参加工作的人选，使核潜艇研制工作能尽快启动，展开！
6月27日一早，海军起草的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的第一份文件《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送到了聂帅案前。报告说明了研制工作的大体方案、组织机构、任务分工、进度设想等。同时，建议成立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小组，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任组长，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任副组长。
报告全文不足千字，聂帅稍作订正，便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绝密”件呈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接到报告的第二天，即6月28日，在文件上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局常委批准。”短短几天，中央政治局各常委、毛泽东主席圈阅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核潜艇研制工程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至同年10月，各项筹备工作相继落实，核潜艇工程在中国大地上秘密拉开了序幕。为保守机密，核潜艇工程取代号为“07”工程。年底，由于一位工作人员在一次会议上无意中泄露了“07”工程的性质，遂改称“09”工程。据此，各研究机构均冠以“09”称之，如“09”工程领导小组、“09”技术研究室等。
核潜艇与常规潜艇相比，最大特点是续航能力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将蓄电池改为核动力。但就是这一改，艇上的诸多部件、设备，全不一样了。核潜艇到底是什么样子，参研人员，包括彭士禄、黄旭华、赵仁恺这些专业骨干，大家谁也没见过。即使是常规潜艇，中国当时也还在研制中。为争取技术帮助，海军政委苏振华于1958年10月率中国专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但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提供任何书面、口头的资料，连参观一下下水的核潜艇的要求，也被礼貌地拒绝。有人说核潜艇启动时是“三无”，无图纸资料、无专家权威、无外来援助，完全是“自己探索着干”。若干年后，从开始即参与核潜艇总体设计工作，后来担任了总设计师的黄旭华院士回忆说：“当时没有计算机，大量的数据都是用计算尺甚至算盘计算的；技术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单位的领导就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哪怕是得到一张有参考价值的照片都如获至宝，反复琢磨研究。”
经过半年多的研究，大家初步叩开了核潜艇研制的门径。一天开会，罗舜初传达了周总理的话：“美国人在我们鼻子上示威，我们什么时候能示威？”罗舜初要求大家必须加倍努力！
1959年10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抵达北京。毛主席与其会谈时，当面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并且接着宣布准备撤回援华专家。毛主席冷静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撤不撤专家是你们的事。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试！
时过不久，一句气壮山河的名言迅速在海军机关、部队和全国军、地科研单位传开，毛主席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领导人谈到尖端武器研制时，斩钉截铁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毛主席讲话的鼓舞下，承担核潜艇研制任务的科研院所的专家、技术人员，都怀着满腔激情掀起攻坚克难的高潮。赵仁恺院士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他说，为完成任务，为全国人民争气，大家日日夜夜努力学习工作。每晚办公室都是灯火通明，一般都是晚上11点以后才回宿舍休息，而第二天早上7点又都出现在办公室里。那种奋发图强、废寝忘食、出成果、出人才，战斗成长的日日夜夜，至今我们仍难以忘怀。
特殊时期，《特别公函》发挥“特别作用”
1960年3月，国防科委召开会议，总结了核潜艇研制工程启动一年多来的工作，成立了以苏振华为组长的核潜艇研制工程领导小组（又称“09”小组，原中央4人小组撤销），下辖总体组、反应堆组、电子设备组、导弹组等。并确定了核潜艇研制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即：以反应堆为纲，船、机、电、弹紧跟上；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指标要先进、做法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等等。这些决策有力地推动了研制工程的进展。总体组通过专家、技术人员协力攻关、共同努力，于1960年6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方案。时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钱三强和二机部领导，看到设计方案十分高兴。钱三强连说：“有门！有门！”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听完汇报，沉吟片刻，道：“这是第一稿，还是留点余地，就叫‘初步设计草案’吧！”随即签字，以《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为题，正式上报国防科委。 1962年初，设在海军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并入新成立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舰艇研究院），改称“09”技术室。当年3月，“09”技术室也提交了《原子导弹潜艇初步设计基本方案（初稿）》。粗略统计，经过对全艇、反应堆和关键配套设备的初步设计，至此已经探索到关键技术157项，试验课题254项，为后续课题设计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然而就在这时，有消息传到核潜艇研制相关单位：核潜艇研制工程有“下马”的可能。这是所有从事“09”工程的人员不愿面对但可以想得到的。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加之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中断一切技术援助，撤回所有专家、顾问，尖端武器装备建设已陷入极大困境。在严峻形势下，党中央调整国防科研工作方针，决定“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在经过了长达八个月的调查、分析、权衡后，中央于1963年3月19日作出了最后决策。这天，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成立于1962年底，由国务院副总理、有关部长组成，周总理任主任，负责原子能工业领导工作）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核潜艇问题。会后，中央专委正式下发通知，宣布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除保留简编机构集中从事部分主要项目研究外，整体工程暂时“下马”。
1965年3月20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以总结原子弹研制经验为主要议题的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会上，研究决定将核潜艇工程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全面展开研制工作。
会后，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刘华清与七院副院长于笑虹分头行动，就核潜艇工程启动后的工作原则、任务分工及需请中央专委统筹解决的问题，听取了海军、国防科委、国防工办领导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关于核潜艇研究制造的请示报告》。7月10日，报告以六机部党组的名义上报中央专委和有关中央领导。与此同时，二机部通过调查上报了《关于原子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地点和协作的报告》，对陆上模式堆建设地点、建成时间和要求，及有关部门承担的任务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8月15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研究批准了六机部、二机部的报告。
就这样，核潜艇研制工程再次“上马”。由于专家、科研人员进一步集中，且有了研制原子弹的经验，核潜艇工程再次启动后进展相当快。
这种局面保持了不到一年。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鉴于国家机关大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中央军委于1966年秋作出决定，将核潜艇研制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原负责核潜艇工程领导、协调工作的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刘华清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样，设在六机部办公楼的“09工程办公室”移师国防科委，刘华清以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身份继续负责核潜艇工程的领导、协调工作。这种调整，减少了社会动乱对核潜艇工程高层机构的冲击，但对遍布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和工厂无济于事，起不了任何保护作用。
如果说导弹、原子弹是尖端技术的话，核潜艇则是尖端的尖端。它不仅兼有“两弹”所包含的技术，还有在深水下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所以参与研制工作的科研机构遍及全国二十几个省市，承担研制生产任务的工厂上千家。至1967年初，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冲击影响下，全国动乱达到高潮，参与核潜艇研制的多数单位党委、领导班子瘫痪，无法开展工作。3月18日，刘华清主持召开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海军等单位领导参加的工作协调会，研究核潜艇方案论证等问题。会开完了，文件上报下发了，但会议精神无法贯彻。进入攻坚阶段的核潜艇工程，面临着夭折的危险。经慎重思考，刘华清如实将情况报告了聂帅。
是时，聂帅处境也异常困难。由于年初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林彪、江青一伙假文化大革命之名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已几次受到冲击和批判，被迫作检查。但听了刘华清的汇报，他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并且明确规定：所有接到通知的人，厂长、书记，不管是谁，即使正在接受批斗和审查的，也必须按时到会，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身边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处境，提出“现在开这样的会是否合适”，聂帅说：“就是带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6月25日，协调会在民族文化宫会议大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数百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和专家、技术员，济济一堂。他们大都是刚刚摘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从批斗会场赶来的。大家彼此相见，感慨万千。上午9时许，聂帅在刘华清陪同下，一身戎装走进会场。几句问候过了，聂帅以临战的姿态，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他说，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这项工程，不能等，不能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一切干扰、延误这一任务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他特别强调：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都是经过组织认真选拔的，是可以信赖的。有意见可以提，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随便揪斗，更不准停止工作。讲到最后，聂帅使劲一挥手，大声说：“党和人民是信任你们的！”
这些“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心里都清楚，聂帅的话是讲给他们听的，更是讲给另外一些人听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使劲鼓起掌来。会议结束当天，与会人员就纷纷返回各自工作岗位。
8月30日，为了使会议精神得以顺利贯彻，刘华清接受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佑铭的建议，根据当时的形势特点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军委特别公函》，指出：“09”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希望有关方面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路线；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 《特别公函》拟好后，刘华清亲自送到聂帅办公室。聂帅当即签发。
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接到《特别公函》，立即组织人分赴有关科研院所、工厂宣讲。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佑铭等人，则兵分几路，揣着这一“尚方宝剑”和宣讲提纲，跑遍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工厂、科研机构，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传达贯彻军委核潜艇工程协调会精神。
实践证明，协调会召开非常及时。《特别公函》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藉此，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安然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进行最后“冲刺”；全国范围内承担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在空前的政治风暴中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大批军工企业严格按照设计质量要求有序地进行着研制生产。
陆上模式堆建设，是核潜艇研制的关键一步，工程量非常大。为了加快模式堆基地（代号“909”基地）施工进度，“09”办公室建议军委与中央文革发文，调动部队官兵给予支持。中央机关接受建议，正式起草了调部队指战员支援陆上模式堆建设的通知。这一文件于1968年7月18日经毛主席签发，后来通称“718”批示。
毛主席“718”批示，给了四川省某地模式堆基地施工现场所有人员以极大鼓舞。8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工人和技术人员战胜山高、闷热、多雨等重重困难，不分昼夜忘我劳动。至1969年底，“909”工地主体工程即基本完工，开始进入安装和调试阶段。
核潜艇艇体研究设计在工程重新启动后，也进展迅速。1968年初开始施工设计，同年11月通过设计审查，在东北某造船厂正式开工建造。
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破浪下水，正式入列
1970年夏，核潜艇研制进入最后关头——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在“909”基地举行。
这是关键的试验，也是惊心动魄的试验。陆上模式堆是一个由数万台（件）设备、部件组成的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其质量、效能必须经过启动试验运行考核，才能最后作出结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与原子弹、氢弹试验不同：原子弹、氢弹试验，参试人员可以远离现场用无线电操纵，而模式堆试验操作必须在设备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参试人员将和整个装置一起化为灰烬。所以，身为国务院总理、中央专委主任的周恩来，对这一试验始终极为关注。从“909”基地定点、动工，到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他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研究解决建设中的经费、设备器材供应等问题。
1970年7月10日，周总理接到“09”工程领导小组关于模式堆启动试验的报告，当即与现场的副总工程师彭士禄等专家、领导通电话，询问准备情况，尔后在报告上批示：“先向专委汇报，科委和‘09’工程领导小组派人领导这次启动。”
模式堆启动试验开始后，在即将启动升温、升压的关键时刻，周总理于7月15日、16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再次详细听取“909”基地军管会领导和施工专家关于现场准备情况的汇报。在彭士禄、陈佑铭和基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等汇报过程中，他多次插话，询问工作细节，反复强调“不要赶时间，不能有自满情绪，工作中容不得半点马虎”。汇报结束，他又郑重地强调了16个字：“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以后多年里，这16个字成为核潜艇研制建造及使用中的警语。
7月18日下午18时，模拟堆启动升温升压试验开始。模式堆控制室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既有收获的激动、欣喜，也难免有几分担心、恐惧，各种思想情绪交织在一起，整个控制室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在缓缓提升，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心控制台一排排闪亮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着的仪表。操作人员紧张、有序地记录着各种参数……
同一时刻，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也灯火通明。多少天来，周总理一直与前线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每隔一段时间就询问一次试验进展情况，对试验现场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指示，提出要求。
试验在人们激动和焦灼的期待中进行着。一天又一天，40天过去了。8月28日，反应堆达到了设计额定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了！顿时，模式堆大厅内外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在场的所有参试人员都热泪盈眶，大声呼喊：“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了！”
在“909”基地为进行模式堆试验奋斗的同时，在东北某造船厂，核潜艇艇体建造也在日夜兼程地进行着。早在同年4月份，已完成核潜艇总体试水，进入了设备安装阶段。至8月，舱室机械、管路、电气和各种仪表等，业已基本安装完毕，只等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安装艇堆。陆上模式堆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全厂沸腾了。长期顶着“唯生产力”的帽子，克服工作、生活上重重困难默默奋战的厂领导和职工们，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所有“09”人最期盼的一天终于到来了！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77周岁诞辰这一天，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性核潜艇，胜利地下水了！
此后，按照计划，核潜艇（时称核潜艇1型）进入试航阶段。一年多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20多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顺利地完成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等各阶段200多个项目的试验，为进一步改进、完善设计投入定型建造，积累了大量可靠的经验和数据资料。
1974年8月1日，东北某造船厂船台码头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交艇命名大会在这里举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将该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至此，历史庄严地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人民海军进入了核海军的行列！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