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鱼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 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 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从词前小序来看，辛弃疾这首《摸鱼儿》写于淳熙己亥年，即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这年，作者由湖北转运副使调任湖南转运副使，同官王正之为他送行，因填此词。
　　稼轩在什么情况下写作这首词，我们有必要对他南归以来的政治际遇梳理一下，否则是无法理解其含义的。
　　稼轩于1162年南归，到他1207年去世，在南方仅仅生活了40余年，却有20年被罢官闲居乡里。他曾愤怒地写道：“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满江红·倦客新丰》）一个满腹文韬武略、曾经叱咤疆场、奋勇抗金的英雄的青春和生命就这样被虚掷了。写《摸鱼儿》这首词时，他南归已经17年了。他是怀抱着一腔恢复北方失地的热血而投奔南宋朝廷的。他曾给皇帝及宰相虞允文上书《美芹十论》和《九议》，詳细阐明自己恢复中原的主张。可是投降派把持朝政，只知对金人纳币称臣，无人采纳稼轩的正确主张。而且还受到种种打击排斥，因此恢复中原的理想一直不能实现。朝廷一些人将南来之人称为“归正人”加以歧视，而稼轩曾一度受到孝宗的器重，曾担任“方面大吏”，这又招来某些人对他的嫉恨。加之稼轩本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因此他只能辗转于地方官任上。据唐圭璋先生的《辛弃疾年表》统计，到1179年（即写作此词时），南归这17年间他竟然被调动了15次职务，平均一年多就换一个地方。每到一地，都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稼轩也深为这种辗转流离、无所作为的生活所苦恼。1178年，在他又一次调动时，他忍不住在一首《鹧鸪天》的词中写道：“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尽管如此，稼轩还是每到一地，就兴利除弊，发展经济，举荐贤良，弹劾贪腐，整顿武备，积极地为恢复大业创造条件。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不等成事，就会受到投降派的弹劾而被调往他所。他在1179年赴湖南转运副使任之初写的上奏孝宗的《论盗贼札子》很能说明稼轩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奏疏中说：“臣姑以湖南一路言之。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谓斯民无所诉，不去为盗将安之乎。臣一一按奏，所谓诛之不可胜诛。”奏折中指出一事实： 由于州县地方贪官横行，巧立名目，对百姓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更加豪强劣绅的盘剥，逼迫百姓倾家荡产，走投无路，上告无门，只能铤而走险，逼良为盗。稼轩无论在湖北还是在湖南，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贪腐横行、官贪吏虐、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吏，他绝不肯与这些宵小同流合污。也必然遭到这些宵小的打击与诬陷。而皇帝高高在上，并不体察下情。他在同一篇奏折中说：“臣孤危一身久矣……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脱口而祸已旋踵。”说明他当时处境的险恶。
　　在动辄得咎、伴君如伴虎的封建官场，遭到打击迫害的正直之士，你能随便将这些感受加以表白吗？当然不能。稼轩只能以伤春、宫怨形式，寄托政治上的幽愤之感。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此词“词意殊怨……愚闻寿皇（孝宗）见此词，颇不悦”。可见此词绝不是写什么惜春悲秋、宫人争风吃醋之作，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下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首词的语意。
　　上片写怜惜春天逝去，又徒然希望留住春天的心情。起句“更能消、几番风雨”，意思说已经到了暮春，还能经受几番风雨呢？此句“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大有激切不平之意。“惜春”二句，欲扬先抑，从春前怕花早开，进一步突出春残花落时的惜春之情。“春且住”二句，于无可奈何之中强作留春之语。“怨春不语”，留之不住，难免生怨。以惜春、留春、怨春，抒发年华将老，北伐大好时机多次失掉的愤懑情怀。上片歇片“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 尽日惹飞絮”三句，以“惹飞絮”的“画檐蛛网”自比，意思说尽管势单力孤，能力微薄，但自己依然为抗金复国做着徒劳的努力，就像眼前的画檐蛛网，即使只能粘到一丝小小的飞絮也在所不惜。
　　下片以蛾眉见妒的失宠美人自比，表现他对自身遭遇的不平。长门，汉宫殿名。据说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住在长门宫，她用百斤黄金给司马相如，让他给自己写一篇《长门赋》，从而夺回旧宠。“长门”三句，词人借此典说希望又成泡影，因为有人进谗。“千金”二句，更进一层。陈皇后尚能以千金买来《长门赋》，夺回旧宠;而自己纵然买来此赋，又向谁人倾诉衷肠？可见被谗之深。“君莫舞”二句，连用二典，即杨玉环安史之乱中马嵬坡被迫自缢和汉成帝皇后赵飞燕被废黜后终于自杀的历史故事，警告得宠小人，说他们总有一天要断送了国家，也葬送了自己。最后以斜阳烟柳与上片春残花落之景照应，象征朝政的昏暗和国势的衰微，而所谓“闲愁”正是词人忧国忧民之愁，他为之痛断肝肠。
　　关于这首词的风格，虽然早有定评，但我认为仍有作进一步探讨之必要。夏承焘先生在《肝肠似火，色貌如花》（《唐宋词欣赏》）一文中说：“这首《摸鱼儿》的内容是热烈的，而外表是婉约的……我们可以用肝肠似火，色貌如花八个字，来作为这首《摸鱼儿》的评语。”这就是说此词是婉约其表，豪放其里，是熔婉约、豪放于一炉的词作。因为稼轩运用了传统的香草美人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表达的却是忠言不被采纳、横遭群小打击迫害、恢复大业不能实现的满腔愤懑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我们不妨对相同题材的词作一比较，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先来看五代后蜀词人毛熙震的一首《清平乐》：
　　春光欲暮，寂寞闲庭户。粉蝶双双穿槛舞，帘卷晚天疏雨。
　　含愁独倚闺帏，玉炉烟断香微。正是销魂时节，东风满树花飞。 　　这是典型的花间词派的风格。词作细致地描写了晚春景象，而抒情主人公自然是一位独处深闺的女子，她看着一对对蝴蝶在栏杆间穿梭飞舞及东风中飘荡零落的花朵，感到寂寞忧愁，因为随着春的逝去，她的青春也在消逝。可能她的终身尚无着落，当此春光欲暮之际就倍感销魂了。词的内容仅此而已。风格柔美缠绵。我们再看南唐冯延巳的一首《采桑子》（八）：
　　昭阳记得神仙侣，独自承恩。水殿灯昏，罗幕轻寒夜正春。
　　如今别馆添萧索，满面啼痕。旧约犹存，忍把金環别与人。
　　这是一首宫怨词。女主人公曾独得皇帝的宠幸，在臨水的昭阳殿中与皇帝度过美好的春宵。然而好景不长，皇帝另有所爱，如今她在萧索的别馆中以泪洗面。
　　这就是晚唐五代婉约词的特点，内容无非是男欢女爱，或闺中思妇的相思愁怨。充满绮罗香泽。稼轩的词，虽然也在写伤春、宫怨，但风格与此迥然不同。法国18世纪作家布封在《论风格》的演讲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风格即人。”中国的苏轼也说其弟子由“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书》），后来被归纳为“文如其人”。稼轩的词无论从思想内蕴上，还是从艺术表现形式上，都具有独特的稼轩风格。他的一生，从年轻时参加抗金义军，到晚年闲居乡里，无时无刻不在为恢复大业而奔走呼号，这种思想感情在他的词中可说是一以贯之的。然而南归40余年却受到群小的打击排斥，理想不能实现，蹉跎岁月，忧心如焚。因此他的词作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被压抑的愤懑不平，一种激烈的抗争，这几乎构成了他豪放词作的主旋律。反映在风格上大多是激昂慷慨， 沉郁悲愤。例如他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中说：“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看到被占领的北方领土，他就想到要有倚天万里长剑般的武力，才能恢复失地。这是何等的雄心壮志。然而“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他的雄心似滔滔奔流的江水，而当权者犹如两岸对峙的峡谷制约着这奔涌的激流，使他不能自由舒展。在《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中，一方面赞美陈亮为国闻鸡起舞，恢复之志坚定如铁，抒写自己“看试手，补天裂”的壮烈情怀，另一方面又为“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的弃置人才的现实而极度悲愤。在《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中，这报国无门、请缨无路的情感竟化作“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等一连串激烈的外在动作，可见其被压抑及激愤的程度，凡此种种。这种感情与《摸鱼儿》透过伤春、宫怨所表达的情感毫无二致。所不同者，一直露，一含蓄。还有后者更多地运用了比兴寄托手法，更为含蓄蕴藉而已。可以说这首婉约其表的词与他的豪放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代词评家陈廷焯对此词评介说：“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白雨斋词话》）梁启超更赞扬说：“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亦可见此词风格的与众不同。