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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上世纪末的部属高校的“省部共建”，让校方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地方政府掌握的砝码包括，始于上世纪末的部属高校的“省部共建”，让校方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地方政府掌握的砝码包括，资金、新校区建设的审批，以及高校周边环境的治理；而校方则可以调整对当地生源的招生比例。
在涉及高校的城市规划上，比较合理的程序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完成规划后，提交人大。由人大召集利益相关方和有关的专家进行论证。
“也就是武大敢这样跟市政府较劲。”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用此话暗示：武大与武汉市政府的高架桥之争，并非是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典型关系。
除非利益上发生极大冲突，在平时，双方的关系更多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部属院校有求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资金，学校的发展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别敦荣解释道。而对本地生源的招生数量，则是校方制约或者示好地方政府的砝码。
“共建”背后的资金与土地
促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是部属高校的“省部共建”。从1999年开始，如同国内很多城市，湖北省的部属院校也开始进入“省部共建”阶段——即湖北省要在教育部拨款之外，对这些部属院校出一部分配套资金。配套的比例一般是1：1，教育部投入多少钱，省里也应该相应投入多少。
按照教育部有关部属院校拨款的政策：“211”学校一般一年有几千万元，而“985”学校则有几亿。
位于湖北省的部属高校共有7所，加上国家民委的中南民族大学，部委属高校数量位列北京、上海、江苏之后，排全国第四位。但该省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长期徘徊在10名左右，武汉市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也表现一般。
“所以，湖北省相应的配套并没有完全跟上。”别敦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的配套资金，有的到现在也没有到位。”
“沟通肯定也沟通，但总是拖着，拖来拖去就没有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时候对学校的情绪会有影响，因为这关系到学校的发展。但也不会把关系闹得很僵，因为还有其他合作。”
有人因此对部属高校在武汉的发展前途有所担忧，“在一些沿海省市，有时候，地方政府对部属院校的投资有时候比教育部还多。”在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交流中，几个人提到广东省政府对中山大学的扶持。
但他们也承认，湖北省和武汉市在一些方面还是给予了支持。“有些是政策性的，比如批地，这在新校区的建设中尤为明显。”别敦荣说。
“新校区建设的最终审批权并不在地方市政府，但是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校区就基本上建不成。”武汉理工大学一位退休校领导参与了该校新校区筹划的很多工作，深知其中的问题复杂，地方政府的协调和强制能力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0年武汉理工大学三校合并后，共有三大校区、七个教学区，几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区距离主校区10公里以上。同时，该校学生人均占地面积远低于教育部规定的59平方米。经过几年的不懈申请，终于在2003年被批准拿出规划方案。
第一个规划方案开始就遭遇流产。按照原来的规划，要使马房山校区的用地通过“内扩”达到3000亩，余家头校区的用地通过“远收”达到1000亩，但由于在“近扩”中涉及10多家单位，这一方案没实施多久就被迫停止。
此时，该校共建单位之一的武汉市政府通过积极协调，提出了新方案：建议在距主校区不远的南湖湖滨选址新建。这一建议最终被认可，方案也在2003年6月份获得教育部的批准。
这一过程的关键之处在于：高校项目的审批权虽在教育部，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能够付诸实施的立项。而立项能否付诸实施，主要是看与相关各方能否有效协商，这一工作主要由武汉市政府完成。
这一工作完成后，随后的程序就变得非常简单：2003年6月份，教育部批准立项；当年11月、12月份，武汉市国土局、市政府、湖北省国土厅、省政府分别下达批文；2003年12月底报国土资源部审批，并于2004年3月份取得国务院的最后审批。在审批之后的拆迁阶段，武汉市政府同样发挥了主导作用。
“经历了这个过程，才知道省部共建对高校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些事情离开了地方根本就做不了。”武汉理工大学上述退休校领导感慨地说。
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比如高校周边的环境整治也让双方颇费心思。一方面，高校希望维护校内和周边的一方净土；另一方面，没有执法权的高校要对付这些擅长打游击的人群，也只能仰赖于地方政府。记者在武汉市几所部属高校采访时，经常能听到师生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抱怨，也有人将此归咎为地方执法机关的“不作为”。但一位城管人员向记者透露，他们付出同样的努力，在高校周边取得的效果明显不如其他地区，“人太多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公安部门身上。
“很多人把我们理解成独立王国，但事实上这只是个假象，教育以外的很多行政职能事实上由地方政府完成。”武汉理工大学的上述退休校领导表示。
当地生源招收比例：小心翼翼地调整
部属高校则以提高当地录取比例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付出给予回报。回报的具体内容，大都在高校、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签订的共建协议中明确规定。
华中科技大学一位管理人员透露，部属高校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心理：从生源质量的角度上讲，学校当然希望能适当提高在省外——尤其是生源较好地区的招生比例；但“省部共建”以来，逐年提高所在地生源的招生比例已经成为部属高校的共识，这样可以从地方争取更多支持。在这种得到与付出的不断循环中，部属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节节攀高——浙江大学在合并了几个地方院校后，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一度达到了70%。
前几年，武汉大学在湖北的招生规模大体维持在40%左右，但近两年这一比例正在逐步减少。2008年与2007年相比，减少了800多人；2007年与2006年相比，则减少了1300多人。
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很大反响。因为虽然对当地招生比例的下降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大多数省份仍然在具体措施上小心翼翼。大多是在保持本地生源总量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对外地生源的招生总量，在达到降低当地录取比例的同时，又不致过于损害跟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位教育研究专家分析，武汉部属高校在当地招生数量的连年减少，似可看作当地政府对部属高校控制力的下降。毕竟，这些高校资金主要来源于教育部，“教育部的话语分量还是要超过当地政府”。
当地政府也在采取积极的措施。今年年初，时任湖北省代省长的李鸿忠宣布，从2008年起的3年内，将投入5亿元，支持在武汉的7所部属院校的发展。具体的分配比例是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各2亿元，其他5所各2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湖北省的3亿元外，武汉市也有2亿元投入其中。
武汉市也成为湖北省内与部属院校关系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武汉共建生”可以被视作对这种关系的一个注解。从2002年开始，部属的7所院校开始在武汉招收共建生，条件只有一个：武汉市户口。优惠幅度很大：可以在同等条件下降低20分录取。招生的规模一般在1700～1800人之间。但由于其录取的时间较重点院校稍晚，导致报考者经常在共建生录取程序开始之前，就已经被其他的高校录取，共建生的指标经常出现空缺：2005年共建计划为1770人，实际录取1230人；2006年共建计划为1770人，实际录取1420人。
关系应该怎么处？
虽然部属高校对当地招生比例的逐渐下降使得“高校地方化”降温，但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部属高校资金来源的单一性，还是会使这些学校努力寻找与当地政府维持良好关系的途径。部属院校的教育资源就很难从根本上实现公平分配。
他说，在国外，很多的大学选择偏僻小镇而建，原因之一就是其不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拨款，各种各样的基金已经足以支撑其正常地运作。
在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熊丙奇还建议引入法律程序，以便为双方之间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机制。“比如市政规划，”熊丙奇说，“现在一般是市政府主导完成，大多与利益相关方不能进行充分地沟通，不仅可能会给利益相关方损害，由于缺少法律程序上的充分论证，可能为这一规划带来隐患。”
熊丙奇建议，比较合理的程序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完成规划后，提交人大。由人大召集利益相关方和有关的专家进行论证、博弈，这样虽然可能在工程开始之前花费了较多的时间，但无论从公平角度还是防范风险的角度，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
在涉及高校的城市规划上，比较合理的程序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完成规划后，提交人大。由人大召集利益相关方和有关的专家进行论证。
“也就是武大敢这样跟市政府较劲。”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用此话暗示：武大与武汉市政府的高架桥之争，并非是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典型关系。
除非利益上发生极大冲突，在平时，双方的关系更多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部属院校有求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资金，学校的发展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别敦荣解释道。而对本地生源的招生数量，则是校方制约或者示好地方政府的砝码。
“共建”背后的资金与土地
促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是部属高校的“省部共建”。从1999年开始，如同国内很多城市，湖北省的部属院校也开始进入“省部共建”阶段——即湖北省要在教育部拨款之外，对这些部属院校出一部分配套资金。配套的比例一般是1：1，教育部投入多少钱，省里也应该相应投入多少。
按照教育部有关部属院校拨款的政策：“211”学校一般一年有几千万元，而“985”学校则有几亿。
位于湖北省的部属高校共有7所，加上国家民委的中南民族大学，部委属高校数量位列北京、上海、江苏之后，排全国第四位。但该省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长期徘徊在10名左右，武汉市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也表现一般。
“所以，湖北省相应的配套并没有完全跟上。”别敦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的配套资金，有的到现在也没有到位。”
“沟通肯定也沟通，但总是拖着，拖来拖去就没有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时候对学校的情绪会有影响，因为这关系到学校的发展。但也不会把关系闹得很僵，因为还有其他合作。”
有人因此对部属高校在武汉的发展前途有所担忧，“在一些沿海省市，有时候，地方政府对部属院校的投资有时候比教育部还多。”在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交流中，几个人提到广东省政府对中山大学的扶持。
但他们也承认，湖北省和武汉市在一些方面还是给予了支持。“有些是政策性的，比如批地，这在新校区的建设中尤为明显。”别敦荣说。
“新校区建设的最终审批权并不在地方市政府，但是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校区就基本上建不成。”武汉理工大学一位退休校领导参与了该校新校区筹划的很多工作，深知其中的问题复杂，地方政府的协调和强制能力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0年武汉理工大学三校合并后，共有三大校区、七个教学区，几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区距离主校区10公里以上。同时，该校学生人均占地面积远低于教育部规定的59平方米。经过几年的不懈申请，终于在2003年被批准拿出规划方案。
第一个规划方案开始就遭遇流产。按照原来的规划，要使马房山校区的用地通过“内扩”达到3000亩，余家头校区的用地通过“远收”达到1000亩，但由于在“近扩”中涉及10多家单位，这一方案没实施多久就被迫停止。
此时，该校共建单位之一的武汉市政府通过积极协调，提出了新方案：建议在距主校区不远的南湖湖滨选址新建。这一建议最终被认可，方案也在2003年6月份获得教育部的批准。
这一过程的关键之处在于：高校项目的审批权虽在教育部，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能够付诸实施的立项。而立项能否付诸实施，主要是看与相关各方能否有效协商，这一工作主要由武汉市政府完成。
这一工作完成后，随后的程序就变得非常简单：2003年6月份，教育部批准立项；当年11月、12月份，武汉市国土局、市政府、湖北省国土厅、省政府分别下达批文；2003年12月底报国土资源部审批，并于2004年3月份取得国务院的最后审批。在审批之后的拆迁阶段，武汉市政府同样发挥了主导作用。
“经历了这个过程，才知道省部共建对高校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些事情离开了地方根本就做不了。”武汉理工大学上述退休校领导感慨地说。
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比如高校周边的环境整治也让双方颇费心思。一方面，高校希望维护校内和周边的一方净土；另一方面，没有执法权的高校要对付这些擅长打游击的人群，也只能仰赖于地方政府。记者在武汉市几所部属高校采访时，经常能听到师生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抱怨，也有人将此归咎为地方执法机关的“不作为”。但一位城管人员向记者透露，他们付出同样的努力，在高校周边取得的效果明显不如其他地区，“人太多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公安部门身上。
“很多人把我们理解成独立王国，但事实上这只是个假象，教育以外的很多行政职能事实上由地方政府完成。”武汉理工大学的上述退休校领导表示。
当地生源招收比例：小心翼翼地调整
部属高校则以提高当地录取比例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付出给予回报。回报的具体内容，大都在高校、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签订的共建协议中明确规定。
华中科技大学一位管理人员透露，部属高校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心理：从生源质量的角度上讲，学校当然希望能适当提高在省外——尤其是生源较好地区的招生比例；但“省部共建”以来，逐年提高所在地生源的招生比例已经成为部属高校的共识，这样可以从地方争取更多支持。在这种得到与付出的不断循环中，部属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节节攀高——浙江大学在合并了几个地方院校后，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一度达到了70%。
前几年，武汉大学在湖北的招生规模大体维持在40%左右，但近两年这一比例正在逐步减少。2008年与2007年相比，减少了800多人；2007年与2006年相比，则减少了1300多人。
这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很大反响。因为虽然对当地招生比例的下降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大多数省份仍然在具体措施上小心翼翼。大多是在保持本地生源总量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对外地生源的招生总量，在达到降低当地录取比例的同时，又不致过于损害跟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位教育研究专家分析，武汉部属高校在当地招生数量的连年减少，似可看作当地政府对部属高校控制力的下降。毕竟，这些高校资金主要来源于教育部，“教育部的话语分量还是要超过当地政府”。
当地政府也在采取积极的措施。今年年初，时任湖北省代省长的李鸿忠宣布，从2008年起的3年内，将投入5亿元，支持在武汉的7所部属院校的发展。具体的分配比例是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各2亿元，其他5所各2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湖北省的3亿元外，武汉市也有2亿元投入其中。
武汉市也成为湖北省内与部属院校关系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武汉共建生”可以被视作对这种关系的一个注解。从2002年开始，部属的7所院校开始在武汉招收共建生，条件只有一个：武汉市户口。优惠幅度很大：可以在同等条件下降低20分录取。招生的规模一般在1700～1800人之间。但由于其录取的时间较重点院校稍晚，导致报考者经常在共建生录取程序开始之前，就已经被其他的高校录取，共建生的指标经常出现空缺：2005年共建计划为1770人，实际录取1230人；2006年共建计划为1770人，实际录取1420人。
关系应该怎么处？
虽然部属高校对当地招生比例的逐渐下降使得“高校地方化”降温，但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部属高校资金来源的单一性，还是会使这些学校努力寻找与当地政府维持良好关系的途径。部属院校的教育资源就很难从根本上实现公平分配。
他说，在国外，很多的大学选择偏僻小镇而建，原因之一就是其不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拨款，各种各样的基金已经足以支撑其正常地运作。
在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熊丙奇还建议引入法律程序，以便为双方之间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机制。“比如市政规划，”熊丙奇说，“现在一般是市政府主导完成，大多与利益相关方不能进行充分地沟通，不仅可能会给利益相关方损害，由于缺少法律程序上的充分论证，可能为这一规划带来隐患。”
熊丙奇建议，比较合理的程序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完成规划后，提交人大。由人大召集利益相关方和有关的专家进行论证、博弈，这样虽然可能在工程开始之前花费了较多的时间，但无论从公平角度还是防范风险的角度，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