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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扫黑除恶大背景下，村霸正被“批量式”铲除。据报道，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累计打掉农村地区的涉黑组织1175个，依法严惩“村霸”3727名，对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题的4.17万名村干部进行了清除。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告诉记者，现在清除的村霸基本都是存量，初步形成时间多发生在10多年前、甚至20多年前，近年来新出现的村霸已不多见。“过去村霸频频出现的原因，主要与当时农村比较大的灰色经济地带和比较开放的基层治理政治环境有关。两方面相结合，给村霸提供了生存土壤。”
把持基层政权最长达37年
被抓1年零两个月后，2020年11月28日，山东省邹平市魏桥镇魏桥村原支部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张士学案迎来一审判决：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多位受访的魏桥村村民称，张士学1958年生于该村，其父是老村支书，张士学不爱读书，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他1997年就进入村委会，最初担任村委委员，从2003年至2017年，连续担任了14年村支部书记（其中约有7年时间兼任村主任）。在换届选举时，张士学公开拉票，还专门给一些为他拉票的人买手机，以便拉票所用，不投他的人会遭到报复。
有村民称，有些村民因为不选张士学，家中有孩子从部队转业或外地上学毕业回村落户时，张士学无故不给盖章。
这种长期把持基层政权的“村霸”并不鲜见。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原主任石凤刚，2010年刚上任就通过伪造材料违规入党;2013年通过拉票贿选当选辛庄村党总支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石凤刚担任一把手后，立即对村“两委”进行“大换血”，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村内重要岗位，大搞“一言堂”。
为维持“家族统治”，石凤刚让其子石阳顺利“接班”，通过各种手段安排大学刚毕业的石阳加入党组织，并将其安插为村“两委”委员，又通过一路拉票贿选，让石阳当选为丰台区人大代表。曾经的村委会某工作人员说：“石凤刚买了几十支录音笔监听村民，了解真相的村民没有人敢说他不好，因为不知道哪句话就传到他耳朵里了。”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曾发文透露，已查处“村霸”中，把持基层政权最长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河镇和平村党支部原书记韩喜柱，横行乡里长达37年。已查处“村霸”中，有762名依仗家族宗族势力撑腰横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告诉记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村霸现象普遍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选举制度存在漏洞，一些家族势力很大、以前就做过一些生意的村民，就往往利用家族和经济优势，通过贿选或恐吓等手段，成为村干部。
“土皇帝”大发“土地财”
吕德文分析，村霸频频出现的原因也与农村的灰色经济地带有关，这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关。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也处在转型期。长时间来，基层的经济秩序比较混乱，相关的法律规范比较薄弱，监管上不到位，所以出现了很多灰色地带。比如，在土地开发利用方面，房地产公司跟村级组织直接对接即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村霸在大发“土地财”的同时，往往存在暴力征地、故意伤害等行为。
记者在实地走访时发现，张士学的家族产业在魏桥村涵盖纸业、煤场、酒店等多个领域。多位村民称，张士学有多个商业项目是其違法侵占土地后搞的工程。村民魏立军称，村里建了一个净化水服务站，需用三分地即可，张士学却以此为名，侵占了村里耕地大约50亩，为他经商所用。
根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通报，石凤刚将村西侧的数十亩林地以防火为名改造成私家园林，造凉亭、挖人工湖、建供私人享用的蔬菜大棚，将整座山头变成了自己的后花园。石凤刚采用停水断电、门前挖沟、收取天价卫生费等手段，逼迫承租村内土地的村民低价将土地、厂房等资产转让给自己。据调查，石凤刚在征地拆迁中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共计5.8亿元。石凤刚宛如村中的“土皇帝”，他的妻子被村中人称为“太后”。
“村霸治村”沦为“法外之地”
郑风田称，以往农村纠纷调节机制失衡，村庄治理缺乏规范，也是村霸做大的原因之一。农村民间的纠纷一般应该由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解决，但不少村庄的这些机构遇到问题不愿管、不敢管，让纠纷双方依靠势力大小来解决，无形中让村霸势力盛行起来。
“村霸治村”让农村沦为“法外之地”，许多村霸公然做出一些狂妄之举。缺少法治观念，肆意妄为的村霸并不鲜见，拘禁、用私刑甚至活埋，也时有发生。新华社曾发文援引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话称，“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有人”。
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治理村霸问题，必须要由过去偏重于经济发展的乡村治理，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并重，破除宗族势力，革新乡村风俗和观念，消除乡匪村霸产生的土壤。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12.3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告诉记者，现在清除的村霸基本都是存量，初步形成时间多发生在10多年前、甚至20多年前，近年来新出现的村霸已不多见。“过去村霸频频出现的原因，主要与当时农村比较大的灰色经济地带和比较开放的基层治理政治环境有关。两方面相结合，给村霸提供了生存土壤。”
把持基层政权最长达37年
被抓1年零两个月后，2020年11月28日，山东省邹平市魏桥镇魏桥村原支部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张士学案迎来一审判决：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多位受访的魏桥村村民称，张士学1958年生于该村，其父是老村支书，张士学不爱读书，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他1997年就进入村委会，最初担任村委委员，从2003年至2017年，连续担任了14年村支部书记（其中约有7年时间兼任村主任）。在换届选举时，张士学公开拉票，还专门给一些为他拉票的人买手机，以便拉票所用，不投他的人会遭到报复。
有村民称，有些村民因为不选张士学，家中有孩子从部队转业或外地上学毕业回村落户时，张士学无故不给盖章。
这种长期把持基层政权的“村霸”并不鲜见。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原主任石凤刚，2010年刚上任就通过伪造材料违规入党;2013年通过拉票贿选当选辛庄村党总支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石凤刚担任一把手后，立即对村“两委”进行“大换血”，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村内重要岗位，大搞“一言堂”。
为维持“家族统治”，石凤刚让其子石阳顺利“接班”，通过各种手段安排大学刚毕业的石阳加入党组织，并将其安插为村“两委”委员，又通过一路拉票贿选，让石阳当选为丰台区人大代表。曾经的村委会某工作人员说：“石凤刚买了几十支录音笔监听村民，了解真相的村民没有人敢说他不好，因为不知道哪句话就传到他耳朵里了。”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曾发文透露，已查处“村霸”中，把持基层政权最长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河镇和平村党支部原书记韩喜柱，横行乡里长达37年。已查处“村霸”中，有762名依仗家族宗族势力撑腰横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告诉记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村霸现象普遍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选举制度存在漏洞，一些家族势力很大、以前就做过一些生意的村民，就往往利用家族和经济优势，通过贿选或恐吓等手段，成为村干部。
“土皇帝”大发“土地财”
吕德文分析，村霸频频出现的原因也与农村的灰色经济地带有关，这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关。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也处在转型期。长时间来，基层的经济秩序比较混乱，相关的法律规范比较薄弱，监管上不到位，所以出现了很多灰色地带。比如，在土地开发利用方面，房地产公司跟村级组织直接对接即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村霸在大发“土地财”的同时，往往存在暴力征地、故意伤害等行为。
记者在实地走访时发现，张士学的家族产业在魏桥村涵盖纸业、煤场、酒店等多个领域。多位村民称，张士学有多个商业项目是其違法侵占土地后搞的工程。村民魏立军称，村里建了一个净化水服务站，需用三分地即可，张士学却以此为名，侵占了村里耕地大约50亩，为他经商所用。
根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通报，石凤刚将村西侧的数十亩林地以防火为名改造成私家园林，造凉亭、挖人工湖、建供私人享用的蔬菜大棚，将整座山头变成了自己的后花园。石凤刚采用停水断电、门前挖沟、收取天价卫生费等手段，逼迫承租村内土地的村民低价将土地、厂房等资产转让给自己。据调查，石凤刚在征地拆迁中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共计5.8亿元。石凤刚宛如村中的“土皇帝”，他的妻子被村中人称为“太后”。
“村霸治村”沦为“法外之地”
郑风田称，以往农村纠纷调节机制失衡，村庄治理缺乏规范，也是村霸做大的原因之一。农村民间的纠纷一般应该由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解决，但不少村庄的这些机构遇到问题不愿管、不敢管，让纠纷双方依靠势力大小来解决，无形中让村霸势力盛行起来。
“村霸治村”让农村沦为“法外之地”，许多村霸公然做出一些狂妄之举。缺少法治观念，肆意妄为的村霸并不鲜见，拘禁、用私刑甚至活埋，也时有发生。新华社曾发文援引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话称，“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有人”。
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治理村霸问题，必须要由过去偏重于经济发展的乡村治理，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并重，破除宗族势力，革新乡村风俗和观念，消除乡匪村霸产生的土壤。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